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晓：东土大唐的“疯狂麦克斯”，为什么没跑起来？

【文/观察者网编辑 王冬晓】

2026年的国庆节前，《敦煌英雄》以一种近乎闪电的方式定档、上映，又在随后的混战中迅速沉寂下来。

它像一位迟来了三年的客人，进门也不寒暄，坐下就吃，吃完就走。

最终，该片票房不理想，口碑没发酵。

从表面上看，《敦煌英雄》的陨落是宣发草率、缺少路演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可掰开来看，其根本问题还在出电影自己身上。

用一句话形容《敦煌英雄》：这是一部美术在线、野心很大、但叙事严重失焦的类型缝合怪。

坦白的说，它并非一无是处。

服化道、美术、部分场景的视觉设计，都能看出制作团队有投入和审美。

但它也绝对算不上一部成功的商业片，对该片最准确的评价或许是：好创意，坏落地；有野心，没能力。

题材虽好，选角错位

这两年借着国产游戏蓬勃发展的东风，归义军的故事在特定的圈层里并不算冷。

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精兵内调，吐蕃趁虚而入，敦煌、沙州一带长期易主，安西军一把手郭昕自此下落不明，多年后，张议潮后来举旗，收复河西，组建归义军，遣使长安，归唐。

这个故事天然带着史诗感：孤悬海外，心向中央，各族混居，最终归义。

因此，如果只看“敦煌英雄”四个字，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主角应该是张议潮。

他少时亲眼目睹吐蕃的残暴统治，在内心种下了反叛种子。

年轻时他当机立断，趁乱举旗，收复失地，随后遣人向中央报信，表明归属，死前甚至以身为质，亲赴长安。

张议潮的故事拉长拍，是史诗；缩短拍，是悲情英雄。

可电影偏偏选过来，选过去，最后选择了放弃张议潮，另起炉灶“小人物报信小分队”的公路片结构。

《长安十二辰》借了美剧《反恐24小时》的结构讲了个唐朝背景的故事

不得不说，这很马伯庸。

马伯庸擅长写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还有《风起陇西》都是这个路子。

但问题在于，前面两个故事，蹭的是唐玄宗、杨玉环，后面蹭的是三国，观众本来就有一定认知基础。

而对于归义军，大众本身就不熟，张议潮和归义这事儿都还没讲清楚，就先讲小人物，先天不讨喜。

不是不能写小人物，而是“马拉松的故事”之前，大家得先知道“温泉关斯巴达三百勇士抗波斯”。

归义军不是温泉关，至少目前还不是。

公路片是个筐

影片的剧情骨架其实不复杂：前二十分钟，大家决定造反，打下沙州，干掉大反派。

接着传来噩耗，大反派没死，重新聚拢部队，带兵围城，于是主角团出城求援，四处拜访部落，公路戏上演，随后就是一路减员、开启伏火雷支线副本、回城，最后和大反派进行决战。

单看结构，《敦煌英雄》很像《鸡毛信》+废土追车，简单、清晰，乍眼一看，甚至还有点类型片的爽感。

但类型片成功的关键不在骨架，而在表现。

怎么让每一段都合理、好看、有情绪的爆发是个细致活，而电影《敦煌英雄》在这方面明显失控了。

最典型的是求援小队解散再重组的戏码。

出城之后，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没走几步就散了。

女主角与和尚还有卫兵继续执行“去其他部落求援”的任务，而男主角和逃兵决定和女主角分道扬镳，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紧接着，就是逃兵回家的戏，他发现妻子抱着一个新生儿，第一反应是“谁给我戴了绿帽”，被告知是当地匪军所为后，一口气完成崩溃+拿甲+上战场。

这场戏在结构上的作用不难理解：让逃兵直面战场，明白从小家守不住，从而转向保住大家的崇高目标。

但这段戏的台词设计的过于生硬，转折也突然，上一秒沉浸在“谁绿了我”的荒诞感中没有脱离的观众，情绪还没消化干净，就被强行升华要“舍小家为大家”。

在马伯庸原本的文学文本里，这个角色是尚婢婢手下的使者，其政治属性设定的很清晰：吐蕃内斗，与其让沙洲落到普热手里，不如归唐。

然而电影把他处理成逃兵，又硬加家庭戏，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物逻辑崩了，隐藏的政治线也断了。

《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的海报

而当影片看到四分之一时，稍有阅片量的观众就能就能捕捉到几大缝合要素：《疯狂的麦克斯4》《沙丘》《天国王朝》。

当然，这不是贬义，类型片本来就可以借鉴，但《敦煌英雄》的问题在于，你缝得太明显，且没缝好。

这一点在追车戏上尤其突出。

东土大唐的八驾马、双轴四轮、铰接式巨大马车，在沙漠里漂移。

反派车队投矛、丢滚木、爬车，甚至用抛石器把人丢到车上，就差车顶装一个大音箱，前面再放一个弹琵琶的战争男孩，高喊“To the Valhalla”。

它的动作编排和镜头衔接，几乎和《疯狂的麦克斯4》共享一个脑回路，但放在唐代的西域，整个追车场面发生的逻辑就变得很脆弱。

主角团离城求援，需要有敌人追，但只是普通杂兵追，就显得不够场面，因此必须要安排大反派亲自追。

可反派及其部队在围城，身为主帅的反派亲自驾车去突突小分队，难道不怕调虎离山？而马伯庸最初的文学文本更离谱：主角团走地道离开了沙洲，刚好撞上大反派的营地，于是偷走了大反派的车，而大反派是个及其自负的人，于是亲自去追车。

于是这里就陷入了两难，电影改成主角团自己带车出城，合理了一点，但引不出大反派追车的理由；原作能引出大反派亲自追车，但逻辑圆不上，毕竟按照原本的设计，他们也不知道地道外面是什么，撞上大反派的营地纯属偶然，而大大反派的车恰好停在这个营地，也是偶然。

于是，在大反派抛下围城的重任去追主角团这块，电影和原始文本两头都不靠，最后只能变成“别管为什么，反正大反派去追车了”。

此外，追车戏里的死亡也很工具性。

角色一个接一个下线，像“天黑请闭眼”，恭喜你摇到号了，可以去死了。

在严肃剧本创作中里，重要角色的死亡是有重量的和叙事意义的，死亡应该升华主题或让主角成长，但这里的减员更像为了划清主角团界限，方便大家记清楚到底是主角，谁是配角，谁是友情参演，最后就变成模模糊糊的“又死队友了”。

《沙丘》中的哈克南

《敦煌英雄》中的大反派任光热

而《沙丘》的既视感，则来自大反派的外形塑造。

他出现时像一座蓝灰色的肉山，背对主角坐着，帐篷顶漏下天光，一股哈克南男爵即视感扑面而来——对，他是裸着的，在作为沙洲的首领，他在接见张议潮这个当地世家大族的掌门人时，他是裸着的。

至于《敦煌英雄》对《天国王朝》的复刻主要集中在攻城战和原文本第一幕：唐军残部骑兵冲锋，被淹没在敌人的大部队中。

电影改成几人扛旗慢走，有说有笑，附带着把雷佳音饰演的又一个张姓大唐人赶回去。

缝合不是问题，前有黑泽明能把《李尔王》拍成日式悲剧，后有意大利人能把他《用心棒》变成西部片。

问题在于《敦煌英雄》缝合得过于明显，还缝得急促粗劣。

逻辑不存在了

影片后段的逻辑，几乎可以用“奇观驱动”来概括。

它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每个想法都想要，到最后却每个想法都没落地。

先说求援这条主线。

按照正常逻辑，举大事之前，各部落应该互相联络，我这边一吆喝，那边大家就跟着直接上。

然而电影为了营造孤立无援的氛围以及强制性把主角团送上不断远行的马车，不得不把求援不到的原因归结为“大反派还活着”，而且并不是指他的政治势力强大，真的就是指他个体的强大，所以大家恐惧，不敢驰援。

这里如果写成“他的部队还在”，尚且能接受，呈现的却是“他这个人还活着”，仿佛大反派一个人能扛一百个，一千个。

原作里，其他部落站到大反派一边，但是三心二意，最后因唐军出现临阵反水，从逻辑上看反而更顺。

电影把这条线删掉，换成找伏火雷，政治结构就塌了。

说到，伏火雷这条道具线，槽点更是密集。

为了能塞进《长安十二时辰》的彩蛋，电影的创作者们把剧本框架压了个稀碎。

观众似乎可以看到他们在演员说出那句“有一个从长安来的贵妇人”时脸上自动浮现的那种自作聪明的表情。

更离谱的是，电影中后段，在“向部落求援”任务失败后，将寻找“伏火雷”这一神奇道具更换为主角团队的新任务，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按需死人。

当主角团死的只剩三个人且已经摸到伏火雷时，电影安排他们的任务失败，神奇道具落入大反派之手。

此时，由于之前过度渲染了伏火雷的强大，观众就只剩了一个疑问，反派要怎么输？

《敦煌英雄》中的彩蛋“一个从长安来的贵妇人”暗指的就是《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檀棋

于是，电影只能请出低魔世界。

主角团捡到换唐军铠甲，男主角扛上唐军旗+狮子吼机关触发，多重buff一叠，攻击力提升，防御增加；然后打击冲出城，骑马射火箭，射爆炸药桶。

这下，观众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要让大反派截胡这些伏火雷，原来是靠主角团剩下这仨人根本不可能拉到战场上，懂了，大反派是归义军的搬运工。

有一说一，搞这么一大堆，还不如在老唐军坟前召唤亡灵战士，正所谓“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反正融了那么多，再加一个《指环王3》也不差。

地道迷宫、悬棺奇观，这些在视觉上都很好看，但没对叙事没任何作用。

其实，这些槽点如果分开来看，也不是不能忍，但问题就在于，以上这些都集中出现在电影的最后四十分钟，连在一起，让人格外出戏。

它暴露的是同一个问题：框架塞不进去，还要硬塞，塞不下，就只剩“我就是要拍追车戏”的执念了。

内核的空虚

归义军的核心，不是“归张”，而是“归唐”“归义”。

西域各族人民心向大唐，回鹘、粟特、汉人混居，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大唐，是因为大唐代表更好的秩序和归属。

唐皇帝成为天可汗，不是因为血统，而是因为向心力。

张议潮不打张家旗，打大唐旗，这是一种统一战线思维。

在最初的文本里，尚婢婢说，还是交给大唐人来治吧，他也知道大唐是更好的选择。

这个内核，才是归义军故事在当下被重新发掘的价值。

可电影为了规避某些风险，不得不改名：张议潮变张佑承，沙洲变沙漠州，吐蕃变匪军。

这可以理解，毕竟民族宗教问题敏感，换名、虚化、奇幻化，都是常见操作。

但改完，内核也随之空掉了。

原文本里，女主角不理解起义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打张家旗，张议潮和逃兵分两次她向解释：打张家旗，不就成张家要当土皇帝了吗？大家是因为共同信念才来的，只有打大唐旗，才能让更多人参与。

这条线在电影里几乎消失殆尽，归唐的精神来源也消失。

游戏《燕云十六声》里的张议潮

其实，当下观众是需要归义军这类故事的，稍早《燕云十六声》在河西地图的剧情设计上获得好评就是一个例证。

一切古代史都是当代史，如今，中国软实力提升，文化向心力不断增强，中国观众需要类似的故事。

然而电影却把最有力量的部分摘掉，只剩唐装、姑娘、甲、马车。

观众进去，是为了看“归唐”的精神，还是为了看东土大唐版本的疯狂麦克斯？如果两者都没有做好，那就不能怪观众不买账。

影片压了三年，闪电上映，宣发草率，像“突击一下，赚点钱就跑”。

整个创作团队可能早已意识到，这不会是一部特别好的作品，的确，我们不能对它全盘否定，毕竟美术、服化道、部分场景视觉确实在线。

可关键在于，从好创意到好文本，再到好电影，每一步都是指数级难度的提升。

而归义军这个题材值得一部更好电影。

胡适记述中的张謇：“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今年是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逝世一百周年。

随着历史传奇大剧《江海潮生》的播出，国内更是掀起一阵“张謇热”。

张謇一生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的理想，兴办实业、发展教育，造福乡梓、泽被后世，被尊为一代先贤。

张謇生前及身后，世人称其“状元实业家”“爱国企业家”“东南实业领袖”等，而胡适提出的“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成为解读张謇极具影响力的历史论断。

张謇生于1853年，胡适生于1891年，二人曾有多次相见的契机，却始终缘悭一面。

在胡适的时论、札记、序言、讲演等文字中，张謇被多次论及，相关记述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

通过胡适的记述，可以更好地了解张謇的人格、思想、志趣等。

张謇（1853-1926） 中国公学：张謇的公道与热心 1908年11月24日，胡适在其主编的《竞业旬报》第34期刊载《野蛮极了》的时闻，其中记述中国新公学创办之初面临的经费窘境： 中国新公学成立了，只苦的是没有钱。

从前学生所有已缴学费膳宿费，那边老公学中一个钱都不肯退出。

新公学的干事员，去向他们讨取，那些王敬芳们，都说等董事会议决，方可定夺。

好容易等到昨天，董事会开会了，会所在四马路一品香，会长张謇、熊希龄诸君，都赞成退费，说不退费狠失名誉的。

只有那中国公学的监督夏道台（夏敬观），一力咬住，不肯退费。

同期的《竞业旬报》上，还有胡适的《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

胡适原是中国公学学生，从中脱离后参与新公学相关事务。

胡适担任《竞业旬报》主笔时，并未在该报攻讦旧公学。

一方面，他认为不宜褒扬自身所属新学堂而贬抑旧学堂；另一方面，他在旧公学有不少师友，不愿与之交恶。

但在是非曲直上，胡适有自己的评判。

在他看来，中国公学闹出风潮，新旧两立，校中学生愿留则留，愿去则去，“本求学之心思作自由之行动”。

分立之后，新公学向旧公学追讨已缴款项合乎情理。

新公学草创，经费无着是现实，而旧公学运转同样困难。

中国公学由留日归国学生发起，本无固定经费来源，能够勉强维系并逐步发展，高度依赖官绅商学各界捐助。

面对学校分立的变局，张謇、熊希龄等校董主张退费，给少年胡适留下处事公道的印象；而中国公学监督夏敬观拒不退款，“这个制（致）人死命的法可行了，然而野蛮极了”。

张謇主张退费一事，体现出通情达理、正大光明的一面。

而这仅是张謇参与中国公学事务中极小的一件。

作为校董，他对中国公学的创建与维系贡献甚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要求，颁布《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规定留学生入学需经清廷驻日公使批准，并限制居住自由等。

此举推出后，引发中国留日学生大规模抗争。

风潮兴起初期，张謇便同郑孝胥、张元济等人商议，电询学生罢课实情，密切关注事态走向。

1906年4月，为避免归国留日学生学业中断，张謇联合赵凤昌、曾少卿等人参与中国公学的筹办，并争取吴淞官地作为校舍建设用地。

1908年9月，为解决中国公学办学经费短缺困境，张謇联络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官绅协力资助，“共任其难”。

中国公学董事会正式成立后，张謇出任总董，熊希龄担任副董。

履职期间，张謇为中国公学事务四处奔走，特别是在经费筹措上用力尤多。

1911年3月，张謇向度支部呈文，指出“中国公学经费半赖各省之补助金每年约三万余两，现值各省试办预算，务请大部咨行各督抚仍照常接济免致掣肘”。

民国元年，张謇在《为拨款继续办学呈大总统文》中陈述：“上年新校舍落成，适值民国起义之际，校内师徒多半从军，校舍亦为吴淞民军所借驻，各省公摊之款更皆无着。

公学停办值此之由。

今者南北统一，民国成立，凡属学校均宜及时起学以兴教育……謇等谨合词公恳大总统俯念公学系属民立，饬令前清上海道刘燕翼将源丰润等抵押之房屋、股票字据发交公学存充经费，以资持久，而免旷废。

”1912年4月，张謇致函财政部长熊希龄：“兹中国公学改办政、法、商各科并续办工科，需费甚巨，接济维艰，所在源丰润抵押之款应请贵部核准，将全数拨归中国公学，以便开办各科。

”凡此种种，既反映中国公学存续艰难，也印证张謇为维系中国公学倾注大量心力。

中国公学的经历对胡适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期间，以中国公学和《竞业旬报》这特殊的‘一校一刊’为主要媒介，少年胡适得以与晚清各种富于特色的社会力量、文教设施、政治思潮以及文学资源相接触。

在与之化合的过程中，不但性情意志受到磨砺，其基本的政治认同、文学好尚和处事风格亦得以形塑”。

胡适自己也坦言：“我若不进中公，后来的发展方向当不同”。

1928年至1930年，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

追溯这两段渊源，胡适与中国公学的缘分，与张謇有着间接的关联。

国内政局：胡适的寄望与构想 1916年7月17日，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的胡适，在其札记中研判国内形势，对时局表示乐观： 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

这班人的守旧思想都为那两派的极端主义所扫除，遂由守旧变为稳健的进取。

况且极端两派人的名誉（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皆已失社会之信用，独有这班稳健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之流名誉尚好，人心所归。

有此中坚，将来势力扩充，大可有为。

1910年8月，胡适赴美留学，先后就读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身居海外时，胡适密切关注着国内政局演变。

如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

次日，胡适即在札记中评价：“吾对于袁氏一生，最痛恨者，惟其‘坐失机会’一事。

机会之来，瞬息即逝，不能待人。

人生几何？能得几许好机会耶？袁氏之失机多矣：戊戌，一也；庚子，二也；辛亥壬子之间，三也；二次革命以后，四也。

”胡适简要分析后，继而感慨：“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二十年之进步。

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在胡适眼中，袁世凯代表的顽固官僚派已然丧失社会信任，不必抱有期待。

无独有偶。

当张謇得知袁世凯离世，亦在日记中写下评语：“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张謇曾经参与熊希龄组建的“第一流内阁”，也对袁世凯政权寄予希望，可最终见其在众叛亲离中走向覆灭。

胡适留学时期的日记手稿 至于胡适将黄兴划入“极端激烈派”，主要是因黄兴坚持以武装起义的激进方式追求政治目标。

而彼时的胡适，更倾向于“渐进的改良”。

但他并不否认黄兴的个人品格与革命气节。

1915年2月14日，在致韦莲司的信中，就有胡适对黄兴的肯定：“在这次最尽兴的纽约之旅中，还添加一件意想不到的乐事，就是在饭馆里见到黄兴将军。

……他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是，在中国革命中，他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将军。

”胡适认为黄兴同样社会信用受损，是参照美国建国初期宪政建设的历史观察中国现实。

他认为，独立之初的美国社会乱象不亚于动乱中的中国，正是依靠华盛顿、汉密尔顿等稳健政治人物推动和平改革，才构建起全新的国家体制。

既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顽固官僚派”与以黄兴为代表的“极端激烈派”均已“失社会之信用”，胡适只好将救国强国的希望寄予国内的稳健派，而张謇、梁启超等人正是稳健派的代表人物。

平心而论，如果历史给予熊希龄、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第一流人才”机会，使其有施展才能的政治空间，时局或如胡适所预想的那样有所好转。

但袁世凯是利用“第一流人才”实现个人政治企图。

而当时中国军阀割据的严酷现实，很快证实胡适所想不过是书生之见。

当然，具体到张謇本人，他并非追逐权势的政客，也非贪图名利的官迷，而是务实的“稳健派”——“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即便退出政坛，局限南通，他也要干事业、建功业。

因此，胡适对张謇寄予厚望自有道理。

胡适甚至更进一步提出构想，“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

这一构想，明显带有西方政党政治色彩，也是其后来“好政府主义”的“思想苗头”。

民意测验：张謇胡适双双上榜 1922年11月19日，胡适于《努力周报》刊发《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文中写道： 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意见比那三百多人的意见更能代表中国多数人的意见；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的意见似乎更公平一点。

我们举的十二个人是： 第一组学者三人：章炳麟（太炎）罗振玉（叔蕴）王国维（静庵） 第二组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康有为（长素）梁启超（任公）蔡元培（孑民）陈独秀（仲甫） 第三组影响虽限于较小的区域，而收效很大的二人：吴敬恒（稚晖）张謇（季直） 第四组在近二十年的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势力的三人：孙文（中山）段祺瑞（芝泉）吴佩孚（子玉） 《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 胡适撰写此文是因上海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发起“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民意测验。

1922年10月，《密勒氏评论报》开展问卷调查，邀请读者选出自己心中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并每周公布一次阶段性投票结果。

11月4日的票数公布后，有评论称英美留学生和基督徒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可见英美教育和基督教的影响之佳和势力之大”。

胡适对此推论提出异议，指出该报主要受众是在华英美人士，“故这种投票只可以表示这一派人的倾向”。

胡适所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所拟名单两次强调“近二十年”这一时间维度，与问卷限定的“今日”不完全契合。

同时，胡适的遴选标准，是其个人价值取向，至多代表部分新式知识分子的意向。

因此，《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调查虽有样本局限，却也有其参考价值。

从胡适所列名单可知，张謇在其心中颇具分量。

谈及吴敬恒时，胡适将其与阎锡山对比，认为“吴稚晖的成绩是看不见的，是无名的，但是终久存在的；阎百川在山西的成绩是看得见的，然而究竟是有限的”。

如果说第三组人选中，胡适推举吴敬恒还有所斟酌、权衡，列举张謇却是明确、坚决的。

此次民意测验的时间是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距离张謇高中状元已近三十年。

此时的张謇已经抵达事业的顶峰：创办大生纱厂，兴办轮船、面粉、油料、冶铁等诸多企业；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配套建设医院、养老院、残废院、戒毒所等社会公益机构。

长期游走于文教、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胡适，对张謇其人其事不谓不知。

相较于穆藕初、陈嘉庚、宋汉章、简照南、陈光甫、范旭东等同一时期的工商金融人士，张謇的社会声望与历史贡献更为突出。

应该说，胡适对张謇的推崇是发自内心的。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 1923年1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公布问卷最终结果，排名前12的有：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王宠惠、吴佩孚、蔡元培、王正廷、张謇、阎锡山、余日章、黎元洪、胡适。

其中，张謇以915票位列第八，胡适以613票位居第十二，二人共同入选“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名单。

附带一说的是，民意测验（public opinion poll）是一种收集民众对某种事物的看法、意见和态度的调查方法。

20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学传入中国及其他因素影响，民意测验在社会上逐渐兴起。

在当时高校、报刊举行的诸多民意测验中，胡适、张謇二人名字同时出现的还有不少。

如，1922年11月14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建校14周年纪念活动，校中心理实验室开展了一次民意测验。

问卷中，有“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胡适获36票，张謇获10票。

又如，1926年1月4日，《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发起一项名为“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测验。

此次测验中，胡适获得122.5票，排在第十五位，张謇获得32票，排在第三十二位。

虽然参与群体、投票人数不一，但反映的倾向基本一致，即在工商金融圈层中，张謇的认可度处于前列。

序中定论：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1929年12月14日，胡适完成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

序中写道： 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胡适这篇序言近两千字，直接评述张謇的内容不多，但“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成为后世理解张謇的经典论断。

胡适为这部家传作序，一个重要原因是张謇自身的历史地位。

从胡适所列“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名单及序言可知，张謇在胡适心中是可与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相提并论的重要人物，也是新体传记写作绝佳的对象。

胡适认为，这类重要人物，关乎近代国家命运，“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作为新体传记理论的倡导者，胡适乐于推动此类传记作品的传播。

此外，胡适与张孝若的交谊非同一般。

胡适年长张孝若七岁，彼此在思想、志趣等方面多有相似，而且胡适的不少友朋也与张孝若过从甚密，如任鸿隽、徐新六等。

二人大约相识于1919年，到1929年已有十年。

张孝若恳请胡适作序之前，曾多次向胡适请教，深知胡适的学识与眼光。

而胡适在指导张孝若写传过程中，也体察到作为晚辈的张孝若对其父的尊崇。

令胡适感怀的，还有张孝若的真诚。

1929年12月3日，张孝若致函胡适：“我很明了你不是一个很闲的人，然而我父传记的序，我想来想去，只有求我生平所最钦重的人的你动笔；其他任何人，我实在不愿意找。

所以你的序几千字长固所希望，就是几百字短也是情愿；因为我确信你心目中观察评论的我父，一定有极有价值的见地和论定。

”张孝若是张謇独子，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交际广博，人脉深厚，却将这份重任交予胡适。

于情于理，胡适都是难以推辞的。

胡适在序中称张謇“伟大”，并非过誉。

20世纪20年代，张謇的“伟大”已是公论。

1921年3月26日，《密勒氏评论报》刊发《张謇：中国的城市建造师》一文，称“从上海沿扬子江往上100英里，创造天分体现在中国最伟大的工业领袖与资本家张謇身上”，指出张謇通过南通这个模范城市的建造，“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化树立了里程碑”。

1926年8月25日，《申报》报道张謇逝世，称其为“中国耆宿伟人”“实业巨子”。

192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版《现代之胜利者小传》（《Stories of People of Who Achieves Success》），将张謇与爱迪生、洛克菲勒等10多位杰出的成功人士并列，单独立传，称其“脱离了政界的漩涡，看定了实业界中有造机会之可能，他毫不迟疑地抓牢着，奋斗着，终究建设了许多伟大的事业”。

《张謇：中国的城市建造师》 那么，胡适为何又称张謇“失败”呢？胡适在序中没有明说，但结合时代背景，原因不外乎两个。

其一，大生资本集团的破产。

大生资本集团于1922年结束其鼎盛时期，而且迅速走向衰败。

张謇多方筹措，甚至试图向日、美借高额贷款，“虽允以苛刻条件也无所获”。

1925年7月，大生各厂全部易主。

张謇在世时，他苦心经营的商业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土崩瓦解。

其二，张謇还有诸多未竟志愿。

对此，张孝若也有所证实。

1929年12月18日，张孝若致信胡适，其中写道：“你称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是承认的。

……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发端，距离他的志愿抱负，还远得很呢，到他瞑目，终于是个失败的英雄。

这种评论，岂是寻常的颂扬；不是你说不出，不是我父当不起。

” 当然，胡适说张謇“失败”，可能还另有其由。

1930年，胡适发表《我们走哪条路》，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五大问题。

这就表明，胡适对当时中国问题有所诊察。

他将中国之病分为内外两层，一是“内邪”，如贫穷、衰弱、愚昧、贪污、纷乱等；二是“外感”，即外国文化、经济等势力的进入。

胡适认为，中国内忧外患，既“不能立国”，也“不能抵抗”。

而张謇的南通，是江苏的南通，是中国的南通，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乌有之乡”，“如果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就没有可能建立独立、开放、平等、互利的对外经济关系，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民族近代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换言之，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单凭私人力量改变一地一隅，不能说无法革新，却也注定以失败告终。

只是，张謇虽“败”犹“荣”，完全配得上“英雄”之称，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知难而上，知难而进，顺乎时代之要求，适乎国情之需要，为实业与教育的发展，乃至为全中国的近代化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传记理想：一桩心愿到头落空 1934年2月20日，胡适赴燕京大学作了题为《中国的传记文学》的讲演。

次日，燕京大学新闻系实习报刊报道讲演内容，称： 传记文学第一种，为他人所作传记。

此项又可分为——1.小传——多为友人所作，于该人之事迹，夹述该人之风趣事。

此种文多简短，实不能予以全部概念。

……8.专传——此类作品，古即少见。

有玄奘法师弟子所著玄奘法师传。

近有张季直先生传记。

讲演中，胡适将传记文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人所作，一类是本人所作。

他人所作传记可以细分为小传、墓志铭、碑、史传、行状、言行录、年谱、专传八类。

谈及国内稀见的“专传”体裁，胡适举了两部范例：玄奘弟子撰写的玄奘传记，以及张孝若所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可见，胡适对这部张謇传记的高度认可。

胡适确实看重这部张謇传记。

他将序言刊于1930年1月《吴淞月刊》第四期，同年9月又收入《胡适文存》，既向世人推介张謇，也借此传播传记写作理念。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能够达到较高水准，首要功劳是张孝若。

据胡适说，张孝若“近年发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传记”，系统整理点读张謇全部著作、张謇朋友书信万封，以及张謇自订年谱、张謇日记等，“有了这些材料做底子，孝若做先传的工作，便有了稳固的基础和坚实的间架了”。

同时，张孝若为其父作传期间，得到胡适诸多帮助，“对胡适的教导言听计从、不违如愚”。

有了胡适指导，这部传记有了“先进的编纂思路、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善的体系结构、创新的表述方式”。

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一是“纪实传真”，摆脱传统碑传一味溢美的习气，不回避张謇的社交琐事与性格细节，力求还原完整人格；二是“论从史出”，大量摘引张謇本人诗文，史料扎实，以史带论，构建起全书稳固框架；三是“至亲无文”，全书采用白话文写作，跳出旧式家传的文言窠臼，塑造出鲜活立体的传主形象。

张孝若希望写出一个“真的我父，活的我父”，胡适也曾在序中预测：“我们可以相信孝若这篇先传一定可以开儿子做家传的新纪元，可以使我们爱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

”事实证明，这部传记达到了张孝若和胡适的预期，是一部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专传，也是胡适传记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

1930年9月，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近代最早的张謇专传。

传记出版后，张孝若赠书胡适。

据《胡适藏书目录》，胡适藏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两个版本的张謇传记：一是1929年初版平装本，夹有四张胡适手写杂记，一是1930年订正精装本，扉页留有胡适题记并钤“适之”朱文椭圆印。

此外，胡适藏书中还有1916年文艺杂志社影印本《张季子诗录十卷》，以及张孝若编订的1932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张季子九录》（即政文、实业、教育、自治、慈善、文、诗、杂、外）。

胡适对张謇的关注，此亦为证据。

顺便一提的是，1935年10月，张孝若在上海遇刺，年仅37岁。

胡适一度计划为其作传。

1936年12月12日，胡适致信沈燕谋：“‘简短传状’，我一定要替他写。

但我实在感觉太困难。

他的家人已大删此长书（指张孝若的长函），去其精华，仅存糟粕。

我虽然见了原稿，究竟能说多少老实话？说了老实话，他们能用吗？”为搜集作传素材，胡适嘱托熟悉张家内情的沈燕谋整理案件情形与相关文件。

听说胡适要为张孝若作传，不少知情人也向胡适提供资料。

如1937年2月1日，刘厚生致信胡适，谈及张孝若与伯父张詧之间权力纠纷，认为矛盾根源部分源于张謇对后辈安排的私心；同时评价张孝若天资卓绝，但年少仓促入世，缺少充分历练，终致受人裹挟，等等。

虽然史料逐步积累，却因张孝若死因扑朔迷离、抗战全面爆发、临危出使美国等多重现实阻碍，胡适为张孝若立传的计划最终落空。

1962年1月4日，张孝若之子张融武从香港寄贺年卡给胡适，提起当年胡适许诺为其父作传一事。

晚年胡适已无力完成此愿，回信表示：“你提起我曾有意为令先父孝若先生写传，我颇有一个新的inspiration（灵感），就是你贺年片上提到的燕谋兄，他才是最合适的给孝若兄写一篇好传记的人，你千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

燕谋好像比我大一岁，今年过七十了，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他适宜于写孝若的传记了。

他写成时，我一定给他写长序——正如我当年给孝若的季直先生评传写长序一样。

请你把这个意思转达燕谋兄。

他不能脱卸这个任务。

”胡适对张氏父子的感情，可谓一如既往。

遗憾的是，2月24日，胡适溘然长逝，沈燕谋也终不曾为张孝若作传。

结语 综上所说，胡适对张謇的认知是逐步累积、前后连贯的。

其实，杜威来华讲学、中国科学社年会等场合，胡适与张謇曾有见面的机会，但终究未能谋面。

在胡适研究资料尚未大量发掘时，章开沅曾经指出：“胡适与张謇之间，谈不上什么直接的交往，顶多只存在着某种程度上思想方面的相通，再加上胡适对于张謇由衷的尊敬。

”如今，通过梳理胡适关于张謇的各种记述可知，这一推论依旧是成立的。

胡适著书立说向来排斥虚饰文字，品评人物也一贯严苛，但札记、时评、序言、讲演等文字中，对张謇却始终抱持“由衷的尊敬”。

张謇公正、稳健的处事风格，其所做事业、所建功劳，以及其历史地位、社会声誉等，胡适都是高度认可的。

二人虽属新旧两代知识分子，但如果有缘相见、相交，胡适很可能是张謇的一个知己，彼此极有可能成为忘年之交。

张謇曾经谈及经营：“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

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谁知一语成谶。

胡适说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大概张謇自己也是“不能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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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此人是谁？他为啥不能降曹

三国时代的群雄逐鹿，如同一场激烈的风暴，裹挟着无数英雄的命运。

而关羽，这位字云长的武将，却仿佛一座巍峨的山峰，屹立不倒，即使面对再猛烈的狂风，也毫不动摇。

他，是忠义的象征，是英雄的典范，更是那句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的完美诠释。

我们今天，就来细细剖析，是什么原因铸就了关羽这般坚定的信念，让他最终选择了离开曹营，义无反顾地追随刘备。

那一年，建安五年，乱世之中，关羽在赤壁之战中兵败被俘。

曹操，当时已经拥有强大的实力，对关羽的武艺和名望自然是觊觎已久。

于是，他大方地接纳了关羽，恩宠有加，封侯赐爵，更赏赐了美女和金银满屋。

这在当时的乱世，无疑是极高的荣耀和舒适的生活。

然而，关羽却未为之所动，他眼神中始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和执着。

究其原因，首先便是那份深埋于心的忠义之情。

回想当年，桃园结义的誓言，如同一道紧紧相连的纽带，将关羽、刘备、张飞三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们立下宏愿，同生共死，不可违背。

即使身处曹营的锦衣玉食之中，关羽的心中始终只有一个念头：刘备。

那份超越亲情的兄义，是金钱、爵位都无法比拟的，是支撑他离别曹营的强大动力。

他想象着刘备远在荆州的处境，担心着他是否安好，那种牵挂，早已根深蒂固。

更进一步，关羽的价值观与曹操的世界观截然不同。

他博览群书，尤其喜爱《春秋》，深受其影响，恪守着忠义的原则。

在关羽的认知中，投降意味着背叛，是一种道德的沦丧。

他宁愿贫贱，也不愿为了一时的荣华富贵而玷污自己的良知。

那份坚守道义的信念，如同指南针一般，指引着他前行的方向，让他拒绝对曹操的诱惑。

他相信，真正的荣耀并非来自物质的堆砌，而是来自内心的平静和名声的永存。

当然，关羽的决定也并非仅仅出于情感和道德的考量，还包含了敏锐的政治观察。

他并非不了解曹操的野心和实力，一旦真正归附，恐怕很快就会沦为曹操手中的一颗棋子，失去自由和尊严。

留在曹营，意味着被卷入曹操的巨大政治漩涡，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甚至会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相比之下，追随刘备，纵然路途艰辛，却更有可能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为建立属于自己的霸业贡献力量。

换句话说，关羽的选择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忠义、价值观和战略考量相互交织的产物。

他以一己之力，挑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诠释了何谓真正的英雄。

关羽的故事，早已超越了历史的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他那份无与伦比的忠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坚守信念，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

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关羽的经历中汲取力量，感悟到忠诚和担当的价值。

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三国时期的将领，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永不屈服的信念。

而这份信念，将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