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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嘉靖年间，江南，柳丝正长，桃花正妍。

通往江西的官道上，一名青衫束袍的青年男子斜背一卷地图，无心欣赏美景，勉强掩住眉宇间的喜悦，形色匆匆地赶路。

背上这卷长约七尺的地图，正是前朝道士地理学家朱思本精心绘制的《舆地图》。

青年找了三年，终于在回乡省亲途中从某书商处求得。

那种兴奋劲，超过当年金銮殿上被皇上钦点为新科状元的感觉。

对大多数人而言，金榜题名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但对青年而言，这喜事比不上残存的《舆地图》。

青年名叫罗洪先，时年26岁。

世家公子 醉心舆地 罗洪先生于江西吉水县，祖上世代为官，父亲罗循官至兵部武选郎中。

他自幼受好良好教育，加之刻苦好学，博闻强识，青少年时对天文、地舆、典章、算术、阴阳等都有深入研究，闻名四方。

1528年，24岁的罗洪先奉父命上京赶考。

路上，他遇见了大儒的两位弟子黄洛村与何善山。

一番交流下来，罗洪先对王阳明崇拜得，功名利禄之心骤减。

可是，当他写信给老家的父亲，表达想要拜王阳明为师的想法后，罗循连回两封信，要儿子用心考，其它事放一边，否则不要回家门! 罗洪先像(网络图) 罗洪先带着父亲的心愿参加会试。

金銮殿上，他发挥出色，深受明世宗嘉靖帝喜欢，被钦点为当科状元，官授翰林院修撰，编写史书。

罗洪先初入官场，自然全心扑在修史上。

不想这一修居然引出中国地图史的一段佳话。

原来，在“考图观史”的过程中，罗洪先发现先朝的许多地图(当时称“舆图”)或自说自言，或以讹传讹，让人莫衷一是。

“如此舆图，如何能作军事参考，如何能流传后世?”想到这里，他决定收集比较准确的作品，重新编纂全国性的舆图。

当时的舆图资料大都散落民间，要找到合适的，真心不易。

好在功夫不付有心人，在回乡途中偶得朱氏《舆地图》。

仔细研究，罗洪先发现与其它舆图相比，朱氏《舆地图》有两个明显优点：一是它坚持用“计里画方”的制图法，精确度很高;二是系统使用了图例符号，更直观更形象。

同时，他也发现了此图有两个明显缺点：一是它“长之广尺，不便卷舒”，很难印刷，流传不广;二是图中州县部分比较粗疏，不便于地方上使用。

传统绘图所用的计里画方法。

(网络图) “我何不以朱氏《舆地图》为蓝本，沿用计里画方的形式，制成书本式的分幅图册，印刷后大量发行呢?”罗洪先这样想。

他眼前仿佛出现一部厚厚的舆图册，封面写着“《舆地图》修订本，罗洪先修撰”字样…… 想到这里，他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被贬返乡 用心绘图 想法虽美好，实现却不易。

身在官场，。

即位十多年的嘉靖帝对朝政渐生厌烦，常常以生病为由不上早朝，并时不时让朝臣们去后宫奏事，瞎折腾。

如此环境，罗洪先想安心研究舆图不大可能，外出调研也不尽如人意。

转眼到了1538年，罗洪先升为春坊左赞善(相当于谏官)。

在其位谋其政，次年冬他和同僚唐顺之、赵时春联名上疏，言皇上多病，请太子元旦节上殿接受朝贺。

嘉靖帝以为罗洪先三人阴结太子，有，遂将他们革职除名，遣回乡里。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无官一身轻的罗洪先坦然回到家中，隐居石莲洞，一边寻求王阳明的学问，一边研究舆图资料，稍有空闲就外出考察。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勘测祖国的山山水水，遍访海内名胜，每闻人谈名胜，辄生羡心……”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集中编撰，罗洪先终于于1541年完成了一部以朱氏《舆地图》为蓝本的地图集——《广舆图》。

从最初寻找舆图到完成图集，前后整整花了十年。

《广舆图》的温州部分。

(网络图) 多项创新 广为流传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分省地图集，《广舆图》所载除全国行政疆域总图外，共43幅：两京、十三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省)共15幅，北方边疆10幅，黄河图3幅，海运图2幅，安南、朝鲜、西域图3幅等。

这种以省区为单位分划制图的创新方式为后世所借鉴。

分省绘图的背面附有相应的沿革、风俗、所辖范围和计征田赋数字等。

据载，罗洪先在编印过程中还使用了先进的技术，省区方位精确度高，山脉、海岸、居民点等要素的相对位置都接近现代地图。

此外，罗洪先首创了24种新式的图例，开创了系统使用图例的制图方法，从而使《广舆图》看起来一目了然，易懂好查。

图集醒目地标出长城、陵墓、桥梁等古迹，可谓早期的旅游地图集。

国家图书馆藏初刻本《广舆图》。

(网络图) 事实证明，罗洪先改编朱氏《舆地图》的思路完全正确。

一方面，由于他在发扬朱氏《舆地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所以直到今天还能看到朱氏《舆地图》的某些原貌。

另一方面，作为明代影响最大的地图作品之一，《广舆图》在明清两朝六次被公开刊印，广为流传。

第一次刊印在1555年，此版图集影印本现存于拿大阿瑟港图书馆。

1799 年，举人章学濂组织第六次刊印《广舆图》。

目前，第六版《广舆图》主要珍藏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美国图书馆、日本东京图书馆等地。

《广舆图》问世后，受到明清地理学家重视，《皇明职方地图》(陈祖绶绘)、《读史方舆纪要》(清代顾祖禹绘)等作品的绘制都以其为蓝本完成的。

初期虽然引入了西方新式地图，但影响主要是宫廷，民间绘图还是多以《广舆图》体系为主。

后记 话说罗洪先完成《广舆图》后，一直隐居家乡的石莲洞，过着异常艰难而简陋的生活，睡的是石床，喝的是稀粥。

他收到官复原职的同僚唐顺之、赵时春等来信后，一一拒绝复出任职。

罗洪先，研究王阳明心学的同时不忘修订《广舆图》，直到1564年逝世。

罗洪先隐居的石莲洞。

(网络图) 与罗洪先晚年默默无闻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舆图》在中国乃至世界地理学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图不但指引了明清两代制图学的发展，为后人探讨中国地理学提供宝贵的历史文献，还为世界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从这方面讲，官场失意的状元郎罗洪先辛苦十年绘成一部中国最早的分省地图集，是非常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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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不缺粮只是一个相对状态，拥有最大的土地和最多的人口，在粮食问题上确实比汉、吴两国要好上很多。

但是，平稳状态下粮食够吃，和拥有足以支持战争的粮食资源，完全是两个概念。

一旦开战争模式，称其为“十年之聚，一夕而尽”丝毫不显夸张。

按照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说——需要转战千里的话，那每个兵丁需要配备三个民夫来背负粮食，即使这样，一旦战争进程超过一个月，仍然会面临断粮的风险。

这个消耗够不够恐怖? 战争消耗的粮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伴随着战争的开启，大量的士兵以及民夫被派往前线，势必会造成大量的田地荒芜。

之后国家可以征收的粮食大幅度削减; 2.远距离运输的人吃马嚼，以及各种形式的损耗。

不管是人还是牲口，在高强度的行军、作战状态下，消耗的粮食与平时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的鼎盛时期，驻扎西域的兵力一般也不超4000人，原因就是粮食供给不上。

东汉时节的运输损耗有多大，这个没有明确的记载。

不过可以参考下经营安西时候的资料—— 一头毛驴架着小车，装满粮食从长安出发，至少需要三个月才可以到达安西。

届时，能够交付的粮食就只剩下了区区一碗而已。

虽然，季汉所处的四川比安西要近很多，但交通条件的恶劣程度，导致其运输的损耗程度，绝不逊色于安西。

四川的地理条件，不光是给曹魏的进攻带来困扰，就连季汉政权也同样受到影响。

五次北伐中，至少有三次撤军都是由于粮草原因。

“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

”这是手下的论断，蜀中也不缺粮草，至少不会缺几万北伐将士的粮草。

但一旦开战，就不能保证了。

终究出川的交通条件，实在是太过糟糕了。

为此，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来应对，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尚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该缺粮还是缺。

季汉占有主场优势，尚且面临此种局面;魏国进军的后勤保障难度，可想而知。

262年初，下定伐蜀的决心，但直到263年8月才正式出兵，即使是对付疲惫到极点的季汉，魏国也准备了一年半的时间： 西路军邓艾率军三万，出狄道向甘松、沓中进攻;中路军率军三万，自祁山向武街、阴平切断的后路;东路军钟会率主力十万，分兵三路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攻击汉中。

魏军16万人(一说18万)，面对汉军10.2万人，双方兵力对比8:5。

说实话，作为进攻方，这样的兵力不算绝对优势。

但这已经是魏军所能保障的极限了。

况且，由于三国彼此间的军事实力处在保密状态，按照司马昭的估算，西川的兵力可是20万人。

也就是说司马昭的本意是计划靠着几乎相等的兵力，来打一场进攻战。

吾料西蜀将士，守成都者八九万，守边境者不过四五万，姜维屯田者不过六七万。

在西川糟糕的交通条件之下，这已经是曹魏所能承担粮草负荷的极限了。

按照的屯田法令，讲究的是把粮食分散储存于本地，提高调动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

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这也是司马昭，仅仅准备一年半，就敢对西川用兵的底气所在。

但是，既然粮食分散储存，那每个州郡的粮食就不会太多。

兵分三路，一则是军事需要;二则是粮食压力。

即便如此，将近20万部队的调动，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耗空西北的粮食储备。

邓艾走阴平小道弄险取胜，也是。

时间一长，光是粮食的问题，就足以使魏军无功而返，如同武侯当年的北伐一般。

有理由相信，邓艾走阴平绝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来源于司马家的意图。

在司马昭做出伐蜀的决策之前，邓艾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为此数次上书，言伐蜀时机未到。

邓艾的思想偏向于保守派，这么弄险绝非本意。

但同时他又是军人，上级的命令他必须服从。

所以才有了穿越700里阴平的壮举。

归根究底，都是粮食闹的。

魏国平时不缺粮，是靠着收拢流民，屯田垦荒的举措;打小仗不缺粮，靠的是分散储备的高效率性;至于打这种倾国之战，不缺粮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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