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温病学派的创始人，清代最为著名的临床医学家
【千问解读】
叶桂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白天向老师习读经书，晚上随父学医，对医学尤为热心，未及弱冠之年便已通读了《内经》、《难经》等经典医著，为日后从医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父亲死后，家庭生活艰难，叶桂放弃举业，从其父门人朱某学医并应诊。
未及数年，他的医术已超过老师，以至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叶桂不仅聪明，读书有之能，而且虚心好学，只要听说某位医者擅长某技，他总要拜师学艺。
在他整个学医、行医过程中，前后拜师达17人之多，因此博采众长，医道日精。
他通过切脉望色、听声究原，揭示病症，言之确凿，就像能见到病人的五脏一样。
他治病多有奇效，对于疑难病症，或就患者平日嗜好而找到得救之法，或就其他医生的药方而略加变通，有时并不开药，仅使患者注意饮食起居而消病，有时在未患病时而预知，甚至预断数十年后病的结果.对于“病之极难捉摸者，一经诊视，指示灼然”.种种遗闻逸事颇多流传，所以未满30岁便名著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远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先生”.可以说，叶夭士是最为著名的临床医学家. 叶桂对医学精益求精，对前人的经验主张师古不泥，兼收并蓄，反对那些盲目效仿，偏执一方以及以人试药的流弊陋习。
他曾说:“剂之寒温，视疾之凉热。
自刘河间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
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习用参附。
丹溪创阴虚火动之论，又偏于寒凉.嗣是宗丹溪者，多寒凉;宗东垣者，多温养。
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伟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而无有成见.盖病有见症、有变症、有转症，必灼见其初中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否则，以药治药，实以人试药也。
”他认为，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高超的医术，决不可把病人的性命当儿戏。
因此临终之前，他告诫子女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
这充分反映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后世汲取. 叶桂幼承家学，始以儿科为主，以后拜师多人，博采众长，学力日进，由内科而“贯通各科”。
特别是受温病学家周扬俊的影响，对温热病的研究较为深入，著有《温热论》一书。
从首倡《温疫论》，周扬俊著《温热暑疫全书》，至叶桂《温热论》的问世，反映了吴中温病学派逐步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
《温热论》是叶桂在吸取前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心得而撰成的阐述温病学的论著。
全书词简意深，论析精辟，说理透彻，是中医温病学中一部高度概括、提纲挚领的重要代表作，它对温热病的发生与变化、诊断与治疗以及预后的顺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法、方、药，在温病学派中起到了承前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叶桂《温热论》的问世，标志着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吴中温病学派的正式形成.如果说金、元以来，特别是明末吴有性等人开创了温病学说，对温病学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的话，那么直到清代前期，温病学说才渐趋成熟，从病因病机到辨证施治，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专门学说。
而叶桂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作了这样的评价:“邪之寒热不同，治法迥异，岂可混哉!二千年来，纷纷议论，不能辨析明白。
近世叶天士始辨其源流，明其变化，不独为后学指南，雨实补仲景之残缺，厥功大矣。
”与叶桂同时或稍后，苏州的许多医家都在温病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较为著名的如薛生白、缪遵义等.前者著有《湿热论》，着重于对湿温病的探讨，后者著有《温热朗照》，着重于整理前人对温病理论阐发的心得。
他们与叶桂被并称为“吴中三大家”。
在他们的影响下，温病学的研究率先在吴中地区形成中心，并很快扩散出去，掀起了温病学研究的高潮.因此，称叶桂为吴中温病学派的创始人绝非虚誉。
叶桂对医学的贡献，不止在温病学方面，在杂病诊治方面，也有许多创见.叶桂在诊治疾病方面的医疗经验，在《临证指南医案》一书中有较为集中的反映。
该书以医案形式介绍了他诊治温热病、内科杂病以及妇科、儿科、五官科等病症的案例，在古代个人医案著作中最负盛名，刊本达数十种之多.他的医术见解和方治特色，在这本书中有充分的反映，要而言之:第一，胃阴学说。
金元时期的医学名家认识到脾、胃的重要性，视之为人体“硫柱”。
但是具体论述则各有偏颇，有的重在阳气的升发，有的将脾、胃合一而议.医家虽然注意了“脾阴”，而对“胃阴”却未引起重视。
叶桂倡言胃阴，使脾、胃学说得到新的发展。
他认为，脾、胃有别，，脾气主升，得阳始运，胃气主降，柔润则安.因此，治脾应甘温升发，治胃宜甘凉通降。
脾、胃分治，是叶桂的独到见解。
他关于甘凉育养胃阴的方法，被认为是“超出千古”之论。
第二，调补奇经八脉学说。
叶桂重视奇经辨证，结合个人实践，发展了奇经八脉的辨证论治法则。
在生理上，他认为奇经有收摄精气、调节正经气血以及维续、护卫、包举形体的作用;在病理上，凡肝、肾、脾、胃之病，久虚不复，必延及奇经;在辨证上，奇经之病须分虚实;在治疗上，常须通、补兼施。
第三，久病入络说。
叶桂认为，凡寒、暑、劳形、阳气受损、嗅怒动肝、七情郁结等，均能造成气血阻滞而伤人经络.初病气结在经，久病血伤入络，是叶桂在杂病诊治方面的著名论点。
他认为，络病的治疗，应以辛润通络为用药原则。
第四，中风病议.叶桂认为中风诸症，皆为“身中阳气变”所致。
他在《临证指南医案》一书中有中风病的专论，指出造成阳气动变的因素有二，一为肝风内动，二与心肾相关.病机既明，在治疗方面，应注重补肾水、养心血、平肝木等方法.此外，他最先描述了猩红热的舌象，对于血症、产后病、儿科病、老年病等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叶桂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为人敦厚.他对于前来就医的，索费甚高，毫不通融，而对于贫病无告的贫民百姓，则往往不收分文，甚至还以药相赠。
在清人的文集、笔记及方志资料中，记载了不少关于他医术精湛、助人为乐的故事。
清代的苏州状元石楹玉在为《本事方释义》作序时说道:“余生晚，不及见先生。
然吴中父老皆乐谈其轶事，书之虽累犊不能尽，谓为当今之、淳于意可也。
”吴中父老对叶桂的遗闻逸事，正表明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敬慕之情. 叶桂的学术思想和实践，在灿烂的祖国医学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在此，我们可以借用余瀛鳌、陶晓华先生的一段话对他的一生进行概括:“总结其治学特点，就是广访名师，博取众长，，不耻下问，加上刻苦钻研，终成一代名家.他在医学上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温病的辨治体系;较完整地介绍了他个人的学术临床经验，为后世时方应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方药和医案。
” 随机文章秦始皇的措施对后代的影响二战苏联主力战斗机浅析，共15000多架速度碾压德军战机欧洲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搭载人工智能技术却被轻松拦截霍金预言实现过几次，人工智能将慢慢取代人类（地球已经进入慢性死亡）院士提议引雅鲁藏布江水入新疆，可让新疆生活2亿人/印度听后却慌了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泰州学派有哪些历史影响？
其门墙之盛，并不逊于渐中、江右诸王门;而其影响之大，则有逾于王门诸派。
《·王艮传》说：“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
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
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王畿传》也说：“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垺。
”在我们看来，布衣王艮之所以能在学术上超过王门诸子中的封建官僚士大夫，首先在于他始终如阳明所说“圭角未融”，保持了平民性格和特色，保持了他和下层群众的联系。
其次，从学风来看，王艮自诩为“之人”，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道统观念。
他治学不重师教，兼收并取，亦儒亦释亦道。
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
如其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籽江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
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又如前所述，他对王阳明与湛若水之问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
而从他标举“自然”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的思想。
难其不拘守师说，才能“往往驾师说上之”，形成自己的独立学派。
这大概也是学求本身发展的一条规律吧。
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
虽如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泰州学派的发展状况。
袁氏在该表序言中说：“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人，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
”该表著录自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计487人，其中以进士为官者18人，以贡士为官者23人;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
“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
”按地区分别，则江西得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湖南7人，湖北11人，山东7人，四川3人，北直(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1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
从这个不完全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十分广泛，但仍以下层群众为主，尤其在泰州本地，受学者多数是劳动人民;二是泰州学派并非囿于一隅的地方性学派，其思愁学说的传播地区，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和赣水流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
看来，这并非偶然。
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并非因其宣传了阳明心学而著名(其实，在发挥“良知”学说方面，泰州学派远不如王畿一派)，而主要是因为它发展了平民教育，提出了背离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甚至发展成为反抗封建压迫的“异端”运动。
这是泰州学派的伏良传统。
王艮开创泰州学派，首先着眼于平民教育。
他在青年时代，即“毅然以先觉为己任，而不忍斯人之无知也”，故其传道宗旨是“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
”直至晚年，王艮仍以“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作为自己的理想。
泰州后学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注意向劳动群众传授知识。
如徐樾收纳不很识字的颜钧为弟子，焦竑亦向田夫夏美廷授学。
曾在王艮门下受学的朱恕和韩贞，毕生从事乡间教育，颇有声名。
黄宗羲叙述朱恕事迹道：“朱恕，字忠信，泰州草堰人，樵薪养母。
一日过心斋讲堂，歌曰：‘离山十里，薪在家里。
离山一里，薪在山里。
’心斋闻之，谓门弟子曰：‘小子听之!道病不求耳，求则不难，不求无易。
’樵听心斋语，浸浸百味，于是每樵必造阶下听之，饥则向都养乞浆解裹饭以食。
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
弟子 其然，转相惊异。
有者，招而谓之曰：‘吾以数十金贷汝，别寻活计，庶免作苦，且可日夕与吾辈游也。
’樵得金，俯而思，继而大恚曰：‘子非爱我!我且憧憧然，经营念起，断送一生矣。
’遂掷还之。
胡庐山为学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见庐山，与诚礼而退。
” 韩贞(1509一1584年)，字以贞，号乐吾，兴化人，世业陶，贫不能学。
十二岁，束茅作笔，就于砖上沃水学字。
十五岁，父死于瘟疫，贫乏棺衾，乃为人牧牛，得钱数千以葬父。
十九岁，母故，悲悼二亲不已，因信佛。
闻朱恕讲孔孟之学，遂弃佛归儒。
恕教以《孝经》，始学文识字。
二十五岁，恕引其至安丰场王艮门下，布衫芝履，惟晨昏从洒扫而已。
时门下士皆笑其蓑衣为行李者，于是题诗壁间曰：“随我山前与水前，半蓑霜雪半蓑烟。
日间着起披云走，夜里摊开抱月眠。
宠辱不加藤裸上，是非还向锦袍边。
生成难并衣冠客，相伴渔樵乐圣贤。
”王艮见诗，问知为乐吾，遂制需巾深衣，赋诗赠之曰：“莽莽群中独耸肩，孤峰云外插青天。
凤凰飞上梧桐树，音响遥闻亿万年。
”二十七岁，辞王艮归，儒衣深衣，众皆笑其狂。
兄呵之曰：“吾家素业陶，小子不务本，反游学何为?”痛挞之，毁其衣巾。
过数日，从容谓兄曰：“兄前日责我，恐我游学，情其四肢。
自从朱师学得‘勤’字，今从王师(指王襞)更学得真切。
一日有二日之功，一月有二月之积，一年有二年之用。
先使兄与伯母一家得所，尽得子弟之职，然后再去问学，岂的惰其四肢，以失孝弟，虚顶儒巾，作名教中罪人耶?”三十五岁，时其乡又大旱，族火负官租者系狱，因往海上求为童师，斯得修束以代偿。
不得，则又走海边为人煮盐，其业更苦，得工偿，即持以分族人。
而犹不足，适诸生中有者，为之纠蒙童数十人，因先得束修若干，星驰赴县，代完通族官租。
三十六岁，声名大振，远近来学者数百人。
门庭履常满，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任，即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
三十七岁，邑中杨南金见其力学，劝攻举业，从事三月，稍稍能文，遂与杨试南都(今南京)，见诸生等篷跣入棘院，慨然谓杨曰：“大丈夫出则为帝王师，入则为，所以三聘不起，为重道也。
今治文如此求名，非炫玉求售、枉己而何?”谢而归，复业陶。
杨异之，以妹许焉。
三十八岁，娶，谓妻曰：“汝兄岂无富族可配乎?尔今归吾贫士，盖谓无梁鸿耳。
吾不鸿，非尔夫;尔不光(孟光)，非吾妻也。
”开其笥，余一、二裙布，尽分给所亲，有花粉悉火焚之，令妻织蒲为业。
杨氏亦安其贫。
四十六岁，复大旱，因乡民饥困，拆卖前构三楹草堂，得米寿数十斛以绘亲族邻里。
至麦秋熟，乡人感其义，为再构三楹讲堂，一时远近闻之助工者甚众，堂因较前倍广焉。
尝至泰州，见一者，有一子九岁，因欠官租，携于市中出卖。
韩贞见而怜之，即出买布嫁女钱数千与之，命葛某同子归家。
县令程鸣伊乡饮大宾，虚左以待。
不赴，致书谢曰：“某鄙陋失也，自责不遑，安敢妄列衣冠，有负大典。
惟愿明府爱某一心，推及万家，使人人知孝知弟，则人人乡饮，政平讼息，其恩奚啻一鄙俗之夫受明府之宠渥耶?”隆庆三年(1569年)，邑中大水，田庐俱没，人心滔滔思乱。
县令请韩贞往化“乱民”，遂驾小舟，遍历乡村，作诗喻之曰：“善生活计细商量，切勿粗心错商量。
鱼不忍饥钩上死，鸟因贪食网中忙。
安贫颜子声名远，饿死姓字香。
去食去兵留信在，男儿到此留纲常。
”“万民为之感，虽卖妻卖女，而邑中无萑苻之惊。
”尝与诸名公讲学，或有谈及别务者，辄大怒曰：“光阴有几，乃作此闲泛之语?”又有引经相辩者，则又大怒曰：“舍却目前不理会，乃搬弄此陈言，岂学究讲肄耶?”诸公咸悚。
从朱恕、韩贞事迹梗概中，仍可窥见泰州后学的平民性格。
第一，他们刻苦砺学，渴求知识，并向劳动人民传播文化。
黄宗羲说，韩贞在“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谈，弦诵之声洋洋然也。
”又说：“农工商骇之游者千余。
”而且他们讲的是百姓的当下日用之学，反对讲“闲泛语”，反对搬弄经书陈言。
如韩贞说：“一条直路本天通，只在寻常日用中。
静坐观空空无物，无心应物物还空。
固知野老能成圣，谁道江鱼不化龙?自是不修修便得，愚夫尧舜本来同。
”他们的思想和学风与王艮一脉相承，而且他们比王艮更富于平民气息，因而也就更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
第二，他们像王艮一样，同情人民的疾苦。
然而，他们缺少改革社会的理想，仅“以化俗为己任”，企图通过发“良知”，多行善事去改变苦难的现实世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他们不愿“并列衣冠”，与统治阶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他们因安于贫困，歌咏自然而缺乏反抗压迫的精神。
韩贞奉命去灾区感化“乱民”，宣扬“安贫死节”一类封建思想糟粕，说明了他的思想局限性。
在泰州学派中，朱恕、韩贞一派人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并不是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代表。
泰州学派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的学派。
李贽称赞王艮是位有“气骨”的人，记他是“真英雄”，而他的后学也都是“英雄”。
他指出，王艮的学生徐越“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徐越的学生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颜钧的学生罗汝芳“虽得免于一难”，但终被所排斥，而何心隐“以布衣倡道”，又遭到统治者的杀害。
何心隐之后，还有钱怀苏、程学颜“一代高似一代”。
他感慨说：“盖英雄之世，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
”至于李贽本人的“叛逆”米育神更是泰州传统的继承者。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
他在《明儒学案》卷首引《师说》，指责王艮违背阳明的“良知”学宗旨，使得“末流蔓衍，浸为小人之无忌惮”。
在《泰州学案·序》中，他做了全面的批评，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
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缚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顾端文公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
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
”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
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
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
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黄宗羲虽然从传统偏见出发，称泰州学派为“小人之无忌惮”，但说他们“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即指出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家具有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他们是“掀翻天地”，破除名教的无忌惮的封建“叛逆”，这颇道出了泰州学派的本质，也道出了泰州学派与阳明心学的根本区别。
封建叛逆精神是泰州学派最可宝贵的传统。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仍能看到这一传统给予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的深刻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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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鞠通：名瑭，淮安市人，一位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
(见《吴鞠通年岁考》载《江苏中医1964年4期)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
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吴鞠通，名瑭，淮安市人，生于清二十二年(1757年)，卒于二十一年(1841年)，享年79岁。
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
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吴鞠通出生于淮安市一个穷书生家庭。
父吴守让，字逊夫，乾隆辛巳(1761年)秀才(《淮山肄雅录》)。
吴鞠通一生悬壶，自26岁离淮后，主要在京城行医，晚年又云游，虽曾几度回淮，与淮阴名士丁晏、潘德舆、孔继嵘、名医杨福堂为至交好友，但在地方文献中很难找到一篇比较完整的关于他生平的资料。
我们只能从他的《温病条辨·自序》等材料中知其生平经历的大概情况。
青年时攻习儒，19岁时父亲病故，于是弃儒学医。
后被选副贡入京，参与《》医书部分的抄写检校工作，读了吴又可《温疫论》深受发，又研读晋唐以降各家学说，收益不浅，于医学知识大有长进。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京都大疫流行，不少病人因治疗不当而死亡，吴鞠通利用叶天士之法奋力抢救，抢救了数十病人，名声大振。
吴鞠通当时学医未成，深感锥心疾首，他的境遇竟与感于宗族数百人死于伤寒而奋力钻研极其相似。
吴鞠通发奋读书，精究医术，终成温病大家，是温病学派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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