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间 从近地轨道到月球、火星 中国航天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央视网消息：10月8日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一步。

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

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宇宙里第一次响起中国声音。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

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全面发展。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2028年前后 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中国空间站建成、北斗全球组网、嫦娥六号月背采样、天问一号探火、天问二号开启小行星探测……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70年间，从近地轨道到月球、火星，中国航天正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

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

2019年，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2020年，嫦娥五号带回月球正面样品；

2026年，嫦娥六号带回月球背面样品；

在探月的同时，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

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

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领域专家孙泽洲介绍称，在整个太阳系八大行星里，火星是跟地球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已经变得比较衰老、像个暮年的状态。

对于火星的探测，最简单直接地讲，想了解这个近邻的演化过程，对我们有些什么启示。

记者问：“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的深空探测人还要去追寻这样一个目标？”

孙泽洲称：“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

”

“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

”这句朴素的话也是一代代航天人不断走向深空的共同心境。

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来源：央视网

美军通告全球，月球资源谁先抢到就是谁的，要给中国“立规矩”？

9月14日，空军部长特洛伊·迈因克首次承认美军已在轨部署“太空控制武器”，称相关措辞“经过深思熟虑”；9月15日，太空军作战部长道格拉斯·希斯称“守护者”已在轨操作可防御联合作战的武器；9月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主旨演讲中将战场边界推到地月空间，要求联合部队“从海底到地月空间，都能战斗、坚持并获胜”。

一场会议、三份表态，把“月球周边作战”第一次摆上美军公开战略规划的台面。

月球规则主导权之争 凯恩的演讲没有点名任何对手，却把战场从传统陆海空一路推到地月空间。

这背后是华盛顿对规则主导权的焦虑。

太空军作战部队司令部司令格雷戈里·加尼翁中将在同期媒体圆桌会上说得更直白：太空军正准备在太空和月球周边作战，因为“人类正在向更深的太空推进”，太空军的任务是“保卫美国利益”，并直接点名中国，称“潜在对手如中国正在地月空间积极活动”。

据美联社9月17日报道，加尼翁还披露，太空军计划五年内扩至约2.5万人，其中约三分之二增员进入作战部队司令部。

美国的算盘不在“抢第一名”，而在“谁先登月谁定规矩”。

2020年10月，美国牵头签署《阿尔忒弥斯协定》，截至2026年签约方已扩至71国。

该协定的实质，是把月球资源开采与利用的规则先写下来，把后来者挡在门外。

美国把月球视为可开采、可分配的资源，排他意图明显。

如今再打出“准备在月球周边作战”的旗号，等于把规则争夺从谈判桌推到军事准备层面：谁先在月球建起基地、布起态势感知与作战网络，谁就握有行为准则的起草权。

给中国“立规矩” 抢规则主导权只是第一步，给中国“立规矩”才是目的。

美国的思路与中方不同：它所谓“规则主导权”，本质是掌握规则制定权后以有利自身的条款约束竞争对手，自身不必费力提升竞争力。

这与中方的路径完全相反。

2021年，中俄牵头启动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定位是多边科研站、和平利用、探索成果共享，不把月球当作战场，也不谋求排他性规则。

中方从未想过用规则卡别人脖子。

在登月领域，中国已推进到实施载人登月的准备阶段，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航天员登月，却始终以和平利用太空为原则，无意进行太空战，现有工作都以科研为目标。

差距在于姿态：美国急于把对手框进自己写的规矩，中方则少动口、多动手。

中国并非毫无准备 中国对太空军事化并非毫无防备。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2024年4月，中国组建了军事航天部队，与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并列，形成与美太空军对等的建制，只是中方低调处理，不事高调宣传。

这种克制不等于无备。

外交层面的回应同样及时。

2026年9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方在轨部署武器一事时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重申，太空应没有任何武器。

中俄很显然在太空武器化这个议题上，同步跟进。

美国率先在灰色地带挑衅 美国的动作踩在《外层空间条约》的灰色地带上。

1967年条约规定，月球等天体专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在地外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设施与防御工事，禁止在轨部署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条约未禁止常规或非动能武器在轨部署，这一漏洞被美方利用。

迈因克承认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后拒绝说明类型，专家普遍判断更可能是干扰、致盲类的“软杀伤”装备，如干扰器、激光致盲或高机动卫星，而非会产生碎片的动能武器。

这一转向并非孤立动作。

美国太空司令部今年7月发布《太空作战环境2040》公开版报告，首次把地球与月球之间的广阔空间纳入军事竞争视野，将地月空间称为未来“战略制高点”，作战范围从近地轨道跨越式扩展至月球轨道、地月拉格朗日点与转移通道。

这与凯恩把战场推到地月空间的表态彼此呼应，说明美军正把“先到先得”的认知写进作战规划。

美方首次承认在轨部署“太空控制武器”是重大政策转向，虽不违反条约，却极不负责任。

美方此时公开，既是威慑对手，也意在把太空武器议题推上中美高层会晤桌。

配套动作还有特朗普2025年5月公布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计划，目标三年内全面运转，以及2026年4月太空军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等12家企业签约研发天基拦截器。

美军要开启竞赛，我们要一步一步走好 美国把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推进“金穹”、在轨部署武器，表面是抢规则，底子却透出底气不足。

按美方自己的逻辑，谁先登月谁定规矩，可“阿尔忒弥斯”计划屡次推迟，时间表一次次后移，所谓“领先”更多是媒体高调宣传堆出的观感。

当中方按2030年前载人登月稳步推进时，华盛顿更像是想用规则卡脖子来掩盖自身研发节奏的掉队。

太空的规矩从来不是谁喊得响谁定，而是谁最先完成里程碑目标。

冷战时期，美国确实抢先一步，现在又打算故技重施，怕是打错了算盘。

花在AI上的钱，够去几次月球？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的脚印落在月球表面。

那一刻，全球约6亿人通过电视直播观看。

为了这一步，美国花了11年，投入了相当于今天约3000亿美元。

40万人参与，2万多家企业和大学加入其中。

57年后，全世界每年花在AI上的钱，够把阿波罗计划重新干上三遍还有余。

高盛最新报告预计，到2026年底，全球AI投资将达到1.019万亿美元，其中美国部分为5810亿美元。

仅Alphabet、Amazon、Meta、Microsoft四家科技巨头，2026年资本开支合计就将超过7000亿美元。

这个对比在财务上并不完全严谨。

阿波罗是一次性的国家工程，AI是持续性的资本开支。

但它回答了一个所有人都在问的问题：这笔钱，到底有多大？ 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非战争项目，在AI面前，只相当于一个年度的资本开支。

但钱只是表象。

阿波罗花了3000亿美元，改变的是人类对“可能性”的认知——月球从“遥不可及”变成了“人类去过的地方”。

AI每年花1万亿美元，改变的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这笔钱是怎么花出去的。

阿波罗和AI，虽然都是“巨额投入”，但花钱的方式完全不同。

这笔钱到底有多大？ 先看看四家公司的账单。

四家公司2026年的资本开支预期：Alphabet将全年资本支出指导范围上调至1800亿-1900亿美元；Amazon约2000亿美元；Meta全年资本开支上调至1250亿-1450亿美元；Microsoft预计约1900亿美元。

四家合计约7250亿美元，比2025年的创纪录水平增长了77%。

这些钱主要花在三样东西上：数据中心、芯片、电力。

换算成阿波罗计划：全球一年AI投资相当于3.4次阿波罗计划，美国一年相当于1.9次，2022年以来全球累计AI投资（1.8万亿美元）相当于6次。

再换一个参照系：按NASA在国际空间站上累计约1500亿美元的投入计算，2026年全球AI投资够建6.8个国际空间站。

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独角戏。

这是一场全球性的资本竞赛。

中国方面，高盛研报预测，2026年至2030年间，中国AI相关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8.5万亿元人民币（约1.3万亿美元），平均相当于美国同类企业资本开支总额的17%。

据彭博测算，2026年中国头部互联网企业资本开支将接近66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77%。

与此同时，一级市场的AI融资同样在加速。

清科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AI领域共发生近600起融资案例，总投资金额超1100亿元，同比上升185.4%。

欧洲方面，2026年上半年，欧洲AI初创公司融资达到创纪录的230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占该地区全部风投的55%。

阿波罗是美国一国的事情。

AI则是全世界在同时下注。

谁更“拼”？ 阿波罗计划期间，NASA预算占GDP的比例约为0.5%-0.8%，其中阿波罗项目本身的支出约占当年GDP的0.57%。

峰值年份1966年，NASA预算占联邦财政支出的4.4%，但占GDP比例仍然不到1%。

AI投资目前占全球GDP约0.9%。

高盛预测，美国AI资本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从2026年的1.9%至2%（不同口径存在差异），上升到2027年的2.5%，并在2028年进一步上升到2.8%。

换算下来，AI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是阿波罗计划时期的2-3倍，到2028年可能进一步扩大到3-4倍。

两者还有一个根本差异：阿波罗计划是政府财政支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不需要商业回报；AI投资是企业资本开支，美国AI投资中私人部门投入约5520亿美元，政府直接投入仅110亿美元，每一分钱都要算回报率。

阿波罗可以不计成本，因为它的目标是政治性的。

AI必须计算成本，因为它的目标是商业性的。

这种组织方式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技术扩散的路径不同。

技术渗透的路径为什么完全不同？ 阿波罗的技术溢出是缓慢的。

它需要几十年才能渗透到每一块田地里。

据不完全统计，从阿波罗计划派生出了约3000种应用技术成果，涉及航天航空、军事、通信、材料、医疗卫生、高级计算机等领域。

在登月计划中，保守估算平均每投入1美元可获得4至5美元的产出（不同研究的估算范围在4至14美元之间）。

但这些回报是“副产品”——技术转移并非阿波罗计划的核心目标，核心目标是政治性的。

集成电路、软件工程的规模化应用、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突破，都是在阿波罗计划推动下加速实现的，并在登月后逐步大规模民用化。

AI的渗透路径更像一场洪水。

来得快，覆盖面广，但深度不均匀。

麦肯锡2026年全球调查显示，89%的受访者表示其组织在至少一项业务职能中常态化使用AI，44%的企业已实现全企业规模化部署，比一年前的38%大幅提升。

从ChatGPT发布到现在，不到四年。

但深度不均的问题同样突出。

麦肯锡将仅6%的受访者归类为“AI高绩效企业”——这些企业将至少5%的EBIT归因于AI，并认为其影响显著。

只有37%的受访者报告AI对其组织的EBIT产生了贡献。

NBER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

NBER 2026年9月发布的工作论文（第35793号）显示，从2022年11月到2025年12月，AI使市场对软件工程生产率的预期现值提高了相当于32.6%的永久性提升。

但这个提升高度集中在特定行业和特定任务中。

另一项由NBER发布、覆盖近6000名高管的调查发现，超过90%的企业表示AI对其就业没有可测量的影响，89%的企业表示对生产率没有可测量的影响。

阿波罗的技术溢出最终惠及了所有人——GPS、集成电路、软件，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AI的回报则可能高度集中在少数行业和少数企业手中。

软件工程、客服、内容生成已经被彻底改变；制造业、建筑业、农业几乎还没感受到水温。

这种K型分化，直接决定了AI投资的失败模式与阿波罗完全不同。

延迟满足与即时反馈 阿波罗的回报是延迟的。

投入期11年，回报期几十年。

技术在登月后逐步民用化，典型的转化周期是15到25年。

投入的时候看不到回报，回报来的时候已经换了时代。

AI的回报则是即时的，但极不均匀。

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28年AI软件收入将达到1.1万亿美元，按典型软件利润率计算，届时巨额资本支出将产生可观回报。

NBER的研究显示，AI对GDP的影响在基准情景下为3.6%，若软件工程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带动研发生产率，这一效应可达到6.5%。

但另一个数字同样值得注意。

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八成的受访者表示AI改善了个人的生产力，但只有37%的人报告其组织层面的EBIT因此受益。

NBER的一项调查更直接——覆盖近6000名高管的调研发现，约89%的企业报告在过去三年中没有可测量的劳动生产率改善，世界经济论坛在2026年8月的分析中引用了这一数据。

阿波罗的钱像种一棵树。

前十年浇水施肥看不到果子，但树长大了，年年结果。

AI的钱像开一家餐厅。

每天都有客人来，有的桌子翻台率很高，有的桌子一天只坐一桌。

平均下来餐厅是赚钱的，但大部分桌子其实在亏钱。

这种生产力悖论和阿波罗早期的处境有相似之处：投入巨大，回报模糊。

差异在于，阿波罗的回报需要等到技术民用化，AI的回报正在实时发生，只是分布严重不均。

亚特兰大联储的研究指出，感知到的生产率提升大于实际测量的生产率提升，这很可能反映了收入实现的延迟。

“做不成”VS”做成了不赚钱” 阿波罗的失败模式是做不成。

土星五号的推力、导航系统的精度、生命维持系统的可靠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计划就失败了。

约翰逊总统曾写道：“人们经常把我们在1960年代登月的计划称为国家承诺。

它不是。

没有后续国会的持续拨款承诺。

项目必须年复一年地论证和拨款。

这种支持并不总是容易获得。

”阿波罗计划在1966年达到预算峰值后，随着越战导致的联邦预算紧缩，预算逐年削减。

1968财年，国会实际拨款比NASA申请少了约5.11亿美元，降幅近12%。

如果不是冷战的政治压力足够大，阿波罗很可能在1960年代末就被砍掉了。

AI的失败模式不一样：做成了，但不赚钱。

贝恩公司2026年9月发布的全球技术报告指出，到2031年，全球AI产业需要实现6万亿美元的年收入，才能证明投入到数据中心的资金是合理的。

而现有消费和企业AI服务可能只能产生约1.8万亿美元的收入，这意味着4.2万亿美元的收入缺口。

贝恩全球技术业务主席David Crawford直言：“AI基础设施的经济性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新收入，而不仅仅是生产力提升。

” 阿波罗的风险是技术挑战可能无法克服。

AI投资的风险是技术已经证明可行，但商业回报的规模和速度可能不及预期。

阿波罗可以靠政治意志硬撑，AI只能靠商业逻辑硬撑。

阿波罗的失败会是一次技术性失败——人类没能做到某件事。

AI的失败可能是一次经济性失败——人类做到了某件事，但发现它没有想象中那么有价值。

前者会打击人类对“可能性”的信心，后者会打击人类对“技术必然带来进步”的信念。

从另一个视角看AI的实际影响 回到那个换算。

阿波罗花了3000亿美元，它的影响是改变了人类对边界的认知——月球从遥不可及变成了人类去过的地方。

这种认知的改变，比任何具体技术都更深远。

它告诉人类：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AI每年花1万亿美元，它的影响可能是什么？ 改变人类对智能的认知。

在AI之前，智能是人类独有的。

在AI之后，智能是可以规模化生产的。

这种认知的改变，可能比任何具体应用都更深远。

它告诉人类：智能本身，也可以像电力一样被生产和分发。

但这里有一个根本差异。

阿波罗改变的是人类能做到什么——它拓展了物理世界的边界。

AI改变的是人类是什么——它重新定义了智能的主体、劳动的形态、创造的本质。

阿波罗的影响是向外的，从地球到月球。

AI的影响是向内的，从人类到“人类+AI”。

阿波罗计划还留下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遗产。

它在结束后，大量航天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流向了商业领域，把航天级的工程能力带到了民用工业中。

有学者指出，“阿波罗计划培养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在计划结束后分散到了各个行业，带动了整个美国工业的技术升级”。

今天AI对就业的影响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发生。

不是大规模失业，而是职业结构的重塑。

麦肯锡的调查显示，AI改善了个体生产力，但这种改善尚未转化为组织层面的效率提升。

这意味着AI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可能不是替代人，而是改变人做什么。

或许，AI对人类社会最深远的影响，不是机器取代人，而是重新定义什么值得由人来做。

阿波罗的遗产是单向的。

它教会人类如何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但没有教会人类如何在极致之后找到下一个目标。

阿波罗之后，美国航天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方向迷失，直到商业航天重新点燃了想象力。

AI的遗产可能完全不同。

当智能可以被规模化生产，人类被迫面对一个从未认真回答过的问题：除了聪明，人还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已经有人开始回答。

NBER的调查显示，AI对就业的影响目前集中在任务层面，而非职业层面。

不是这份工作没了，而是这份工作里的一部分任务被重新分配了。

这意味着AI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可能不是一次性的失业潮，而是一场持续的、缓慢的任务再分配。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价值不会消失，但会重新定位——从做聪明的活，转向判断什么活值得做。

阿波罗教会人类的是：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AI正在教会人类的是：没有什么是必须由人来做。

这两句话听起来相似，但含义完全相反。

前者是向外拓展的自信，后者是向内追问的谦卑。

阿波罗的答案清晰。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留下了一个脚印。

AI的答案还没有揭晓。

但当我们每年花掉三个阿波罗的钱去探索智能的边界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比登月更根本的问题：当智能不再稀缺，人类的价值在哪里？ 这个问题，留给时间作答。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答案不会来自AI本身，而来自人类如何选择与AI共处的方式。

文：海岛 / 数据猿 责编：凝视深空 / 数据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