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蒙灭金过程简介是怎么回事？联蒙灭金的结果和影响是什么
嘉定四年(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军主力决战
【千问解读】
嘉定四年(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锋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
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
但是放弃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潼关—黄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
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
眼见无法取得任展，嘉定十年(1217年)，不得不留下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想到了“取偿于宋”。
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
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
”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金国已经今非昔比，恐怕难以与宋抗衡。
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
嘉定十年(1217年)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 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
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
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发动了攻击。
但这个所谓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
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
此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南侵的企图，即使两年后南宋恢复岁币，他们也可以找另一个理由发动南侵。
另外，《金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金国南侵是因为“贪其淮南之储”。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
金国南迁之后，就有、等人支持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宜姑与币，使得拒鞑”。
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
如果金国能象征性减免部分岁币，史弥远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强行通过廷议，但无奈金国没有给史弥远说话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金国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为屏障的幻想，相关的争论也停止下来。
这时，南宋为了自己的存亡，不仅对入侵金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而且不断寻找机会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军退兵。
另外，为了减轻国防压力，南宋还公开招纳有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
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四川方向，在对蒙作战中有着出色战绩的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而在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
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
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
可以说， 金国君臣亲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势。
正如《金史·宣宗纪》所言：“南开宋衅，西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金国的处境愈加被动起来。
若即若离的宋蒙关系 嘉定四年(1211年)，余嵘奉命出使金国。
此时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从前线逃回的金国溃军，便想去前线查看交战情况并趁机与蒙古取得联系，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图被金人察觉，最终无功而返。
回国之后，余嵘向上奏：“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耍，有旧辽灭亡之势”，并建议乘此时“深诏大臣，讲求所以备边自治者”以应对时局变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国后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是未来的心头大患，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就在同一年，金国南迁后，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
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 也就是说，早在“联蒙灭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蒙古的危害，虽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进取，但在对蒙古的态度上还是很谨慎的，都能意识到这可能会是“宣和旧事”的重演。
此时，宋廷对蒙古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冷漠的。
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军攻击济南时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请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达濠州时被南宋边防军驱赶，后被金人所获。
金朝在与西夏友好关系破裂、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向蒙古派出使者，请求议和。
但金宣宗在议和之后,却又南逃汴京。
成吉思汗认为金朝议和缺乏诚意，再次派兵南下，兵锋直抵河南。
在西夏骚扰、蒙古进攻的外部打击下，金朝内部也不平静，东北有耶律留哥叛变和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东有红袄军的不断进攻等，金朝已经面临三面被困之势，唯有南边的还能保持互不侵犯。
在蒙古与金朝和约撕毁之后，金朝的唯一出路是考虑巩固原有与南宋关系，建立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军事联盟,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蒙古。
但金人对南宋，借南宋拒绝输纳岁币之机，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
最终将宋朝推向敌人一边，造成之势。
专擅朝政的术虎高琪认为，金朝迁都汴京后，金朝所能控制的地盘非常之小，于是主张南攻宋朝，其他一些大臣也有此意，“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
在这种朝议背景下，金宣宗以南宋不输纳岁币为由，于兴定元年(1217年)四月正式发动对南宋的战争。
金宣宗攻宋，其目的有二，一是夺取南宋淮南之地，作为北方被蒙古攻取的土地的补偿;二是河南一路难以应付包括战争费用在内的各种物资需求，金朝财政已经十分窘迫，他们希望通过对宋战争，掠取财物，解决财政危机。
战争的形势并不如金人估计的那么乐观。
最初，金人虽然占领了南宋淮南的一些州县，但很快被宋人收复，随后，宋金边境陷入长期的拉锯战中。
金兵在攻宋战争中没有占到便宜，试图夺取淮南以为缓冲之地的计划落空了。
对此，金朝内部也有人洞察到了，”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后“认为金人夺取淮南以后，宋人必会拼死相争，金人将陷入无休止的宋金战争之中，若是不能夺取淮南之地，害处将会更大。
因此极力反对攻打南宋。
但这样的声音在金朝朝廷之上毕竟微弱，战争如期进行。
金朝不但没有夺取淮南之地，倒是丧失了许多有生力量，金宣宗发动攻宋战争后，曾多次失败，金人丧失兵马难以统计，“士马折耗,十不一存”。
付出如此巨大的兵马损失，却并未能夺取淮南之地，也没能迫使南宋朝廷重新交纳岁币，反而损耗了淮北原有物资，增加了战争负担，使金朝在对蒙战争中更加处于下风。
在金国发动对宋战争之后，宋廷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与蒙古展开交往，以期减少自己承受的军事压力。
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与南宋接触，宋宁宗亦表达了与蒙古进一步接触的意愿。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东制置使贾涉奉朝廷命令遣赵珙出使蒙古，并受到木华黎的热情款待。
同年，宋廷还派遣苟梦玉出使，并见到了成吉思汗。
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梦玉再次被派遣出使。
可以说，这一阶段宋蒙之间的联系比较频繁，两国关系不断升温。
虽然有什么外交成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人带回了大量关于蒙古的信息，对宋廷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颜守绪下令停止对宋战争后，蒙古对于南宋而言已经失去了制约金国的实际价值，宋蒙关系迅速降温。
恰逢此时金哀宗有意与南宋联防武休，以防备蒙古绕道攻击金国后方，无奈金国当权大臣认为此事有失颜面而力加阻挠，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热心，最后此事未能成行。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
宝元三年(1227年)，蒙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自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彻底瓦解。
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变”。
此后，南宋对蒙古愈加冷落，朝内再无和蒙之议，甚至还与金国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其中，湖南转运使赵汝譡与之前被俘的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商议联合抗蒙之策，两淮战区的赵范、亦与金国将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约定共同防御蒙古。
由于没有宋的支持，蒙古对金作战依然没有取得进展，陷入了“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尴尬境地，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
宝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时候曾经留下遗言：“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南宋方面早就识破了蒙古的企图。
所以，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时候，宋廷直接选择了拒绝其入境。
由此可见，南宋的外交还是很务实的，与蒙古交往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假道攻金”的意外成功 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的攻势严重受挫，在攻打庆阳、卫州、潼关等诸战役中接连败北，“假道灭金”再一次被提上日程。
绍定四年(1231年)，蒙军攻克凤翔后，召集蒙古诸王大臣商议灭金。
最终通过如下决议：率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水，迂回四川后沿汉水之下，进入河南，从背后攻击金军，而窝阔台率中路军自白坡渡黄河，斡晨那颜率西路军由济南西下。
当然，蒙古一开始还是希望南宋能够主动借路，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再次派李邦瑞使宋，虽然这次南宋接纳了李邦瑞，但其借路请求遭到南宋拒绝。
或许，这时候拖雷就该意识到自己处境之危险了。
其实，窝阔台的本意就是想借宋、金之手除掉拖雷，所以“借路”决议一出，窝阔台便将此计划公诸于众，很快金国就得到了消息，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
另外，虽说金国之前实属自绝于宋，但宋廷却并没有激于义愤，反而想帮金国守好后门，以期延缓金国的灭亡。
不得已的拖雷只能诉诸武力强行叩关了。
绍定三年(1230年)蒙军进攻凤州后，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郭正孙就根据蒙军游骑动向推断出蒙军必将由东道入宋境，但桂如渊却接受了蒙军“必自西入宋境”的错误意见。
这似乎已经注定悲剧即将酿成。
绍定四年(1231年)四月，蒙军果然从东道入境，一时之间宋军来不及重新部署，只能眼睁睁看着蒙军入境。
更为恶劣的是，桂如渊此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不仅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反而逃到合州躲了起来。
后来局势恶化，又主动为“借路”蒙军提供粮草和向导，蒙军顺利的通过了四川。
在这种情况下，宋廷又急令京湖制置使陈赅领兵增援四川。
但陈赅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以为只是蒙古游骑前来骚扰，只派了三千人前往金州。
很快，蒙军击败金州宋军，迅速沿汉水直下京西南路。
此时陈赅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调前去拦截，但为时已晚，逃过孟珙追击的蒙军顺利进入金国境内。
但这只是过了第一关，很快，疲惫不堪的蒙军就发现等待他们的竟然是以逸待劳的15万金军。
原来，窝阔台也没有按原计划进攻潼关、牵制金军，而是按兵不动长达四个月之久，使得金军在得到蒙古“借路”的消息后，立刻调重兵南下布防。
很快，4万蒙军被15万金军团团包围，在金军的持续打击下，蒙军处境愈发艰难。
但由于主帅完颜合达、副帅移剌蒲阿之间相互掣肘，金军数次贻误战机，最终让拖雷等来了一场救命的大雪。
这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金军自进入中原以来还从未遇到如此寒冷的天气，以致“僵冻无人色，几不能成军”，而蒙古人常年生活在塞北，比较适应这种天气，拖雷于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击，在中大败金军。
窝阔台得知三峰山大捷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与拖雷会师后不仅没有继续发动攻势，反而在局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率领大部分军队北返，并在归途中毒死了拖雷。
但即使这样，金国赖以生存的关河防线已经残破，精锐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离亡国不远了。
“联蒙灭金”决策的最终形成 对南宋而言，此时的金国已经没有作为屏障的价值了。
就在这时，联蒙灭金开始成为主流观点。
按照《·理宗纪》以及《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绍定五年(1232年)十一月蒙军再次进攻金国的时候，南宋也出兵相助一起围攻开封，但具体情况语焉不详。
最后开封城破，金哀宗被迫逃往蔡州。
但的金国并没有放弃。
之前完颜仲德提出过“进取兴元，经略巴蜀”的建议，只是当时金哀宗被蒙军一路追杀无暇顾及。
待逃到蔡州后，金哀宗便有意实施此计划，并以蜡丸密令粘哥完展“集大军与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
另外，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收拢溃军十万人，意图西进以迎金帝入川。
但此时南宋不会再给金国任何机会了。
朝廷得到边报之后，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州、申州，后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逃之路。
眼见形势不妙，金哀宗又派遣阿虎带以“”的道理说服南宋不出兵，可惜为时已晚，此时的金国已经不具备作为“唇”的实力了。
不过，史弥远也很犹豫是否要跟金国“连和”，以致廷议未决。
于是，史弥远之侄、京湖制置使问计于孟珙，孟珙说了如下一番话：“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
其次当权以济事。
不然，金灭，(蒙古)无厌，将及我矣。
”这也就是说，南宋尚不具备坐观成败的实力，不如趁机“和蒙”，尽量拖延必将到来的宋蒙大决战，使南宋获得足够的准备时间。
另外，这样也可以趁机抢得一些地盘以增加战略纵深，并向蒙古人展示自己的实力，使之不敢轻视自己。
而且，无论南宋出不出兵，金国都灭亡在即，因此此次出兵的重点不是灭金而是“和蒙”，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宋唯一正确的选择。
孟珙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
之后，史嵩之又说服史弥远做出联蒙灭金的决定。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嵩之最终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孟珙、江海率忠义军2万运粮30万石北上，抵达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师。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城，金哀宗完颜守绪匆忙传位后自缢身亡，金末帝完颜承麟亦在乱军中被杀死，金国灭亡。
由于宋军表现突出，最后分得了大部分战利品，其中就包括完颜守绪的尸体。
后续 在灭亡金国的过程中，南宋收复了寿、泗、宿、毫四州及涟水一军，加上消灭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军、二十县之地，两淮全境收复。
京西又得唐、邓、息三州十一县，京东得邳州二县。
从这一点来看，南宋在“联蒙灭金”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算是受益者。
当年四月孟珙归来，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之后，宋廷以完颜守绪的尸体在临安祭祖，并以俘获的金国宰相张天纲等人行献俘礼，以报之耻。
不管怎么说，靖康之耻终于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压抑了百余年的精神总算为之一振。
或许这也是对“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最好回答。
影响 在蒙古铁骑南下，内部叛乱频仍的危急形势下，金朝朝廷上下没有依靠和笼络周边政权，尤其是南宋来稳定后方，没有抓住有可能消除内乱，进而积极备战，抵挡蒙古大军的南下的有利情形。
而选择不顾南宋朝廷当时在对金朝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为了岁币之事而攻击南宋，将可能的盟友推到对方，自己亲手造成四面受敌的困境。
蒙古势力强大，南宋。
金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蒙古消灭已是迟早的事，毕竟当时的金朝已经丧失了东北、山东等地，西夏的同盟关系也已破坏，实际控制区域只有河南一地的数个州府。
蒙古政权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因而将主力调离准备西征，仅以偏师以骚扰金朝。
对蒙古来说，消灭金朝，只是早晚的事，且根本不需要与南宋建立军事同盟。
而南宋在强大的蒙古面前，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南宋所能做的，只是守住自己的淮南之地，不使金朝势力南下。
名义上的同盟关系，只是为了让蒙古在灭了金朝之后，稍微停顿一下南下的步伐，让南宋可以多苟延些时日。
“端平入洛”事件就证明了南宋所能做的也就这些，一旦希望有所动作，则必然遭致蒙古的打击。
对南宋来说，与蒙古结盟并非多么高明的举动，只不过是送走一只暮年的狼，却迎来一只壮年的虎罢了。
但在当时的情势下，朝廷上下报仇心切，而金朝也不能调整政策，自己打破与南宋的和平关系，再加上蒙古势力确实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所能做的，也就是与蒙古结盟消灭金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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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回事？重要的发明及意义有哪些
虽然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
除了在强有力的需要的刺激下，发明者很少作出发明。
作为种种新发明的基础的许多原理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已为人们所知道，但是，由于缺乏刺激，它们未被应用于工业。
例如，蒸汽动力的情况就是如此。
蒸汽动力在化时代的古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甚至得到应用，但是，仅仅用于开关庙宇大门。
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之源。
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适宜大量生产的蒸汽机。
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一系列发明，使棉纺织工业有可能到1830年时完全实现机械化。
新发明中，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96)、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1770)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是十分出色的。
水力纺纱机能在皮辊之间纺出又细又结实的纱;用多轴纺纱机，一个人能同时纺8根纱线，后来是16根纱线，最后为100多根纱线;走锭纺纱机也称为“骡机”，因为它结合了水力纺纱机和多轴纺纱机的优点。
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在生产出比织布工所能处理的多得多的纱线。
但是，这时候没有发明出机器来织布，仍然由人力来织布，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
这种新发明物制作粗陋，在商业上无利可图。
但是，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纠正。
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布工。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导致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工业中的发明促进了其他工业中相应的发明。
新的棉纺机引趄对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较传统的水车和马所能提供的动力更充裕、更可靠。
约1702年前后，一台原始的蒸汽机已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并被广泛地用于从煤矿里抽水。
但是，比起它所提供的动力来，它消耗燃料太多，所以经济上仅适用于煤田本身。
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
他同制造商马修·博尔顿结成事业上的伙伴关系，博尔顿为相当昂贵的实验和初始的模型筹措资金。
这一事业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到1800年即瓦特的基本专利权期满终止时，已有500台左右的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使用中。
其中38%的蒸汽机用于抽水，剩下的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但是，蒸汽机的顺利发明也离不开当时的自然环境于社会因素，早在公元前120年，古埃及就有人曾研究蒸汽作动力。
据统计，在此后的一千八百多年里，试用蒸汽作动力的发明者不下二十人，但他们都未制成较为完善的蒸汽机，并广泛运用于生产，于是，有人说：“如果瓦特早出生一百年，他和他的发明将会一起死亡!”由此可见，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经常被有意识无意识的夸大。
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
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
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而且不久，人类还能开发倘藏在地球中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燃气。
如此，开始了一种趋向，它导致当时的局面：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每人的11.5倍和29倍。
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
实际上，有人认为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是以蒸汽机为基础，但也不应该过分强调蒸汽机的作用，因为19世纪欧洲对亚洲、非洲的征服以武力征服为主。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
原先，铁矿石是放在填满木炭的小熔炉里熔炼。
森林的耗损迫使制造人求助于煤;正是在此时即1709年，·达比发现，煤能够变为焦炭，正则木头可以变成木炭一样。
焦炭证明是和木炭一样有效的，而且便宜得多。
达比的儿子研制出一个由水车驱动的巨大风箱，从而制成第一台由机械操纵的鼓风炉，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
1760年，约翰·斯米顿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抛弃达比所使用的、由皮革和木头制成的风箱，用一个泵来代替，这泵由四个装有活塞和阀门的金属气缸组成，并由水车驱动。
更重要的是亨利·科特作出的改进，他于1784年发明了除去熔融生铁中的杂质的“搅炼”法。
利特把熔融生铁放在一个反射炉里，加以搅动或“搅炼”。
这样，通过在熔融体中环流的空气中的氧，除去熔融体中的碳。
除去碳和其他杂质后，就生产出比原先易碎的熔融生铁或生铁更有韧性的热铁。
当时，为了跟上制铁工业的不断上升的需要，采煤技术也有了改善。
极为重要的是蒸汽机用于矿井排水，还有，就是1815年汉弗莱·戴维爵士发明的安全灯;安全灯大大减少了开矿中的危险。
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
更明确地说，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
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
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需要，这种运输工具可以运送大宗的煤和矿石。
朝这方向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1761年迈出的;那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了一条长7英里的运河。
曼彻斯特的煤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后来，这位公爵又使他的运河伸展到默西河，为此耗去的费用仅为陆上搬运者所索取的价格的六分之一。
这些惊人的成果引起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2500英里的运河。
与运河时代平行的是伟大的筑路时期。
道路起初非常原始，人们只能步行或骑马旅行;逢上雨季，装载货物的运货车在这种道路上几乎无法用马拉动。
18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
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英里增至6英里、8英里甚至10英里。
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因此，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以往要花费14天，这时仅需44小时。
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铁路的挑战。
这种新的运输方式分两个阶段实现。
首先出现的是到18世纪中叶已被普遍使用的钢轨或铁轨，它们是供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条水路或烧煤的地方用的。
据说，在轨道上，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能拉一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货车，一匹马能干22匹马在普通的道路上所干的活。
第二个阶段是将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
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他首先利用一辆机车把数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
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行驶31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
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
到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英里铁路;到1850年，拥有6600英里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00英里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
从1770年起，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就在船上试验蒸汽机。
第一艘成功的商用汽船是由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建造的;他曾前往英国学习绘画、但是，与詹姆斯·瓦特相识后，转而研究工程学。
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莱蒙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
这艘船配备着一台用于驱动明轮的瓦特式蒸汽机，它溯哈得孙河面上，行驶150英里，抵达奥尔巴尼。
其他发明者也以富尔顿为榜样，其中著名的有格拉斯哥的亨利·贝尔，他在克莱德河两岸为苏格兰的造船业打下了基础。
早期的汽船仅用于江河和沿海的航行，但是，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行驶到英国。
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 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行驶时间为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
1840年，塞缪·肯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运线，预先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
肯纳德宣扬他的航线是已经取代“与帆船时代不可分离、令人恼火的不规则”的一条“海洋铁路”。
到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争夺货运。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讯联络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
以往，人们一向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一个音信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然而，19世纪中叶，发明了电报;作出这一发明的主委是一个英国人查尔斯·惠斯通与两个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和艾尔弗雷德·维耳。
1866年，人们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建立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通讯联络。
如此，人类征服了时间和空间。
自远古起，人类一直以坐马车、骑马或乘帆船所需旅行的小时数来表示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
但到了21世纪初，人类穿着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跨过了地球。
人类能够凭借汽船和铁路越过海洋和大陆，能够用电报与世界各地的同胞通讯。
这些成就和其他一些使人类能利用煤的能量、能成本低廉地生产铁、能同时纺100根纱线的成就一起，表明了工业革命这第一阶段的影响和意义。
这一阶段使世界统一起来，统一的程度极大地超过了世界早先在时代或蒙古人时代所曾有过的统一程度;并且，使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这种支配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扩散到其他地区为止。
引发工业革命的必要性是市场。
第二次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人类开始进入电气时代，并在信息革命、资讯革命中达到顶峰) 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已稳步地、不懈地继续到19世纪末期。
因此，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实质上是武断的。
然而，若把1870年看作一个过渡日期，还是可以作一划分。
正是在1870年前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发展——科学开始大大地影响工业，大量生产的技术得到了改善和应用。
我们在前章中曾提到，科学开始时对工业没什么影响。
我们迄今所提到的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种种发明，极少是由科学家们作出的。
相反，它们多半是由响应非凡的经济刺激的、有才能的技工完成的。
不过，1870年以后，科学开始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渐渐地，它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工业研究的实验室装备着昂贵的仪器、配备着对指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它们取代了孤独的发明者的阁楼和作坊。
早先，发明是个人对机会作出响应的结果，而如今，发明是事先安排好的，实际上是定制的。
沃尔特·李普曼已恰当地将这种新形势描述如下： 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机器给发明出来，它们极为重要，如轮子，如帆船，如风车和水车。
但是，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作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作出发现的方法。
机械的进步不存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
我们知道，我们将制造出越来越完善的机器;这一点，是以前的人们所未曾认识到的。
1870年以后，所有工业都受到科学的影响。
例如，在冶金术方面，许多工艺方法(贝塞麦炼钢法、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给发明出来，使有可能从低品位的铁矿中大量地炼出高级钢。
由于利用了电并发明了主要使用石油和汽油的内燃机，动力工业被彻底改革。
通讯联络也因无线电的发明而得到改造。
1896年，古利埃尔莫·尼发明了一台不用导线就能发射和接收信息的机器，不过，他的成果是以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德国物理学家亨利希·赫兹的研究为基础的。
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因为地质学家和化学家做了大量工作;地质学家以非凡的准确性探出油田，化学家发明了从原油中提炼出石脑油、汽油、煤油和轻、重润滑油的种种方法。
科学对工业的影响的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可见于煤衍生物方面。
煤除了提供焦炭和供照明用的宝贵的煤气外，还给予一种液体即煤焦油。
化学家在这种物质中发现了真正的宝物——种种衍生物，其中包括数百种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
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以大量生产的技术的发展为特点。
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就像德国在科学领域中领先一样。
美国拥有的某些明显的有利条件可说明它在大量生产方面居首位的原因：巨大的原料宝库;土著和欧洲人的充分的资本供应;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不断流入;大陆规模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
大量生产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
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
美国发明家伊莱·惠特尼就是在19世纪开始时用这种方法为政府大量制造滑膛枪。
他的工厂因建立在这一新原理的基础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许多旅行者的访问。
在惠特尼之后的数十年间，机器被制造得愈来愈精确，因此，有可能生产出不是几乎相同而是完全一样的零件。
第二种方法出现于20世纪初，是设计出“流水线”。
亨利·福特因为发明了能将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所需要的地点的环形传送带，获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
一天，一个汽车底盘给缚在一根钢索上，当绞盘将钢索拖过工厂时，6名工人沿钢索进行了一次长250英尺的历史性旅行;他们边走边拾起沿途的零件，用螺栓使它们在汽车底盘上固定就位。
实验做完了，但产生一个困难。
上帝造人不象福特制造活塞环那样精确。
装配线对个子矮小的人来说，太高，对身材高大的人来说，太低，结果是劳而无功。
于是，进行更多的实验。
先升高装配线，接着又降低装配线，然后试行两条装配线以适合高矮不同的人;先增加装配线的运行速度，再减低装配线的运行速度，然后做各种试验以确定一条装配线上需安置多少人、每道工序应相隔多远、是否要让上螺栓的人再上螺帽、使原先上螺帽的人有时间将螺帽上紧。
终于，为每个汽车底盘上的装配而规定的时间从18小时28分钟缩短到1小时33分钟，世界有可能得到新的、大量的T型汽车;随着工人成为其机器上的更为有效的轮齿，大量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后，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对大堆大堆的原料的处理作了改善。
大量生产的这种方法也是在美国得到改善的，其最好的例子见于钢铁工业。
以下这段对制造铁路钢轨的过程的描述，说明了这种方法： 钢铁工业在一个巨大的地区范围里发展了这种……连续生产……。
铁矿石来源于梅萨比岭。
蒸汽铲把铁矿石舀进火车车厢;车厢被拖运到德卢斯或苏必利尔，然后进入某些凹地上方的码头，当车厢的底部向外翻转时，车厢内的铁矿石便卸入凹地;滑运道使铁矿石从凹地进入运矿船的货舱。
在伊利湖港，这矿船由自动装置卸货，矿石又被装入火车车厢;在匹兹堡，这些车厢由自动两卸车卸货，倾卸车把车厢转到自己的边上，使矿石瀑布似地落入箱子;上料车把焦炭、石灰石和这些箱子里的矿石一起运至高炉顶部，将它们倒入炉内。
于是，高炉开始生产。
从高炉里，铁水包车把仍然火热的生铁转移到混轶炉，然后再转移到平炉。
就这样，实现了燃料的节约。
接着，平炉开始出钢，钢水流入巨大的钢水包，从那里，再流入放在平板车上的铸模，一辆机车把平板车推到若干凹坑处，除去铸模后赤裸裸地留下的钢锭就放在这些凹坑里保温，直到扎制时。
传送机把钢锭运到轧机处，自动平台不时地升降，在轧制设备之间来回地抛出所需形状的钢轨。
由此产生的钢轨具有极好的形状，如果有少许偏差，就会被抛弃。
电动起重机、钢水包、传送机、自动倾卸车、卸料机和装料机使从矿井中的铁矿石到钢轨的生产成为一件不可思议地自动的、生气勃勃的事情。
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一规模的大量生产所意味的东西，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觉察出来： 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英里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
科学和大量生产的方法不仅影响了工业，也影响了农业。
而且，这又是发生在科学应用方面领先的德国和大量生产方面领先的美国。
德国化学家发现，若要维持土壤的肥力，就必须恢复土壤中被植物摄取的氮、钾和磷。
最初，是利用天然肥料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将近19世纪末时，天然肥料让位于形式上更纯粹的、必需的无机物。
结果，无机物的世界性生产大大增长，在1850至1913年间，硝酸盐、钾碱和过磷酸钙的产量从微不足道的数量分别上升到899800公吨(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制肥料)、1348000公吨和16251213吨。
第三次 20世纪后半期，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类进入科技时代，生物克隆技术的出现，航天科技的出现，欧美有称为21世纪系统与合成生物学将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即生物科技与产业革命)。
21世纪的生物科技与产业革命 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产业模式或产业结构转型，往往是新经济新产业时代特征，技术革命带来的是产业革命。
自从英国中西部动的，欧美几乎同期发生的，社会产业结构的形成与经济的增长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0世纪科技方法论从实证分析向系统综合转型，人工智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电脑、电讯等信息产业革命(即信息革命、资讯革命)，带来基因组计划、生物信息学的发展。
综合哲学，远在系统科学诞生之前已形成，19世纪未和20世纪初斯宾塞的综合(synthetic)哲学、罗素的哲学分析与综合、怀德海的有机哲学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学哲学届讨论了综合哲学、系统科学与传统医学、中国哲学，中国科学院曾邦哲(杰)20世纪90年代阐述系统生物工程与系统遗传学的概念，1999年在德国创建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网(英文)。
2000年美国L.Hood、日本H.Kitano等建立系统生物学研究机构。
2003年美国J.Keasling成立基于系统生物学的遗传工程-合成生物学系。
2005年法国F.Cambien和L. Tiret论述动脉硬化研究的系统遗传学观念。
随后全球爆炸性地走向了电脑科学与生物科学整合的科技与产业发展态势，将带来21世纪的细胞制药厂与细胞计算机的生物工业化时代，欧美国家科技决策机构纷纷制定教育、科研、产业改革政策，中国出台了基因生物技术、系统医药学开发中医药产业现代化的重大立项与决策。
2007年6月，英国皇家工程院生物医学与生物工程学部主席R. I. Kitney院士称：“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偶合，将产生第三次产业(industrial)革命”，颠覆计算机、纳米、生物和医药等领域的技术与产业变革，即生物工业革命。
21世纪的整个产业结构，将转型为系统生物工程的生物(化学)物理联盟工业模式，也就是生态、遗传、仿生和机械、化工、电磁的工程应用整合的材料、能源、信息产业，体现为机器的生物系统原理(进化、遗传计算)、生物材料(纳米生物分子、工程生物材料)和基因工程生物体等。
计算机科学理论源自动物通讯行为、神经系统的控制论、信息论研究;细胞内、细胞间通讯行为的探索，导致了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发展，将形成未来的材料、能源与信息全方位生物产业。
重要发明 1712年 英国人汤姆斯·纽科门(Newcomen，Thomas)获得了稍加改进的蒸汽机的专利权 1733年 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 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 珍妮纺纱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1768年 阿克莱特水力纺机 1769年 詹姆斯·瓦特改良钮可门的蒸汽机为“单动式蒸汽机” 1778年 约瑟夫·勃拉姆 抽水马桶 1779年 克隆普顿 走锤纺骡(骡机) 1782年 瓦特改良蒸汽机为“联动式蒸汽机”,1785年投入使用 1785年 卡特莱特 动力织机 1796年 塞纳菲尔德 平板 1797年 亨利·莫兹莱 螺丝切削机床 1807年 富尔顿 造出用蒸汽机做动力的轮船 1812年 特列维雪克 科尔尼锅炉 1814年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 1815年 汉弗莱·戴维矿工灯 1825年 斯蒂芬森发明的蒸汽机车试车成功(粤教版：史帝芬逊，史蒂芬孙，由于是音译，所以各个版本会有些不同) 1844年 威廉·费阿柏恩发明兰开夏锅炉 意义 (1)工业革命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
(2)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它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
(3)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工业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
它使社会明显地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4)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5)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
(6)带来了工业污染。
环境问题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成了严重的问题。
(7)开始了城市化进程。
(8)使弱小国家缓慢地走上了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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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阴谋事件的过程及结果如何是怎么回事？事件对历史上的影响有哪些
1603年末的时候，他找到约翰·赖特、托马斯·珀西和托马斯·温特，这三个人有着和他相似的社会地位和政治顾问。
他们开始讨论用什么办法来缓解他们的忧虑。
根据后来温特的招供，是凯茨比第一个提议杀死詹姆士一世和罗伯特·塞西尔这两个魔鬼。
接下来加入他们组织的还有盖伊·福克斯，此人的形象很是模糊，我们对他也知之甚少，但是他的名字却成了的同义词。
1604年12月，这些阴谋家们此时又增加了罗伯特·凯斯，又一个有名的天主教徒——他们租下了与议会紧邻的房子，并开始在两栋建筑之间挖掘通道。
圣诞节之后，他们就开始将成桶的火药通过泰晤士河，运往他们挖掘的地下通道。
他们的计划是在詹姆士一世召开议会的时候引爆炸药，炸死国王、王储威尔士亲王，还有塞西尔和枢密院大多数成员，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变成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自由国度。
就在这个时候，凯茨比在忏悔的时候与耶稣会教士亨利·加尼特神父讨论到杀害国会中无辜的天主教议员是不是不道德，或者说这样的牺牲到底值得不值得，是否能够推进天主教的事业。
加尼特后来坚持说，凯茨比的措词是极为模糊的，根本不会让人联系到火药阴谋。
在了解到阴谋的存在后，他提供了他的意见，但是根据忏悔的规定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而这一做法让他后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逐渐地，阴谋范围扩大了。
埃弗拉德·迪格比爵士、安布罗斯·洛克伍德和约翰·格兰特，都是富有的天主教徒，他们都加入了这个阴谋;还有托马斯·贝茨和托马斯·温特的兄弟罗伯特。
此时加入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弗朗西斯·特雷瑟姆，后来被怀疑向政府出卖了这个团体。
虽然特雷瑟姆是否出卖了这个计划我们不得而知，而实际上罗伯特·塞西尔，也是英格兰最为消息灵通的政客，他了解地下通道的存在，甚至知道它的每一寸的进展。
塞西尔狂热地反对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他知道这些阴谋家的计划，但他却不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他们。
而是等到他能够从中获得最大政治收益的时候再下手。
正是他的这种狡猾才了解了为什么阴谋家们能够处理掉所有地道中挖出的泥土，并且能够获得如此多的火药，而这在当时的英格兰是严格限制供应的。
塞西尔一直等到爆发前的最后一刻。
1605年11月4日午夜过后，詹姆士一世就要在第二天召开议会。
盖伊·福克斯被捕了，当时他正在议会大厦的地窖里看守着那足以造成巨大爆炸的36桶火药。
福克斯被捕的消息使得其他同党仓皇逃窜。
他们很多人都向北方逃去。
11月8日，凯茨比和珀西被一个郡治安官的民防团杀死;在短暂的交战后，其余的成员被抓住并关押在伦敦塔，等待接受审问。
福克斯早就知道这样的经历会是多么的恐怖。
两天的拷问后，除了他的意志什么都被催垮了。
伦敦塔的中尉威廉姆·韦德——虽然很是擅长让那些不说话的犯人开口说话，也对福克斯的表现感到惊异。
即使这样，他也向塞西尔保证，“我相信，虽然他也算意志坚定，到时候他会什么都说的。
”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尽管当福克斯在1605年11月17日最终开口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在上面签字了。
塞西尔对着福克斯的“招供”大发雷霆：这里面一点也没有提到耶稣会的事。
而他想要的，在几天的折磨后从托马斯·贝茨那里得到了;但是，很奇怪，那一份招供失踪了，让人怀疑是否存在过，除了在塞西尔丰富的幻想之外。
而1605年11月23日有消息说特雷瑟姆在狱中奇怪地死亡了，而死后他被迅速地下葬，这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好奇，怀疑有人为了让他闭嘴而将他杀害了。
17世纪对知名人物的审判并不是我们现意义上的审判。
罪过——不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其他的——都已经在事先确立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而法庭上的程序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橡皮图章。
1606年1月27日，审判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宫开始，首席大法官约翰·波帕姆爵士带领的五位法官主持了审判。
首先代表国王讲话的是上诉院保管案卷的法官爱德华·菲利浦爵士，然后才是首席检查官爱德华·柯克，他在历史上臭名昭著，原因是他曾经参加对艾塞克斯伯爵和沃尔特·雷利的指控。
柯克一向以其言语的粗暴激烈而闻名，而这一次对于他来说就算是相当克制了。
他说，被告们都是富有的人“他们受到了最为恶毒的诱惑、欺骗和腐化。
”很快，这位律师就表现出了他最具煽动性的责骂的一面：“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的叛国罪，而且与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相关。
”当他谈到耶稣会和他们的介入时，柯克更是超越了理性的界限：“从来就没有一个叛国阴谋不与天主教教士无关的，”他大喊道，“(这些)人们利用了对宗教的崇敬……来掩盖他们的对神的不敬、亵渎、判国、和叛变还有其他所有的邪恶，”这之后就是对缺席的加尼特神父和他对参与这次事件的辱骂。
有传言说一个对这些漫骂极为感兴趣的旁观者，也就是詹姆士一世和他的家人通过法庭上方的一个秘密的房间观看了审判的过程。
被告人对自己的辩护包括了早先所做的证词。
所有的证词都是很谦卑的，甚至有悔过的口气。
托马斯·温特的证词可以代表其他人：“不是为了获得宽恕……我必须承认我犯下的罪过是不容宽恕的……我认识到这才是通往万能的上帝的正确道路，我承认所有的或实质性的部分。
”这样的招供有多大的可能性是值得争论的，因为他不仅是在胁迫下得到的，其结尾处的签名为“温特”，这显得很不合常规，因为被告人一向都是将他的名字拼写为“温都尔”。
又轮到柯克了，这一次他要用被告们将要面对的痛苦来恐吓他们： “他们应该被勒死，应该吊着他们的脖子将他们挂在天地之间，因为无论是天还是地都认为他们是卑劣的家伙。
他们应该被活活地砍死，将他们的私处割下来并在他们面前烧掉，因为他们不配做父亲，不应该留下任何后代。
他们的肠子和内脏将被取出来并被烧掉，因为在他的心里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判国计划。
然后把他的头砍下来，正是它想到了这样的罪恶念头。
最后再将他们分尸。
” 在柯克的之后，陪审团退到一个邻近的房间。
几分钟后，陪审团回来宣布了那个不可避免的有罪认定。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应该对他们进行惩罚时，托马斯·温特代表其兄弟请求宽恕，但是他的请求没有任何作用，罗伯特·温特和其他人一样被首席法官波帕姆判处死刑。
此后，迪格比作为唯一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被告被单独审判，并同样被判处死刑。
审判之后，所有被告人在火把的指引下被带到伦敦塔，在那里他们在孤独中度过了他们生命最后的日子。
事件结果 最后的执行过程的恐怖程度绝对和柯克所要求的。
1606年1月30日，迪格比、格兰特、贝茨和托马斯·温特被带到囚笼里赶往执行地圣保罗。
第二天，其余的也在威斯敏斯特的旧宫院被处决，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他们想要毁掉的那栋建筑。
他们在绞刑架上所作的所有表示中绝对没有悔过的意思;洛克伍德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上帝能够“将国王变成一个天主教徒。
”福克斯由于已经被折磨和疾病摧垮，实际上他是爬到了绞刑架上。
同一天，被塞西尔错误地认为是主犯的亨利·加尼特被监禁，后来也被处决。
虽然只是几个极端主义者的行为，但是火药阴谋事件还是给英格兰的天主教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本已经极为严峻的法律变得更为严格了，禁止天主教徒居住在伦敦附近，禁止他们从事法律和医药行为。
恐吓富有的天主教徒加入新教，否则就没收他们2/3的财产。
审判情况 被告人：托马斯·贝茨、埃弗拉德·迪格比爵士、盖伊·福克斯、约翰·格兰特、罗伯特·凯斯、安布罗斯·洛克伍德、罗伯特·温特和托马斯·温特 被指控的罪行：叛国罪 主要辩护律师：无 主要检查官：爱德华·柯克爵士 法官：约翰·波帕姆率领的五人法官小组 地点：英格兰，伦敦 审判日期：1606年1月27日 认定：有罪 判决：死刑 历史影响 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塞西尔的密探早已渗透了整个阴谋却令它继续，最后产生巨大影响。
从而使教皇阴谋论的宣传在此后的数百年中一直产生作用。
阴谋的流产对英格兰天主教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它使得天主教解放(Catholic Emancipation)全面停止：天主教徒们只得再等待200年直到获得近乎同等的权力。
一些学者认为威廉·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则是部分地从伦敦更加关注恐怖活动与穷凶极恶而得到的灵感。
现代物理学家计算得出，如果阴谋得逞，它将完全摧毁大部分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剧烈爆炸震碎的玻璃窗将分散在方圆2/3英里(1公里)的范围内(玻璃窗是后来普及的)。
后世纪念 这一事件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詹姆士一世在感恩节即位，这一天也被称为盖伊·福克斯日。
在英国，每到11月5日，人们点燃篝火，并烧毁“盖伊”——盖伊·福克斯的肖像，同时还有焰火表演。
1981年美国漫画家Alan Moore以盖伊·福克斯的故事为蓝本，创造了漫画小说V For Vendetta。
此漫画小说亦被改编为同名电影《V字仇杀队》，由沃卓斯基兄弟编剧。
2014年1月2日上映的英剧《神探夏洛克》第三季第1集以该事件为蓝本，创作出英国共和党在伦敦布下阴谋被福尔摩斯截下的剧情。
民间歌谣 Remember, remember the fifth of November, gunpowder, treason and plot, I see no reason why gunpowder treason should ever be forgot. Guy Fawkes, Guy Fawkes, ‘twas his intent to blow up the King and the Parliament. Three score barrels of powder below, Poor old England to overthrow: By God‘s providence he was catch‘d With a dark lantern and burning match. Holloa boys, holloa boys, make the bells ring. Holloa boys, holloa boys, God save the King! Hip hip hooray! A penny loaf to feed the Pope. A farthing o‘ cheese to choke him. A pint of beer to rinse it down. A faggot of sticks to burn him. Burn him in a tub of tar. Burn him like a blazing star. Burn his body from his head. Then we‘ll say ol‘ Pope is dead. Hip hip hooray! Hip hip hooray! 随机文章中国古代哲学简介炽天使加百列实力强吗，曾面对路西法不敢出手（疑隐藏实力）哈勃望远镜和中国天眼谁厉害，中国天眼恐看更远/灵敏度更高遭遇泥石流往哪里跑，旅游必须知道的正确方向/幸存几率极高当代年轻人的优点缺点，装怂是现代年轻人最高境界和优点（无赖）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