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议员伊佐进一刚踏出北京机场,便迫不及待地投入了电视节目的录制,脸上写满了无奈。
他颇为懊恼地表示,中方立场异常坚决,坚持要求撤回高市早苗那份在国会就台湾问题发表的表态,否则一切合作将暂停。
他悲叹中日关系正陷入停滞,日方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日益加剧,而这种隔阂会进一步阻碍问题的解决。
他随后抛出了一个听起来颇为周全的建议:双方必须共同努力。
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调解员,他提议双方都应适度让步,携手前行。
然而,如果轻易相信这番表述,恐怕就要落入他的圈套。
伊佐进一的言论暗藏玄机,埋伏着两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企图将违约方与守约方的责任混为一谈。
邻里之间,一方撕毁了协议,另一方坚持维护协议的效力,这难道还能被归结为双方都有问题吗? 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有事可能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存亡。
这番话的含义显而易见,她公然践踏了一个中国原则。
四份联合公报,一个中国原则,这些都是日本自身签署并认可的承诺。
如今翻脸不认账,转过头来劝说中国咱们一起努力,无非是赤裸裸的耍赖。
更阴险的第二个陷阱,是将表象误认为根本。
他哀叹感情变差,关系恶化,却回避了真正的原因: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认知,以及她拒绝撤回相关言论的固执姿态。
不去正视问题的源头,反而空洞地呼吁双方共同努力,这分明是让守约方和违约方共同承担纠正错误的责任。
这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伊佐此行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8月24日,一个名为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的跨党派议员团抵达北京。
这支队伍包括伊佐进一,中道改革联合的宣传委员长;桥本岳,自民党众议员,前厚生劳动副大臣,也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之子;以及公明党参议员川村雄大。

伊佐在启程前,曾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日关系正处于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差状态。
他进一步补充说,政府、经济界、文化交流的各个渠道都已断绝。
明知这次是来碰壁的,却依然硬着头皮前来,可见东京内部的恐慌之态。
8月27日上午,中联部副部长陆慷在北京会见了这位代表团。
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谈,最终延长至两个小时。
他们谈论了什么? 日方连珠炮般地抛出了一系列诉求:重启青年文化交流,争取被拘禁的日本公民获释,恢复稀土出口许可,以及中国军队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活动。
四项诉求,如同摆上一桌丰盛的菜肴。
而中方回击的,仅仅是一个条件:只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国会答辩以及她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不改变,中方将不会调整对日政策。
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关乎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石和基本信义。
四换一,日方却连一个诉求都没兑现。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会谈中双方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交锋,中方态度异常强硬。
伊佐本人在会后也承认,这次交流是艰难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代表团的三位成员中,最后留在陆慷面前的只剩两人。
自民党方面唯一的代表,桥本岳,在关键会谈前就提前回国了,甚至连会谈都没参加。

他能在其他场合坦然自若,偏偏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谈中,却选择了避而不见。
这其中的玄机,远胜于会谈本身的内容。
他提前离场,很可能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
自民党内部的保守势力对这次跨党派的访华之旅,一直抱持着强烈的反感。
对于一部分右翼人士而言,与中国对话本身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桥本岳夹在中间,既想维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又害怕公然违背自民党的主流舆论。
他选择在会谈前离开,与其说是针对北京,不如说是向东京示威。
日本代表团此趟北京之行,连表面的团结都没能维持住。
那么,伊佐回国后为什么还要说双方必须共同努力呢?因为他无法说出真相: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越发强硬,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其高端制造的命脉。
今年上半年,中国商务部针对日本采取了多轮针对性的稀土和稀有金属出口管制措施,涉及七类产品。
初步估计,仅稀土管制一项,日本制造业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直接损失高达6600亿日元。
东京的真实困境在于:既渴望维护面子,又无法割舍里子。
于是,伊佐编造了共同努力论,试图将核心原则的争议淡化成一道选择题,想利用一些边缘议题的小让步来换取中方在核心红线上的让步。
然而,这套算盘,中方早已洞悉。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建立在日方对历史罪责的反省以及对一个中国原则的郑重承诺之上的。
那份义,支撑起一切, 利才得以源源不断。
如今你在台湾问题上背弃承诺,就等于抽掉了义的内核,剩下的利不过是海市蜃楼。

伊佐的遗憾或许是真实的。
但如果这份遗憾仅仅停留在感情变差了的表面叹息,而无法触及承诺被践踏的根本,那么哪怕再多的议员跑到北京,也不过是在冰面上凿几个洞。
凿冰不等同于破冰。
桥本岳中途离场,伊佐回去倾诉,川村雄大全程默默无语。
三位代表,三种姿态,折射出的是日本政坛在对华问题上的撕裂与动荡。
一方想谈,一方不敢谈,还有一方根本不想谈。
无论如何,结果只有一个:这次北京之行,什么都没有改变。
对话的窗口虽然开启了,但吹进来的,却只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凛冽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