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萨德为何停止追查门格勒?结局是怎样的?

1962年7月，摩萨德特工兹维·阿哈罗尼从巴西匆匆的飞往了巴黎，向其上级汇报了一个重要消息，表示摩萨德特工在巴西寻找到了一名二战纳粹德国战犯，绰号为“死亡天使”的奥斯维辛党卫队军医约瑟夫·门格勒，并恳请上级立即制定对门格勒的追捕方案。

一想到门格勒会与艾希曼一样被带去以色列接受审判，阿哈罗尼就会忍不住兴奋和激动。

然而几天之后，阿哈罗尼被实力打脸了，因为上级的指示是停止一切针对门格勒的追捕行动。

这个命令让阿哈罗尼非常的失望，同时这也让门格勒再一次的销声匿迹，最终逃离了法律的制裁。

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何摩萨德要放弃抓捕门格勒呢?下面吾爱诗经网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960年成功了绑架了艾希曼之后，摩萨德负责人哈维尔就希望继续寻找门格勒的下落，尽管线索中断，但他没有放弃努力，他指派兹维·阿哈罗尼领导一个行动小组继续追查门格勒。

阿哈罗尼派人监视前德国空军上校汉斯·鲁德尔和纳粹支持者沃尔夫冈·格哈德，终于在格哈德身上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可能与门格勒有联系。

特工发现格哈德经常前往圣保罗郊外的一处农场，决定前去一探究竟，他们假装去郊游野餐，在农场外暗暗观察，不久，有三个人走出了房屋，其中两人是格哈德夫妇，而第三个人，尽管留着胡子，但相貌身高与门格勒完全一样，阿哈罗尼可以肯定，这个人就是门格勒。

阿哈罗尼心里已经有了计划，他打算像绑架艾希曼那样将门格勒抓捕回以色列受审，于是立即飞到巴黎向哈维尔汇报，这才发生了本文开始时那一幕。

穿着白大褂的门格勒，但他不是白衣天使，而是死亡天使。

在线索清晰、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摩萨德为什么突然叫停对门格勒的抓捕，的确令人费解。

据目前透露出零星材料显示，摩萨德之所以停止对门格勒采取行动，一是他们不能确定被发现的到底是不是门格勒，如果贸然行动抓错了人，会使自己在外交上很被动。

二是当时以色列与埃及关系紧张，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整个以色列和摩萨德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与战争相关的方面，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只能暂缓。

我认为第二个原因更合理，战后摩萨德特工在南美各国活动频繁，让南美国家感到他们的主权受到冒犯，特别是绑架艾希曼事件，更是明显的侵犯了阿根廷的主权，此后阿以两国关系恶化。

虽然南美各国都明里暗里的支持纳粹战犯，但以色列也不愿意因为几个逃亡的纳粹战犯而让自己与南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尽管第三次中东战争在五年后才爆发，但以当时以色列所面临的处境，它不会因小失大为了一个门格勒去与众多的国家交恶，这才是放弃抓捕门格勒的真正原因。

约瑟夫·门格勒1911年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1935年获得慕尼黑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三年后又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在生物医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天才，他应该用自己的知识造福人类才对，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在纳粹集中营里，他打着“医学研究”的名义，毫无人性的对众多的受害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

门格勒在东线时的留影，他担任武装党卫队的军医，还获得过二级铁十字勋章和战伤徽章。

门格勒1937年加入党卫队，二战爆发后加入武装党卫队，1941年开始以军医身份在东线服役，1942年调到维京师继续当军医，后受伤转回德国，进入党卫队种族与移民办公室，1943年他申请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以便在那里进行“医学研究”。

门格勒担任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罗姆人营地的主管医生，这些“医生”的职责就是筛选犹太人，决定哪些人可以暂时留下，哪些人立即送进毒气室，据说门格勒并不喜欢筛选犹太人的差事，他对双胞胎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选择了很多双胞胎孩子作为他的试验品，向孩子们的眼睛里注射药物以改变眼球的颜色，把双胞胎婴儿背对背的缝合在一起以制造连体人，注射致病菌、胡乱截肢等更是日常“研究”项目，摧残结束后就把孩子们送进毒气室杀害。

对于营区内患传染病的囚徒，门格勒的处理方法是全部送进毒气室，然后进行彻底消毒，这就是他的“治疗”手段，到底又多少人死在门格勒手里，至今仍没有准确数据，据估计可能达几十万之众。

门格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项日常任务，就是对列车刚送来的犹太人进行筛选，那些身体健康的犹太人可以留下来服苦役，绝大多数人被党卫军医生判断为没有利用价值，直接送进毒气室。

为何一个本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会成为一个反人类的杀人狂魔?纳粹推行的种族主义是关键因素，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除了雅利安人，其他民族都属于“低等民族”，都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意识形态与所谓的医学、优生遗传学结合在一起时，就造就出了许多门格勒这种将医学措施用作摧残他人手段的“科学魔鬼”。

门格勒在1945年1月苏军解放奥斯维辛前十天逃跑，他带走了一箱“研究资料”，其他无法带走的材料全部销毁，然后把自己伪装成国防军在6月向美军投降，由于他腋下没有党卫军成员的纹身，加上盟军对战犯通缉工作存在混乱，门格勒蒙混过关，在7月被释放。

他用弗里特·乌曼的化名取得了假身份，在巴伐利亚罗森海姆附近一个农场找到工作。

门格勒的妻子不愿意与他一起逃亡，后离婚，门格勒于1958年与寡居的弟媳玛莎结婚，这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保证家族企业的利益。

实际上，盟军并没有放弃对门格勒的追查，但他们无法确定门格勒的真实姓名，无法正确的拼写出门格勒的名字，加上门格勒改名换姓，追查工作陷入停顿。

门格勒确没有放松警惕，他清楚自己的罪行一旦被捕肯定难逃一死，所以1949年7月，在残余纳粹势力的帮助下，他逃到了阿根廷。

其他纳粹战犯逃往南美后，大都隐姓埋名低调生活，门格勒又是一个另类，他不仅当上了门格勒家族企业在南美的销售代理，而且还大摇大摆的回到德国，迎娶了自己寡居的弟媳，带着儿子罗尔夫去瑞士度假滑雪，回到阿根廷之后，他更是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向德国大使馆申请了护照，门格勒的姓名还公开出现在电话黄页上。

他这种招摇的方式自然会引来犹太组织的注意，1959年，一份关于门格勒的调查材料被送交给西德检查机构，要求以战争罪起诉门格勒，不幸的是，由于西德司法系统内部与纳粹残余势力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这个消息被透露了出去，门格勒得到消息很快就消失了。

门格勒先是逃到巴拉圭，艾希曼被摩萨德绑架后，心惊胆战的门格勒在格哈德的帮助下又逃到巴西，与匈牙利移民斯坦默合伙买下一个农场，这就是阿哈罗尼特工发现门格勒踪影的地方，然而，由于以色列停止对门格勒的追捕，这个农场就成为门格勒最后现身的地方。

再次启动对门格勒的调查已经是十五年之后了，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当选以色列总统，他的双亲都死在纳粹集中营，出于对纳粹战犯的憎恨，他下令重启对门格勒的追捕，但事过多年，门格勒犹如泥牛入海，踪影皆无，那么，门格勒到底去哪儿了呢?

其实这些年来门格勒一直呆在圣保罗，1969年他与斯坦默合伙又买下一个农场，门格勒就一直躲藏在农场里。

1971年沃尔夫冈·格哈德带妻子回德国治病，把自己的巴西身份证交给了门格勒，这一点很关键，后面会讲到，随后门格勒搬到埃尔多拉多社区的一处平房里，一直隐居在那里。

他的儿子罗尔夫曾经偷偷的去看望过他，据罗尔夫回忆，他的父亲依然坚持着纳粹理念，对被他残害的人没有任何悔意，声称自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不过是坚守自己的职责而已。

门格勒在护照上的照片。

很多纳粹战犯都与门格勒一样，致死不改他们对纳粹理念的推崇和信仰，在战后纳粹反人类罪行被大量揭露、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这些人依然没有任何忏悔，甚至根本不认为自己曾经的行为是罪行，这种现象已不能用“顽固”、“愚忠”等词汇来定义，也不能用“开脱罪责”的动机来解释，一种被世界公认的罪恶，在他们心里仍然被当成正确的选择，而且传承到后人，至今阴魂不散，这才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从1972年开始，门格勒的健康状况就开始恶化，他患有高血压、脑中风等疾病，经过治疗稍有好转，但平衡能力欠佳，也就是这个毛病，最后要了他的命。

1979年2月7日，他来到海滨度假圣地贝尔迪奥加拜访老朋友，在下海游泳时再次中风，溺水而亡，因为他从1971年以来一直使用沃尔夫冈·格哈德的身份证，所以他下葬时也是用了这个名字，死后都没有使用真实姓名，这也给后来的追查甄别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门格勒老年时的照片。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4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美国、德国的舆论对门格勒逍遥法外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也促使两国政府加大了对门格勒在搜寻力度，但他们都不知道，此时门格勒早已经死亡四年多时间了。

最终通过调查门格勒家族之间的信函才发现门格勒早已死亡的事实，寻找他的坟墓又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在1985年6月6日把他的尸骨挖了出来，经过牙齿检验和1992年的DNA比对，确认这个化名沃尔夫冈·格哈德的遗骸就是门格勒本人，对“死亡医生”的追捕就此结案。

如何处理门格勒的尸骨让巴西政府伤透了脑筋，门格勒的家人多次拒绝领取他的遗骸，最后这具骨架被交给了圣保罗法医研究所，圣保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们上课时，门格勒的骨架被当成教学用具，这个身前残害过无数人的魔鬼，在变成一堆白骨之后，似乎终于做了一堆对人类有益的好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