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官吏考课制度重视“官德”是怎么回事？六项标准“廉善”为首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
【千问解读】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政风纯正、官吏清廉是历代帝王和黎民百姓所祈盼的，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要求官吏“清”、“慎”、“勤”，使对“官德”的考察在中国古代考课制度中占主要地位。
古代的考课制度，又称为考绩、考功，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考核并评定优劣等级的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
《周礼》提到的“六计”，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
《周礼》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
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
”指的是考课官吏的六项标准，“廉善”、“廉敬”、“廉正”是针对品德的考核，“廉能”、“廉法”、“廉辩”则是针对能力的考察。
而《周礼》“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故“善”、“能”、“敬”、“正”、“法”、“辩”六项标准前均冠以“廉”，而又以“廉善”为首。
按《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当时三年对官吏进行一次考绩，考察他们的德行与能力。
“德行”在《周礼》中指的是“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
《周礼》“六廉”标准的部分内容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西周春秋就已出现。
西周时就以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为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官吏的道德品行，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实行三年大比制度。
春秋时期著名革新家把“清洁于货”(《韩非子·外储说》)作为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
而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考课制度初具规模，“六廉”标准系统呈现，反映出国家考课制度注重官吏的品德与能力并举，而又首重品德的特点。
秦朝崇尚法治，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强调“垂法而治”。
虽根据不同的职务和职事分别制定了考课标准，但仍通过制定法律规定所有官吏应当具备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敦促官吏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
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集中反映了当时秦国官吏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其中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当时十分重视对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道德品行的考察。
《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以为耤。
肖人聶心，不敢徒语恐见恶。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
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强调的是官吏应该廉洁自律，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事，不徇私情，决不能为人情所阻碍，要为人正直正派，胸怀正气，为民表率。
汉承秦制，虽有发展仍一脉相承，考察官吏亦不出品行、能力两方面。
官吏选拔与考课不分，考选合一，许多选拔官吏的标准亦即考核晋升官吏的标准。
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
“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
由此可见，德被置于选官考察的首位。
而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性的官吏职务规范更是对官吏的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魏晋是大混乱大分裂时期，皇权相对弱小，但考课制度仍然存在，而且独具特色，由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官。
颁五条诏书作为管理和考核官吏的五条标准，“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晋书·武帝纪》);西魏文帝时发六条诏书：“一曰先修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北史·苏绰传》);曾规定：“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
岁积有成，迁位一级。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上》)不难看出，品行要求首当其冲。
的考课已经制度化、法律化，其官吏系统考评体制之完善居历代之首。
统治者遵循“德礼为政教之本”，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第七》)，因此在考课制度中贯彻以德为本的思想。
唐朝制定的考课法规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
《旧唐书·职官二》有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
”这是对流内官吏考课的法定标准，“四善”专指品德操行，“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能力标准。
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课，《唐六典》规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
”上述考核标准的顺序，充分反映出唐朝首重道德品行，而才能绩效居其次的考课取向。
宋、元、明、清各朝在考课制度上均有变化，但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上大体沿袭唐代旧制，的《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考课法，其中有关品德标准的“四善”完全照搬唐代“四善”的内容。
开国君主虽厉行重典治世，但也强调“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合治观，曾于洪武六年“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明史·选举志三》)其对为官者的道德品行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与明制同，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依然是主要标准。
总之，中国古代在对官吏的考课制度中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并凸显德的优先地位，特别注重官员的清廉节操。
通过褒善惩恶、奖优罚劣，来保障职官队伍的活力和效率，其中一些规定和做法，至今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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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时候有食品安全法吗？如果食品不合格会有怎么样的处罚
那么，应该如何保证食品安全呢?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中是否有可以借鉴之处呢? 悠悠的历史长河里，古人们早就想到保证食品安全的方法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人都是怎么做的吧。
一、篇 大唐盛世之中，酒楼林立，商业兴隆，您看那牧童的手指随意一指，就是一片旷古未有的繁华璀璨。
这令人沉醉的灯火阑珊之中，藏着的正是大唐对于食品安全的严格把控。
人早已有了他们自己的食品安全法——《唐律疏议》。
据记载，按照唐代的法律，如果食品发生了变质，经营者就必须立刻销毁食品，否则就会受到杖打九十的处罚。
唐代的保鲜条件远远不如现在，食物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因此总会有些经营者心疼成本，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出售劣质食品。
针对这一现象，唐律也做了明确规定：如果经营者由于经营变质食品导致他人生病的，就罚流放一年，如果导致他人死亡的，就会被判处绞刑。
唐代政府重拳治理食品安全的决心是坚定的，因为古代医疗水平落后，一旦食品安全把控不严很容易发展成疫情，这样的后果对于古人来说非常严重。
因此古人们也时刻把保证食品安全放在心上。
唐代人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可以通过当时的法律条文来体现，除了对售卖劣质食品的经营者严加惩处外，唐代人还将食物中毒细分成故意和无意两种，再制定相对应的律条分别管理，这些细节无一不说明唐代人对食品安全的严格要求。
不过，虽然唐代人严格把控食品安全，却还是有黑心的商家铤而走险坑害顾客，就曾经不幸成为了受害者。
有一次，柳宗元身体不适去看医生，医生跟柳宗元说：“你这只是一点小病，买点茯苓来吃就会好的。
”于是柳宗元非常听话的买了茯苓来每天按时吃，谁知道他的病不但没好，反而更严重了。
医生很奇怪，自己的方子没问题啊。
柳宗元也很奇怪，强烈的探索心驱使着他去寻找问题的真相，结果几经波折之下，竟然让柳宗元发现原来是药店用老芋头冒充茯苓卖给他了。
柳宗元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卖假药的商人落在柳宗元手里也算倒了霉，不仅被判了一年流放，还被柳宗元写到《辩茯神文并序》一文中，千秋万世背着诚信的污点。
二、篇 历史的风云瞬息万变，转眼间，汴梁取代了长安的繁华。
《清明上河图》中空前繁荣的宋代向我们走来。
宋代作为承袭唐律的朝代，它对于食品安全的把控在唐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除了如唐代对食品安全的严格要求外，宋代还想出了许多保证食品安全的新方法。
据《武林旧事》记载，宋代为了应对繁荣的商业市场以及众多的酒肆店铺，专门成立了各行各业的行会。
官府要求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必须加入行会，并且登记造册，否则就不许从事相关的行业。
这有些像现代的从业资格制度，不过宋代的行会还承担了一部分行政工作。
比如各种商品的好坏首先要由各个行会审核把关，行会的领袖有权根据商品的好坏制定售价。
行会的定价权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如果商品出现问题，那么行会要承担连带责任。
这促使行会从专业的角度先行确保售卖的商品安全无忧。
等到行会筛选过的商品流入市场后，政府就开始监督食品安全了，宋代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在唐代的基础上更为严格。
据《宋刑统》记载，宋代经营者哪怕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腐败食品卖给了他人，也会被杖打九十，除非这个经营者立刻将腐败食品销毁并且不产生严重后果。
不仅如此，宋代人还十分重视餐厨卫生。
宋朝政府规定，售卖食物的人必须把食物放在干净的器皿中出售，餐厨垃圾也不能直接往河里倒以免污染水源，这些措施都极大的保障了人们的食品安全。
同时，宋代茶叶贸易发达，常有不法商人试图将茶叶以次充好谋取暴利，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宋朝政府出台了“开汤审评”的检查法： 有专门的官员现场泡茶，然后通过检验茶汤的颜色以及是否有杂质来判断茶叶的好坏，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的人，立刻严惩不贷。
三、其他篇 其实，我国古代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早在《礼记》中就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的记载，意思是没成熟的果子不能售卖，以免造成食品安全隐患。
无独有偶，也曾规定过：“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
当燔弗燔，及吏主者，与盗同法”意思是有问题的肉类要立刻销毁，不然售卖者连同管理食品安全的主官都要受罚。
到了清代，食品安全的重视也一如既往，曾有酒楼掌柜在卫生检查时，被发现将食品堆放在厕所旁，结果就因为食品安全隐患受到了打四十下手心的处罚。
民以食为天。
正是由于食品安全关系到，因此历朝历代的官府无一不是将其当作生命线守护。
或许我们日常生活中小小的一副碗筷，一碟小菜，就浓缩了几千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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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古时候最早的监狱长什么样？
在史前时期，对于战败方的人，胜利方处理的方式很残忍，要么直接杀掉，要么用来活祭，很难善待他们。
据后世史料记载，战败之后，不但杀了他，而且把他的皮剥下来崩在鼓上，还经常敲击，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那么，对于那些一时不能杀死的人犯人或者奴隶来说，怎么处理呢? 自然是要关押起来，关押的地方就是牢。
所谓牢，原本是拴着牛羊的地方，可见当时的犯人或者奴隶是被当做牛羊来处理的，也需要捆绑起来。
实际上，牢是在才出现，在商朝之前，牢狱的雏形是“丛棘”。
众所周知，夏商时期，中国刚进入文明社会没多久，生产力还很低下，人口也很少，连铜制工具都还是稀有物品，夏后商后所居住的宫殿也不过是茅草房。
所以当时的国家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建造壁垒森严的监狱。
故而，为了处理战俘和罪犯，人们只能用非常简易、粗陋的丛棘，来关押这些人。
丛棘，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监狱形态，严格来说还算不上监狱。
所谓棘，就是荆棘。
荆棘是一种野生植物，也叫“酸枣”，这种植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枝上有很多长长的尖刺。
秋季以后，枝干老化，荆棘上面的尖刺会变得更硬，堪比铁钉，锐利异常。
所以常用来鞭打犯人，古人为表自己道歉的诚意，还常常，就是身上背着荆棘条，希望别人来鞭打自己。
荆棘极易伤人，后世许多武器也是模仿其而来，比如狼牙棒，流星锤等等。
为了防止战俘和罪犯逃跑，人们就从山上砍来很多荆棘，编织成墙，围成一圈，然后把这些人手脚捆着，丢在里面。
荆棘枝丛稠密，刺儿多、又很坚硬尖，用荆棘围成的地方，猫不能钻，狗不能入，鸟儿也不敢落在上面，更不用说人。
所以用荆棘丛来关押战俘和犯人，十分安全，根本不需要再派人监视。
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系用徽墨，置于丛棘”。
后世的牢房虽然不再使用荆棘，但却还保留着荆棘的影子。
时，关押死囚犯的监狱上面，就会有铁丝网，铁丝网上面有许多锋利的铁丝头，密密麻麻，直如铁制“荆棘”。
这些铁荆棘的作用，就是防止犯人越狱。
这种铁荆棘至今仍有，可见丛棘的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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