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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农民又心痛，又气愤。

就急火火地赶到衙门击鼓告状，请求县太爷为他追查捉拿割牛舌的人。

包拯沉思良久，觉得这个案件毫无线索，根本无从查起，便对那个告状的农民说：“牛舌既然被割了，你就把牛杀了卖肉吧。

”那农民心有不甘，还要说些什么，却被包拯打断，摆手让他离开。

那农民回家以后，果真把牛杀掉。

就在那农民杀牛的两天以后，天长县衙门外又有人击鼓告状，那人状告某某私自宰杀耕牛。

只见包拯把脸一沉，猛地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道：“好歹毒的刁民，割了人家的牛舌头，反倒来告人家私宰耕牛，真是胆大包天!”那家伙一听，顿时大惊失色，随后便便浑身瘫软地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老老实实的供认了割人牛舌的罪行。

原来包拯早就料到，农民杀牛卖肉之后，割牛舌的人定会乘机诬陷。

牛没了舌头之后，没有办法吃东西，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杀牛卖肉是唯一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法。

为什么割了人家牛的舌头，还去告人家杀牛呢?那是因为当时杀牛是违法的。

《宋刑统》规定：“故杀官私马牛者，请决脊杖二十，随处配役一年放。

杀自己马牛及故杀官私驼骡驴者，并决脊杖十七”。

时下诏规定：“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罪不至死者，并系狱以闻，当从重断。

”的时候，每一头耕牛官府都是需要登记造册的。

要是牛病死老死，也要上报官府，经过检验批准才可以宰杀! 不仅仅是宋朝，西周时就有“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规定。

我国古代政府给予耕牛的格外维护，在，杀牛是要偿命的，即便你是牛的主人。

“王法禁杀牛，犯禁杀之者诛”。

在私杀耕牛判徒刑一年，“官私马牛，为用处重，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故杀者徒一年半。

” 因为牛不但是农耕时代耕地的主要畜力，牛皮牛筋和牛角还都是战略物资。

所以历朝历代管控严格。

经政府批准宰杀的病牛和老牛，每杀一头要缴纳牛皮、牛筋、牛角，这些都是用来制作武器的战略物资。

《传》里，好汉们经常会喊“来二斤牛肉，一壶水酒。

”是施耐庵不懂宋朝的律法吗?非也。

《》成书于元末明初，法律规定，私自杀牛要杖责一百。

按照的法律，屠宰耕牛也是犯罪行为：“故意杀死他人马牛的，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马牛的，杖一百。

耕牛伤病死亡的，不报官府，私自开剥，笞四十。

”由此可见，施耐庵对于历代朝廷不准私自宰杀耕牛的法律不至于不了解。

那么他为什么让好汉们经常吃牛肉呢? 不准私自宰杀耕牛，不代表没有牛肉卖。

前面不是说了嘛，在经过政府批准后，老牛和病牛还是可以宰杀卖肉的。

另外，在那个遍地盗贼、处处黑店的时代，一定存在着偷牛卖肉给不良酒店的产业链。

现在也有不少饭店提供一些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给食客享用，而且屡禁不止，跟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可见那时候市场上还是有牛肉供应的，只不过价格十分昂贵而已。

而梁山好汉里面可没有什么良民，打家劫舍的他们又不差钱，吃牛肉也就不稀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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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宽广，温厚诚信，得到的深深信赖，称为“神交”，并努力缓和蜀汉与孙吴的关系。

诸葛瑾在东吴功绩不多，为何能够一生受到孙权的器重，官运亨通? 诸葛瑾是东吴名臣。

他的长处是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德行服人，至于治国理政、统兵作战，就不是诸葛瑾的强项了。

事实表明，诸葛瑾指挥打仗的水平确实很差，他戎马一生，参加过多次战役，有时甚至担任统帅，但几乎没有打过胜仗。

然而，就凭着如此令人看了直犯尴尬癌的战绩，诸葛瑾在东吴却是官运亨通，历任孙权讨虏将军府长史、中司马，绥南将军、南郡太守，左将军，最后官至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地位仅次于大司马吕范和上大将军，是东吴政权中的核心人物。

为什么呢?是孙权眼瞎吗?当然不是，孙权一向有识人之明，他之所以重用诸葛瑾，不仅仅是看KPI指标，而是有着更深层面的考虑。

诸葛瑾的战绩令人尴尬 诸葛瑾早期主要在孙权的幕府中任职，建安二十四年东吴袭取荆州后，诸葛瑾出任绥南将军、南郡太守，从此离开孙权幕府，担任的大将。

此后一段时间，诸葛瑾参与了几次重大战役，主要有： 南郡、江陵之战 黄武元年九月，魏军大举南进，亲至宛城督战，遣、、、围攻南郡、江陵。

江陵守将时为，孙权派诸葛瑾、前往救援朱然。

《·诸葛瑾传》注引《吴录》记载了诸葛瑾在此战中的表现：“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

” 诸葛瑾是个慢性子，他位居援军统帅，率领着“大兵为之救援”，本应积极进攻魏军以解朱然之围。

但他每天开会商议，制定作战计划，进行沙盘推演，就是没有认真出兵和魏军交战过。

以至于“兵久不解”，连孙权也很有意见。

此时再任由诸葛瑾拖下去只怕要出大问题。

于是潘璋出手，趁春季水涨，用着火的竹筏顺江而下烧坏魏军的浮桥，迫使曹真退兵。

朱然在江陵城内也沉着应战，坚守城池，围攻江陵的夏侯尚眼看师久无功，也只好退兵。

此战中诸葛瑾完全束手无策，进退失据，虽然最后有“全师保境”之功，但那主要是朱然和潘璋的功劳，诸葛瑾不过是捡了个便宜。

江夏、 黄武五年五月，曹丕去世，即位。

八月，孙权趁大丧，亲自领兵进攻江夏，同时命诸葛瑾、张霸等进攻襄阳。

魏抚军大将军先败孙权，后败诸葛瑾，并斩张霸。

孙权本打算赚点便宜，没想到被司马懿打得惨败。

诸葛瑾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不但被司马懿打败，而且还赔上了部将张霸的性命。

第四次合肥之战 嘉禾三年五月，为配合蜀汉北伐，孙权起兵攻魏，三路北进，陆逊、诸葛瑾等攻襄阳，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阴，孙权自率大众围合肥新城，史称“第四次合肥之战”。

亲御龙舟东征，未至寿春，孙权退还，孙韶、张承也退军。

三路大军中两路已退，只剩下陆逊和诸葛瑾这一支孤军，他们将如何应对呢? 《三国志·陆逊传》记载了二人的表现。

孙权退兵后，陆逊派去和孙权联络的亲信韩扁也被魏军俘获，诸葛瑾写信给陆逊建议跟着大部队尽快退兵，否则到了枯水季节就不好走了。

陆逊担心再次泄密，得书不答，而是催人种菜种豆，又和诸将下棋射箭，摆出一副要打持久战的样子。

诸葛瑾急了，亲自赶到陆逊的大营，陆逊这才告诉诸葛瑾，如果急着撤退，魏军一定会紧跟追击，那样说不定会变成大溃败，所以要先稳定将士之心。

陆逊还把自己的计划告知诸葛瑾，由陆逊率陆战主力佯攻襄阳城，这样魏军就会把兵力集中到城内。

而诸葛瑾则指挥水军准备船只，就绪后和陆逊一起登船出发。

诸葛瑾依计行事，魏军果然害怕陆逊真的来攻城，悉数集结到襄阳城内，来不及追击，陆逊和诸葛瑾顺利返回东吴。

这一战对于东吴来说是失败了，问题只是在于吴军能不能安全地撤退。

这个问题不是诸葛瑾能够解决的，他只是急吼吼地想着快点跑，最终还是陆逊深谋远虑，有计划有秩序地撤退，否则在魏军追击之下，急着回家的吴军很有可能四散奔逃，变成溃退。

全靠有陆逊，才让诸葛瑾避免了一次溃败，保住了一点面子。

樊城、柤中之战 赤乌四年四月，趁即位不久，政局未稳，吴军再次兵分三路攻魏，卫将军全琮攻芍陂，车骑将军朱然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攻柤中。

据《三国志·齐王纪》注引干宝《晋纪》载，樊城被围后，司马懿督军南征，认为南方湿热，不宜久留，于是积极备战。

“乃令诸军休息洗沐，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

然等闻之，乃夜遁。

追至三州口，大杀获。

”司马懿能够“大杀获”，也就意味着吴军损失惨重。

这次朱然也救不了诸葛瑾，诸葛瑾又吃了一回败仗。

诸葛瑾官运亨通，越做越大 诸葛瑾参加的四次大战役，无一取胜，有两次是勉强安全撤退，还有两次则是不折不扣的败仗。

按理说，以这样的战绩，不被追责治罪就很不错了，但诸葛瑾却不一样，他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屡屡升迁，直至进入东吴军队的最高层，担任大将军、左都护。

当时大司马吕范已死，东吴军队中只有上大将军、右都护陆逊的地位与诸葛瑾相当。

在重武轻文的东吴政权里，诸葛瑾可以说是除了孙权之外排名的人物。

孙权为什么重用诸葛瑾?是因为孙权不知道诸葛瑾打仗很差火吗? 不，恰恰相反，有迹象表明，孙权对诸葛瑾的军事水平非常了解。

自从江陵之战后，孙权就已经知道诸葛瑾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孙权不再让诸葛瑾单独担任统帅之职，而是安排陆逊、朱然等名将和他共同行动，目的是让诸葛瑾有打胜仗的机会，即使在战败情况下，也能全身而退，保住名声。

诸葛瑾为什么得到孙权的特别青睐?孙权为什么处心积虑要扶诸葛瑾上位，为他打怪升级加经验值创造机会?综合起来分析，孙权考虑的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诸葛瑾是“淮泗集团”的标杆人物 东吴集团的文官武将来源很杂。

是吴郡富春县人，但出身孤寒之家，在江东没有多少社会基础，孙坚以武职起家，转战南北，收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例如、、、等。

孙坚死后，在淮南依附，在这一时期，孙策又网罗了一批出身淮水、泗水流域地区的人士，例如、张纮、、吕范、诸葛瑾、、等等。

这批人出身于淮泗地区，因此被称为“淮泗集团”。

孙策渡江略地江东，依靠的就是淮泗集团的力量。

孙策死后，辅佐年幼的孙权立足江东继续创业的，仍然是淮泗集团。

此后孙吴政权逐渐吸纳江东本土士人进入统治阶层，但始终仍以淮泗集团为根本。

孙权临死前指定的三名辅佐孙亮的顾命大臣，、滕胤、，全部都是淮泗集团人士。

可见，在孙吴统治者眼里，江东并不完全可靠，淮泗集团才是真正的“自己人”。

但是，淮泗集团有个弱点，这些人虽然大多出身地方豪族，但门第都不高。

张昭虽然号称名士，但主要得益于他自身的努力，彭城并非名门望族。

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没有名门望族参与的政治集团，难免会被人瞧不起，也缺乏吸引力。

在淮泗集团中，只有诸葛瑾出身的琅琊诸门第较高，是西汉名臣诸葛丰之后，可以算得上是名门望族。

诸葛瑾的叔父诸葛玄一出仕就是二千石级的豫章太守，这是只有名门望族子弟才能享有的特殊政治待遇。

由此也可看到琅琊在时人眼中的崇高地位。

诸葛瑾是孙权所依赖的淮泗集团中唯一的名门望族、高第世家子弟，是个标杆性的人物，孙权不断扶持诸葛瑾上位，目的不外乎是提升孙吴政治集团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吸引更多的士大夫，将更多的人才纳入麾下。

诸葛瑾为人谨慎 《三国志·诸葛瑾传》称赞诸葛瑾“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

“德度”是指社会道德规范，“规检”是严格遵守的意思，这是说诸葛瑾做事小心严谨，严格遵守道德。

《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评价诸葛瑾：“瑾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

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

”诸葛瑾妻子死后不再续娶，与爱妾所生的子女，都不养大(意思是杀死或丢弃)。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似乎，但当时的人觉得这恰恰是诸葛瑾为人谨小慎微、坚守伦理道德的表现。

《三国志·诸葛瑾传》还载，诸葛瑾对孙权有所进谏，都是以温和委婉的方式进行，使孙权容易接受。

正是诸葛瑾这种小心翼翼的做事风格，让孙权觉得这个人非常靠谱，因此放心重用。

诸葛瑾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孙权其人很有才干，但他和父兄一样都是暴脾气，经常迁怒于人。

这就需要有个高情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来替他协调、缓和与下级的关系。

这个高情商的人，就是诸葛瑾。

据载，、虞翻、步骘、殷模等人都曾因孙权的一时之怒险些要被重罚，都是诸葛瑾巧妙设法，地化解孙权的情绪，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风波。

诸葛瑾与孙氏宗室也有密切交往，常受孙权委托处理涉及宗室的事情。

比如孙权堂兄弟孙皎，“与诸葛瑾至厚”。

孙皎曾与发生争执，孙权致书训诫，说“今故烦重宣吾意”，也就是让诸葛瑾去处理孙皎与甘宁的纠纷。

孙权侄子孙松也结交诸葛瑾。

孙松去世时诸葛亮特别致信诸葛瑾表示悼念。

这说明诸葛瑾曾介绍孙松给诸葛亮认识，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孙权是多疑的人，诸葛瑾能够结交宗室而不引起孙权的猜忌，还能受命协调敏感的宗室关系，可见诸葛瑾情商很高，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多疑的孙权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诸葛瑾是孙权倾吐真心话的对象 古代帝王处于孤寡之位，内心往往极为寂寞，难得有可以倾吐真心的对象。

而诸葛瑾由于情商高，说话办事小心稳妥，正好可以成为孙权推心置腹倾吐真心话的对象。

陆逊在曹丕死后曾上表孙权，称曹睿治国有方，不宜轻易对魏用兵，孙权把陆逊的上表拿给诸葛瑾看，批评了陆逊的看法。

当时诸葛瑾和陆逊分别为左右都护，地位相当，孙权可以当着诸葛瑾的面批评陆逊，却从来没有当着陆逊的面批评诸葛瑾，可见在孙权的内心，对诸葛瑾的信任远胜于陆逊。

诸葛瑾在对蜀外交中起特殊作用 诸葛瑾与诸葛亮时同胞兄弟，这一层关系，使诸葛瑾在对蜀汉的外交中居于特殊的地位。

事实上诸葛瑾也曾多次充当使者与蜀汉交涉，特别是在吴蜀关系紧张的时期，诸葛瑾代表东吴去索取荆州、在起兵伐吴时劝说刘备退兵，都是的差使。

诸葛瑾硬是把这些任务一肩挑起，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是他能够得到孙权另眼相看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被内定为未来辅政人选 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自幼聪慧过人，引起了孙权的注意。

“权甚异之，欲试以事”。

这是指孙权有意培养诸葛恪，让他在各种岗位上锻炼，增长见识和才干，以便在孙权死后可以辅佐新。

诸葛恪不负厚望，先是平定了丹阳郡的山越，又屯驻柴桑以防备司马懿南侵，屡立功勋，历任骑都尉、左辅都尉、抚越将军、丹阳太守、威北将军，陆逊死后，诸葛恪代陆逊任大将军，驻武昌，领荆州事，负责长江上游防务。

诸葛恪做事刚愎自用，孙权对此有些意见，但诸葛恪总的表现基本令孙权满意。

孙权临终之际，急召诸葛恪入宫，命诸葛恪辅相幼主。

诸葛恪之所以会被孙权委以重任，除了他本人足智多谋之外，还在于他是诸葛瑾的儿子，是孙权最为信赖的淮泗集团的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因此早就被孙权内定为诸葛瑾和陆逊的接班人，并且有意识地加以锻炼培养。

另一方面，诸葛恪作为未来接班人的特殊地位，也提升了诸葛瑾的地位。

孙权把诸葛瑾安排好了，当然有利于让诸葛恪更加死心塌地效忠于东吴。

可惜的是，诸葛恪的性格与父亲诸葛瑾完全不同。

也许是诸葛瑾平时小心谨慎过了头，反而引起诸葛恪的抵触和反感。

诸葛恪下定决心不像父亲那样只做低调的，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形成了强势的个性和独断专行的作风，最终因连年用兵失败，失去人心，被孙峻谋杀。

诸葛恪被诛之后，其弟弟诸葛融自杀，儿子诸葛竦、诸葛建先后被杀，琅琊诸葛氏中诸葛瑾这一支遂不复存在。

这也是东吴淮泗集团走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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