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优学派，一站式解决课后学习问题之预习复习篇

其门墙之盛，并不逊于渐中、江右诸王门;而其影响之大，则有逾于王门诸派。

《·王艮传》说：“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

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

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王畿传》也说：“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垺。

”在我们看来，布衣王艮之所以能在学术上超过王门诸子中的封建官僚士大夫，首先在于他始终如阳明所说“圭角未融”，保持了平民性格和特色，保持了他和下层群众的联系。

其次，从学风来看，王艮自诩为“之人”，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道统观念。

他治学不重师教，兼收并取，亦儒亦释亦道。

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

如其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籽江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

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又如前所述，他对王阳明与湛若水之问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

而从他标举“自然”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的思想。

难其不拘守师说，才能“往往驾师说上之”，形成自己的独立学派。

这大概也是学求本身发展的一条规律吧。

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

虽如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泰州学派的发展状况。

袁氏在该表序言中说：“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人，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

”该表著录自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计487人，其中以进士为官者18人，以贡士为官者23人;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

“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

”按地区分别，则江西得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湖南7人，湖北11人，山东7人，四川3人，北直(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1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

从这个不完全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十分广泛，但仍以下层群众为主，尤其在泰州本地，受学者多数是劳动人民;二是泰州学派并非囿于一隅的地方性学派，其思愁学说的传播地区，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和赣水流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

看来，这并非偶然。

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并非因其宣传了阳明心学而著名(其实，在发挥“良知”学说方面，泰州学派远不如王畿一派)，而主要是因为它发展了平民教育，提出了背离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甚至发展成为反抗封建压迫的“异端”运动。

这是泰州学派的伏良传统。

王艮开创泰州学派，首先着眼于平民教育。

他在青年时代，即“毅然以先觉为己任，而不忍斯人之无知也”，故其传道宗旨是“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

”直至晚年，王艮仍以“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作为自己的理想。

泰州后学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注意向劳动群众传授知识。

如徐樾收纳不很识字的颜钧为弟子，焦竑亦向田夫夏美廷授学。

曾在王艮门下受学的朱恕和韩贞，毕生从事乡间教育，颇有声名。

黄宗羲叙述朱恕事迹道：“朱恕，字忠信，泰州草堰人，樵薪养母。

一日过心斋讲堂，歌曰：‘离山十里，薪在家里。

离山一里，薪在山里。

’心斋闻之，谓门弟子曰：‘小子听之!道病不求耳，求则不难，不求无易。

’樵听心斋语，浸浸百味，于是每樵必造阶下听之，饥则向都养乞浆解裹饭以食。

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

弟子 其然，转相惊异。

有者，招而谓之曰：‘吾以数十金贷汝，别寻活计，庶免作苦，且可日夕与吾辈游也。

’樵得金，俯而思，继而大恚曰：‘子非爱我!我且憧憧然，经营念起，断送一生矣。

’遂掷还之。

胡庐山为学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见庐山，与诚礼而退。

” 韩贞(1509一1584年)，字以贞，号乐吾，兴化人，世业陶，贫不能学。

十二岁，束茅作笔，就于砖上沃水学字。

十五岁，父死于瘟疫，贫乏棺衾，乃为人牧牛，得钱数千以葬父。

十九岁，母故，悲悼二亲不已，因信佛。

闻朱恕讲孔孟之学，遂弃佛归儒。

恕教以《孝经》，始学文识字。

二十五岁，恕引其至安丰场王艮门下，布衫芝履，惟晨昏从洒扫而已。

时门下士皆笑其蓑衣为行李者，于是题诗壁间曰：“随我山前与水前，半蓑霜雪半蓑烟。

日间着起披云走，夜里摊开抱月眠。

宠辱不加藤裸上，是非还向锦袍边。

生成难并衣冠客，相伴渔樵乐圣贤。

”王艮见诗，问知为乐吾，遂制需巾深衣，赋诗赠之曰：“莽莽群中独耸肩，孤峰云外插青天。

凤凰飞上梧桐树，音响遥闻亿万年。

”二十七岁，辞王艮归，儒衣深衣，众皆笑其狂。

兄呵之曰：“吾家素业陶，小子不务本，反游学何为?”痛挞之，毁其衣巾。

过数日，从容谓兄曰：“兄前日责我，恐我游学，情其四肢。

自从朱师学得‘勤’字，今从王师(指王襞)更学得真切。

一日有二日之功，一月有二月之积，一年有二年之用。

先使兄与伯母一家得所，尽得子弟之职，然后再去问学，岂的惰其四肢，以失孝弟，虚顶儒巾，作名教中罪人耶?”三十五岁，时其乡又大旱，族火负官租者系狱，因往海上求为童师，斯得修束以代偿。

不得，则又走海边为人煮盐，其业更苦，得工偿，即持以分族人。

而犹不足，适诸生中有者，为之纠蒙童数十人，因先得束修若干，星驰赴县，代完通族官租。

三十六岁，声名大振，远近来学者数百人。

门庭履常满，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任，即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

三十七岁，邑中杨南金见其力学，劝攻举业，从事三月，稍稍能文，遂与杨试南都(今南京)，见诸生等篷跣入棘院，慨然谓杨曰：“大丈夫出则为帝王师，入则为，所以三聘不起，为重道也。

今治文如此求名，非炫玉求售、枉己而何?”谢而归，复业陶。

杨异之，以妹许焉。

三十八岁，娶，谓妻曰：“汝兄岂无富族可配乎?尔今归吾贫士，盖谓无梁鸿耳。

吾不鸿，非尔夫;尔不光(孟光)，非吾妻也。

”开其笥，余一、二裙布，尽分给所亲，有花粉悉火焚之，令妻织蒲为业。

杨氏亦安其贫。

四十六岁，复大旱，因乡民饥困，拆卖前构三楹草堂，得米寿数十斛以绘亲族邻里。

至麦秋熟，乡人感其义，为再构三楹讲堂，一时远近闻之助工者甚众，堂因较前倍广焉。

尝至泰州，见一者，有一子九岁，因欠官租，携于市中出卖。

韩贞见而怜之，即出买布嫁女钱数千与之，命葛某同子归家。

县令程鸣伊乡饮大宾，虚左以待。

不赴，致书谢曰：“某鄙陋失也，自责不遑，安敢妄列衣冠，有负大典。

惟愿明府爱某一心，推及万家，使人人知孝知弟，则人人乡饮，政平讼息，其恩奚啻一鄙俗之夫受明府之宠渥耶?”隆庆三年(1569年)，邑中大水，田庐俱没，人心滔滔思乱。

县令请韩贞往化“乱民”，遂驾小舟，遍历乡村，作诗喻之曰：“善生活计细商量，切勿粗心错商量。

鱼不忍饥钩上死，鸟因贪食网中忙。

安贫颜子声名远，饿死姓字香。

去食去兵留信在，男儿到此留纲常。

”“万民为之感，虽卖妻卖女，而邑中无萑苻之惊。

”尝与诸名公讲学，或有谈及别务者，辄大怒曰：“光阴有几，乃作此闲泛之语?”又有引经相辩者，则又大怒曰：“舍却目前不理会，乃搬弄此陈言，岂学究讲肄耶?”诸公咸悚。

从朱恕、韩贞事迹梗概中，仍可窥见泰州后学的平民性格。

第一，他们刻苦砺学，渴求知识，并向劳动人民传播文化。

黄宗羲说，韩贞在“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谈，弦诵之声洋洋然也。

”又说：“农工商骇之游者千余。

”而且他们讲的是百姓的当下日用之学，反对讲“闲泛语”，反对搬弄经书陈言。

如韩贞说：“一条直路本天通，只在寻常日用中。

静坐观空空无物，无心应物物还空。

固知野老能成圣，谁道江鱼不化龙?自是不修修便得，愚夫尧舜本来同。

”他们的思想和学风与王艮一脉相承，而且他们比王艮更富于平民气息，因而也就更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

第二，他们像王艮一样，同情人民的疾苦。

然而，他们缺少改革社会的理想，仅“以化俗为己任”，企图通过发“良知”，多行善事去改变苦难的现实世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他们不愿“并列衣冠”，与统治阶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他们因安于贫困，歌咏自然而缺乏反抗压迫的精神。

韩贞奉命去灾区感化“乱民”，宣扬“安贫死节”一类封建思想糟粕，说明了他的思想局限性。

在泰州学派中，朱恕、韩贞一派人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并不是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代表。

泰州学派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的学派。

李贽称赞王艮是位有“气骨”的人，记他是“真英雄”，而他的后学也都是“英雄”。

他指出，王艮的学生徐越“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徐越的学生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颜钧的学生罗汝芳“虽得免于一难”，但终被所排斥，而何心隐“以布衣倡道”，又遭到统治者的杀害。

何心隐之后，还有钱怀苏、程学颜“一代高似一代”。

他感慨说：“盖英雄之世，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

”至于李贽本人的“叛逆”米育神更是泰州传统的继承者。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

他在《明儒学案》卷首引《师说》，指责王艮违背阳明的“良知”学宗旨，使得“末流蔓衍，浸为小人之无忌惮”。

在《泰州学案·序》中，他做了全面的批评，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

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缚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顾端文公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

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

”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

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

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

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黄宗羲虽然从传统偏见出发，称泰州学派为“小人之无忌惮”，但说他们“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即指出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家具有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他们是“掀翻天地”，破除名教的无忌惮的封建“叛逆”，这颇道出了泰州学派的本质，也道出了泰州学派与阳明心学的根本区别。

封建叛逆精神是泰州学派最可宝贵的传统。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仍能看到这一传统给予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的深刻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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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黄老之学有哪些内容呢?它提出了哪些思想呢?今天就来一起学习下。

黄老之学主要活跃在战国后至西汉初期的一段时间里，而主要的运用和发展还是在西汉初。

从秦灭至汉的建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和破坏。

汉初，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便成了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而为此相合的政治哲学基础就是黄老之学。

黄老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强目的性、操作性。

现在在西方，黄老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 。

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

主张：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

认为君主应：，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体恤民生，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上述主张在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的盛世。

黄老之学，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老子，却不知这个“黄”，指的是黄帝。

黄帝，五帝之首，传说中的人物。

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法自然”为体，托名于黄帝的刑名法术为用，兼儒、墨、阴阳诸家思想的一新的道家学派。

所以对于黄老学派，有两个关键点，一为老子的“道”，二为刑名法术，还要了解到对于“道”和刑名法术的发展又是含有其他几家的思想。

2，《四经》 黄老之学的经典著作是《皇帝四经》。

此书成于战国，流行于汉初。

对于汉初的“无为”而治，它该为理论基础了。

关于老子的“道”，其为本源不变。

“道”生天地，天地交合，万物生。

《皇帝四经》指出道化万物有一定的法则与规律，它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人道也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

认识遵循规律，可取得好的结果。

具体的方法论——《皇帝四经》讲“相与相成”。

尊重规律，还要注意适宜的“时”、掌握适当的“度”。

在事物之间的相对相成中，主张“平衡而止”。

这又是对老子“”、“以反求成”的发展。

汉朝时，从到景帝都好黄老，使“”的治国方针得以延续。

“流民既归，户口亦息，上下饶羡”的“文景之治”，是为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成功运用。

3，《淮》 初年，《淮南子》诞生。

此书是为汉初黄老之学最好的总结和综合的发展。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

该书在继承先秦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

“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很多学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

《淮南子》的思想内容：“宣扬老子的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

其义著，其文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

然其大较，归之于道。

”《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总目》亦归入“杂家”，实际上是一部囊括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物学的综合著作。

无论是《皇帝四经》还是《淮南子》，都无法绕开老子的“道”，《淮南子》展开了“道”生万物的一辩证过程：“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或死或生，万物乃成。

”这种对立面的互相生成与转化的辩证运动，体现着道“无为而无不为”的内涵。

由“无为而无不为”，《淮南子》明确概括了“无为”的基本原则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

在政治上便表现出遵循规律下的因势利导、因时制宜。

实际上，又是循法下的无为而治。

说来简单，做呢，在特定的环境中，注意引导，也很好实践。

毕竟无为而治，还是讲求些治理的，但是却强调了不要多为和乱为。

4，以后，再无黄老(老子的道家依然没有断流) 法家导致秦的胜利与灭亡这一事例，需要后人有教训和反思。

而秦之后，经多次的起义和战争，汉最需要抓住秦之教训，休养生息，巩固民生。

故黄老思想流行，“无为而治”方针得以确立。

汉初的主流思想除道法结合的黄老之外，还有其他先秦思想的糅合。

像时期的陆贾，曾著有《新语》。

他就提倡以儒家的“仁义”为主，道家的“无为”为最高理想的治国方针。

而不仅在《鵩鸟赋》中发挥了先秦的朴素辩证和观点，又重新确定民本、民生的重要，区别了礼制和律法，提出仁义和法制都是统治的工具。

在中国哲学史的进程上，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面对新的阶级，国家的稳固，经济的发展，像黄老思想这种对先秦思想的传续发展和高度综合，实在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且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政治哲学的开始。

汉代以后，中国的统治阶级就很少用这种无为而治的哲学了，而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地把的儒学和印度过来的佛学，杂糅着运用到了政治治理和民生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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