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也曾经用“美人计”,为什么最后没能成功呢?

建安五年(200年)
【千问解读】
建安五年(200年),东吴版图的奠基人在临终前,将印绶交给其弟孙权并嘱咐道:“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事实证明,孙权不负兄望,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时代,不但终其一生未失江东寸土,而且使基业不断拓展,算得上一位成功的守业之主。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陈寿在《?吴主传》中对其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
” 在陈寿看来,孙权和勾践都是能够“屈身忍辱,任才尚计”的英雄豪杰。
正是由于勾践和孙权都曾忍辱负重,都能知人善任,都有杀害功臣之举,都在战略上使用过“美人计”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史学界几乎一致支持陈寿的看法,认为将孙权比作勾践再恰当不过。
然而,如果将此二人放回各自的历史环境中,对他们的行为做一下客观的比较,就会发现孙权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计”方面和勾践有着本质区别,可谓小同而大异。
越王勾践是中国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
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吴王大破越师于夫椒,接着围困勾践及余部五千人于会稽山上。
勾践走投无路,派大夫文种求和于吴:“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
”又曰:“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
”也就是说,如果吴王夫差乐意,举国女可以按“”的原则去侍候的男人。
这样,“屈身忍辱”的并非勾践一人,越国所有君臣都将蒙受奇耻大辱!吴王夫差听信谀臣太宰嚭答应求和后,勾践果真偕妻子及等大臣三百人入吴为奴。
勾践不仅亲自为夫差驾车养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主动尝其粪便以诊病情。
说孙权“屈身忍辱”,无非是因为他曾先后屈身事曹操和曹丕。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为了避免将来因夺取荆州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订盟修好之意)”。
不过,这种投降只是名义上的臣服,孙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节制。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袭杀后,深感,更加屈降于曹操。
黄初元年(220年),,孙权马上遣使奉贡,以表臣礼。
黄初二年,孙权又遣使称臣,并送还等曹魏降将。
但曹丕并不满意这种有名无实的藩属关系,遂向孙权征质子,即要求孙权以送儿子做人质的方式来表达对的忠心。
孙权既不愿送儿子为人质,又不愿陷入西、北两线作战的境地,只好使了个“拖”字诀。
黄初三年,曹丕终于对孙权和稀泥的做法忍无可忍,遂遣三路大军南下伐吴。
此时吴将已经大破,取得的胜利,解除了西线的威胁。
于是孙权立即拔刀相向,魏吴臣属关系从此破裂。
孙权比与勾践,看起来好像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其实不然。
曹操打的是“天子”旗号,魏国又是代汉的正统。
因此,孙权称臣于曹魏,犹如地方称臣于中央,算不得什么耻辱。
只是对于孙权这样一位欲夺天下的英雄来说,臣服于他所谓的“汉贼”,确实有损颜面。
“任才”不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
勾践虽然能在难时重用人才,却不能在易时善待人才。
若无文种和范蠡的精心辅佐,勾践基本没有灭吴称霸的机会和可能,但后的勾践不但没有让这两位盖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悦,反而逼得他们或死或逃。
勾践灭吴后,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及时辞别勾践,变名,乘舟浮海逃到。
文种接到范蠡劝其速逃保命的书信后称病不朝,没来得及逃走就被勾践赐剑自杀。
孙权同样也能重用人才,同样也杀害过人才,但杀人的主观原因和方式方法则不同。
孙权杀害的最重要人才无疑是火烧夷陵、大破刘备的名将陆逊。
但孙权在主观上绝不是要,因为当时孙权还未一统天下,魏、蜀还时刻威胁着吴国的安全,吴国还需要陆逊这样的“良弓走狗”。
而且孙权之所以害死陆逊,主要是因为以陆逊为首的一批大臣反对他废嫡立庶(孙权欲废太子,改立鲁王孙霸)。
陆逊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和孙权较劲,加上鲁王党羽杨竺等人的不断谮毁,所以“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
尽管孙权气死陆逊有失英明仁义,但与勾践赐死文种又。
更重要的是:孙权气死陆逊后追悔莫及:“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
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若陆逊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但勾践不同,他逼死良臣已经可恨,更可恨的是他杀贤害才时暴露出的麻木不仁的无耻心态。
勾践在逼迫文种自_杀时竟言:“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 说到“尚计”,勾践最擅长的计谋莫过于“美人计”。
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勾践兵困于会稽山,之际,他马上就想到了“美人计”。
君臣一番谋划后,竟派文种向吴王夫差求和:“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
”结果由于识破其计,力主灭越,第一次“美人计”没有奏效。
但越国君臣没有气馁,他们听说吴国的权臣太宰嚭,于是“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
’”黄天不负有心人,第二次“美人计”终于有了效果,在太宰嚭的强谏下,夫差终于答应了越国的求和。
后来,为了用女色迷惑夫差,以乱吴政,“越王勾践得采薪二女、郑旦,以献吴王”。
这是第三次也是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次“美人计”。
由此可见,勾践为达复仇目的,不断采用女色诱敌的手段,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以女色作为开路的利器,都要以牺牲越国女子的幸福作为代价。
孙权也曾使用过一次的“美人计”。
说它似是而非,是因为严格地说,它实际是一场政治联姻,并非传统意义上靠女色迷惑对手的计策。
后,刘琦(原荆州牧长子)病死,“群下推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
权稍畏之,进妹固好”。
孙权同样是向对手进献女子,但与勾践使用的纯粹“美人计”又大不相同。
勾践进献美女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色相以迷惑和讨好敌人,美女只是供人取乐的玩物;而孙权进献妹妹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结亲以拉近和刘备的关系,其妹是刘备有名有分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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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鼎立的缔造者:曹操、孙权、刘备的政治博弈与才能比较
曹操、孙权和刘备三位杰出的领袖在这一时期中脱颖而出,他们的英明决策和卓越才能使得魏、吴、蜀三个政权能够形成鼎立之势。
本文将探讨这三位领袖如何造就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并比较他们各自的政治能力。
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他以其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统一了北方,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孙权作为东吴的领袖,继承了父兄的遗业,巩固了江东的统治,并在赤壁之战中与刘备联手,成功抵抗了曹操的南侵。
刘备则凭借其仁德的形象和诸葛亮等一批贤臣的辅佐,逐渐扩大势力范围,最终建立了蜀汉政权。
这三位领袖各有所长,但刘备相比曹操和孙权最大的优点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民心所向。
刘备以仁爱著称,他的“王道”政治理念吸引了大批人才和民众的支持。
这种以德服人的领导风格,使他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并最终建立自己的政权。
至于曹操、孙权和刘备谁的政治能力更高,这实际上很难一概而论。
曹操以其果断和残酷著称,他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都非常出色;孙权则以其稳健和审时度势著称,他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局势;刘备则以其仁德和民心所向著称,他的政治理念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三人各有特点,但都具备高超的政治能力。
结语: 曹操、孙权和刘备三位领袖的政治才能和决策智慧共同塑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
他们的不同领导风格和政策选择反映了各自政权的特点和优势。
刘备的仁德政治虽然在军事实力上不及曹操,但在赢得民心和支持方面却有其独到之处。
三国时期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政治能力和领导风格都有其成功的可能,关键在于如何根据时代背景和个人条件来发挥自己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