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的称呼有哪些？陛下、九五、大家，还有清平乐里的官家
【千问解读】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中的细节一直为观众所称道。
其中有一个细节格外有趣，就是对于皇帝的称呼，是用的“官家”而非“皇上”“陛下”这类词汇。
“官家”作为宋代颇具特色的词语自然也是大家所比较好奇的，为何宋代称皇帝为“官家”，而不是其它的词语呢？
我们不妨来盘点一下历代的皇帝的称呼都是如何得来的？
关于这事，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要说古代帝王最初的叫法，那肯定得先提到一个词：王。
然而在上古时期，其实还有一个字和王是并列的，那就是“后”。
这里的后可不是专指王后，后就是王。
正如《左传》所说：夏后皋即夏天子皋。
其实这也反映出一个事——上古时期，帝后共治现象很严重。
班固所说：“天子之妃谓之后何?后者君也。
天子妃至尊，故谓之后也……天子尊之，故系王言之，日王后也。
”原因正是在这。
当时称帝王还有一个听起来很匪夷所思的字：辟。
这个字今天和皇帝基本是不沾边的，但是可千万别忘了，有个词叫“复辟”，这个词就是从辟的古意中来的。
辟就是执掌权柄，以法治国的意思。
所以其代表君主。
到了秦汉时期，称呼皇帝的词可就多了起来。
首先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皇帝。
当然，还有所谓的“元首”。
其实元首为何用来称呼皇帝很好解释，元首出自《尚书》：元首明哉,股脑良哉。
股肱代指臣子，首脑自然是君主。
所以元首是君主代称很好解释。
与元首相近的还有至尊，这一点在所谓过秦论的“履至尊而制六合”中大家是众所周知的。
至尊可是专有名词，所谓“王”“寡人”有时候还能被一些地方强大的藩王所用，但是至尊可是专指最高君主，其它人用不得。
再到秦汉之后，帝王的代称就越来越多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词汇：陛下。
陛下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用来指皇帝的，但是作何解释却很少有人明白。
陛，丹陛，也就是皇宫殿前的台阶。
陛下就是那些帝王们用来防备刺客的近臣。
说白了，陛下=帝王近卫军。
这一点和古罗马的法西斯差不多，法西斯就是执政官旁边卫兵的束棒，用来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
和陛下比较类似的还有九五，之所以九五代表皇帝，其实可是大有学问，因为九是个位数里面最大的，所以中国古代很多关键的物件都和九有关系，比如九鼎，九锡，这都是依赖于九这个数字的巨大感。
由于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所以五也是个重要的数字，所谓“五脏俱全”，五作为中位数，也有居中的含义。
居中为天子，这是自然之理。
对于皇帝的称呼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历代也有些特色，比如唐代时期宦官经常称呼皇帝为“大家”，这个称呼其实颇为有趣，因为在唐朝媳妇称呼婆婆也是叫“大家”的，其实唐代宦官之所以称皇帝为大家主要是因为这是奴仆对主子的称呼，不过这个称呼一般也只有宦官才用，比较著名的高力士和李辅国都用过这种说法。
大臣可是不会这么说的。
然而到了宋代，称呼皇帝为“官家”则成了特色。
其实这个说法起源可早得多，在《晋书》里面，这说法是来自石虎载记的，所谓“官家难称”。
但是有趣的是，这种起于五胡的说法到了宋代竟然格外流行。
其实这玩意和皇帝的喜爱有很大关系，宋代很多皇帝都特别喜欢“官家”这个称呼，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用来说明宋代帝王对这个词汇的喜爱。
宋真宗（澶渊之盟那个）曾经和侍读学士李句容谈话，内容很有意思，宋真宗当时和李句容喝酒，喝到兴头上有点醉了，于是乎问李句容：何故谓天子为官家？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深度，要不怎么说侍读学士不是白干的，李句容当即非常机智的回答了一句话：“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
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这句话一说完，宋真宗的表情只用三个字就能形容：“上甚喜。
”
其实宋代称皇帝为官家某种意义上也是皇帝君权神授色彩的衰弱导致的。
毕竟宋代皇帝是所谓的“黄袍加身”得来的。
宋朝初期其实一直对各类兵变严加防范，比如赵匡胤曾经想用老将符彦卿为禁军统领，遭到了宰相赵普的强烈反对，赵匡胤于是乎就对赵普说道：“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结果赵普一句话差点没把赵匡胤噎死：“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可见，宋代皇帝不仅“拎得清”，大臣更是“看得透”。
不过对于皇帝的称呼到了明清时期，其实还有另一个很显著的特色——年号代指皇帝。
其实这一点也很好解释：年号作为皇帝一个很特殊的标签，本来是不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这种经常换年号的人，年号代指没什么意义。
但是明清帝王往往就一个年号用到底，不会换年号，所以年号就有了特殊性了。
另外庙号称呼皇帝在以前很正常，比如唐朝的太宗皇帝，自然是唐太宗了。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称宗成了习惯，而且大多和前代一致，所以称呼皇帝用庙号也不太合适了。
而且由于尊号加的越来越长，用尊号称呼皇帝也是非常困难的。
文皇帝武皇帝之类的说法明显也不合适了。
（比如朱元璋尊号是“开天行道雄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其实帝王的称呼和历代的文化有关，更和君主特色有关，赵匡胤喜欢听别人叫他官家，但是如果明清时期，恐怕就有很多人不爱听了。
毕竟，专制的加强总是伴随着等级的愈加森严。
文：三清妙音
参考资料：
【1】 丁谓 《丁晋公谈录》
【2】 王君玉 《国老谈苑》
【3】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
【4】 《史记》《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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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之后：唐高宗时代的权力更迭与治世余韵
从永徽六年（655年）册立为后到显庆四年（659年）集团覆灭，这段历史见证了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博弈，也标志着唐代政治生态的深刻转变。
一、永徽余晖：背后的制度惯性 永徽之治（649-655年）的繁荣源于对贞观制度的延续。
即位之初，沿袭 三日一朝 改为 一日一朝 的勤政传统，修订《永徽律》并编纂《唐律疏议》，将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这种制度惯性使在人口、经济、军事领域持续突破：全国户数从贞观年间不足三百万户增至380万户，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抵里海、南达越南横山、北逾贝加尔湖，形成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盛况。
但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
高宗虽延续政策，却在永徽四年（653年）设立常平署调控物价，暗示中央财政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增强。
这种集权倾向与的政治特权形成矛盾，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二、显庆风云：皇权对相权的全面反制 永徽六年（655年）的 废王立武 事件成为权力格局转折点。
高宗在武则天支持下，突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阻挠，改立武则天为后。
此举不仅是后宫争宠的结局，更是皇权对相权的宣战——当褚遂良以 的极式谏阻时，李治已决心打破 贞观遗风 下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显庆四年（659年）的 长孙无忌案 将这场博弈推向高潮。
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未予审讯即将其流放黔州，旋即赐死。
这场清洗不仅铲除关陇集团核心，更通过修订《姓氏录》打破自以来的，使 五姓七望 等世家大族失去政治特权。
武则天之兄武元庆、武元爽借此机会跻身政坛，标志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三、龙朔改制：中枢权力的结构性重组 权力清洗后，高宗启动 龙朔改制 （661-663年），对中枢机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废除二十四司，改设六官（司礼、司戎、司农、司徒、司空、司寇），试图构建皇权直接掌控的行政体系；同时提升地位，使文人学士获得参与机要的机会。
这种改革虽因操作复杂而半途而废，却暴露出高宗打破制、建立绝对皇权的野心。
军事领域同样经历变革。
灭、平百济的战争中，高宗突破 将从中御 传统，赋予前线将领更大自主权。
这种转变既带来军事胜利，也导致地方军阀势力抬头，为埋下隐患。
四、麟德迷局：二圣临朝的权力平衡术 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因风疾目眩，开始授权武则天 垂帘听政 。
这种 二圣临朝 模式实为权力制衡的产物：高宗通过扶持武则天对抗关陇旧臣，又借李勣等将领制衡后族势力。
当武则天试图染指军权时，高宗立即提拔等将领，并在乾封元年（666年）泰山中刻意突出自己 天命所归 的形象。
这种平衡术在文化领域亦有体现。
高宗支持译经事业，却拒绝为其撰序，转而由自己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他重修《》时，特意增加《天文志》等科技篇章，彰显 文治武功 并重的帝王形象。
五、历史回响：治世转型的深层逻辑 从永徽到显庆的权力更迭，本质是唐代政治文明从 贵族共和 向 君主专制 的转型。
高宗通过瓦解关陇集团打破门阀政治，却因过度集权导致宦官势力崛起；武则天借机掌权虽开创 ，却使皇位继承陷入混乱。
这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轨迹，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再度显现。
在制度层面，永徽年间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典范，其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理念影响后世千年；显庆年间设立的医学专科、数学科考，则推动制度向专业化转型。
这些制度遗产证明，即便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华文明仍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当后世回望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高宗个人的权谋算计，更是一个文明在制度创新与权力集中间的艰难抉择。
永徽之治的余晖照亮了显庆年间的改革，而显庆年间的震荡又为的到来提供了镜鉴。
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逻辑，恰似《周易》所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权力更迭与制度演进中，书写着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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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之后：唐高宗时代的权力更迭与治世余韵
从永徽六年（655年）册立为后到显庆四年（659年）集团覆灭，这段历史见证了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博弈，也标志着唐代政治生态的深刻转变。
一、永徽余晖：背后的制度惯性 永徽之治（649-655年）的繁荣源于对贞观制度的延续。
即位之初，沿袭 三日一朝 改为 一日一朝 的勤政传统，修订《永徽律》并编纂《唐律疏议》，将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这种制度惯性使在人口、经济、军事领域持续突破：全国户数从贞观年间不足三百万户增至380万户，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抵里海、南达越南横山、北逾贝加尔湖，形成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盛况。
但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
高宗虽延续政策，却在永徽四年（653年）设立常平署调控物价，暗示中央财政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增强。
这种集权倾向与的政治特权形成矛盾，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二、显庆风云：皇权对相权的全面反制 永徽六年（655年）的 废王立武 事件成为权力格局转折点。
高宗在武则天支持下，突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阻挠，改立武则天为后。
此举不仅是后宫争宠的结局，更是皇权对相权的宣战——当褚遂良以 的极式谏阻时，李治已决心打破 贞观遗风 下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显庆四年（659年）的 长孙无忌案 将这场博弈推向高潮。
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未予审讯即将其流放黔州，旋即赐死。
这场清洗不仅铲除关陇集团核心，更通过修订《姓氏录》打破自以来的，使 五姓七望 等世家大族失去政治特权。
武则天之兄武元庆、武元爽借此机会跻身政坛，标志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三、龙朔改制：中枢权力的结构性重组 权力清洗后，高宗启动 龙朔改制 （661-663年），对中枢机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废除二十四司，改设六官（司礼、司戎、司农、司徒、司空、司寇），试图构建皇权直接掌控的行政体系；同时提升地位，使文人学士获得参与机要的机会。
这种改革虽因操作复杂而半途而废，却暴露出高宗打破制、建立绝对皇权的野心。
军事领域同样经历变革。
灭、平百济的战争中，高宗突破 将从中御 传统，赋予前线将领更大自主权。
这种转变既带来军事胜利，也导致地方军阀势力抬头，为埋下隐患。
四、麟德迷局：二圣临朝的权力平衡术 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因风疾目眩，开始授权武则天 垂帘听政 。
这种 二圣临朝 模式实为权力制衡的产物：高宗通过扶持武则天对抗关陇旧臣，又借李勣等将领制衡后族势力。
当武则天试图染指军权时，高宗立即提拔等将领，并在乾封元年（666年）泰山中刻意突出自己 天命所归 的形象。
这种平衡术在文化领域亦有体现。
高宗支持译经事业，却拒绝为其撰序，转而由自己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他重修《》时，特意增加《天文志》等科技篇章，彰显 文治武功 并重的帝王形象。
五、历史回响：治世转型的深层逻辑 从永徽到显庆的权力更迭，本质是唐代政治文明从 贵族共和 向 君主专制 的转型。
高宗通过瓦解关陇集团打破门阀政治，却因过度集权导致宦官势力崛起；武则天借机掌权虽开创 ，却使皇位继承陷入混乱。
这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轨迹，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再度显现。
在制度层面，永徽年间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典范，其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理念影响后世千年；显庆年间设立的医学专科、数学科考，则推动制度向专业化转型。
这些制度遗产证明，即便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华文明仍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当后世回望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高宗个人的权谋算计，更是一个文明在制度创新与权力集中间的艰难抉择。
永徽之治的余晖照亮了显庆年间的改革，而显庆年间的震荡又为的到来提供了镜鉴。
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逻辑，恰似《周易》所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权力更迭与制度演进中，书写着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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