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立爱妾的儿子为太子，为什么立马将爱妾赐死？
【千问解读】
然而这位气魄非凡的帝王，在晚年时却十分崇信方术，牵连甚广，人头落地者不下数万。
太子也被卷入其中，最后丧命。
刘据一死，太子之位便空缺出来，此时汉武帝每每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该立谁为太子时便大伤脑筋。
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决定立爱妾的儿子为太子。
汉武帝之所以选择刘弗陵，有一定道理，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因为当时汉武帝年长一些的儿子，都已经分封为王，并且个个野心勃勃，相互之间都不服气，无论立谁为太子，都难免日后手足相残。
然而刘弗陵则不同，他年纪尚小，与其他兄长也无过节，因此只有立刘弗陵为太子，让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才是最稳妥的。
很快，在汉武帝的一手安排下，年幼的刘弗陵成为汉帝国未来的接班人。
在这件大喜事面前，要说谁最高兴，自然是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是一位很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据说是当年汉武帝出巡河间时，听说当地赵家有个女儿，生的美貌绝伦，却得了一种怪病，手指攥拳合拢，怎么都掰不开。
汉武帝听后很好奇，便亲自前往查看，命人去掰此女的拳头，果真是掰不开。
不信邪的汉武帝决定亲自动手，让人惊奇的是在汉武帝碰到女子的手时，她的拳头竟然慢慢摊开了，并且手中还攥有两个玉钩。
汉武帝觉得这就是缘分，便将此女子带回宫中，封为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很受宠爱，过了一年便生下了其子刘弗陵。
如今自己的儿子刘弗陵被立为太子，照常理来说，钩弋夫人母凭子贵，地位会进一步提升，后面更是有享受不尽的富贵与荣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汉武帝在立了刘弗陵为太子之后，紧接着便下令将钩弋夫人赐死。
汉武帝做出的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他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赐死了钩弋夫人之后，刘彻问左右大臣：“外人如何看待这件事。
”大臣回答到：“众人不解，陛下为何在立了钩弋夫人的儿子为太子之后，要将夫人赐死呢?”汉武帝听后长叹一声说：“你们真的不懂我的想法，自古国家出现祸乱，大多是主少母壮所致，干政的事你们都不记得了吗?” 如此悲惨的“留犊去母”，原来是刘彻为了防患于未然，在自己还可以掌控局面的情况下，将主少母壮这一不利征兆扼杀在萌芽阶段。
正是出于让后代能坐稳江山的目的，汉武帝才忍痛割爱，赐死了自己的爱妾。
可叹一代红颜，只因为儿子将来要做，竟落得个无端受戮的结局。
现如今再来看汉武帝当时的这个决定，笔者认为虽然冷血无情，却也明智决断，因为有吕后干政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前面摆着，汉武帝不敢冒一点风险，他必须审时度势，采取断然措施，把一切威胁因素扼杀在摇篮里，即使是自己最心爱的人也不能手软，“无情最是帝王家”这句话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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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与董仲舒：新儒学的接受与政治考量
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改革，其中包括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
然而，尽管汉武帝接受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他并没有重用董仲舒本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文将探讨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原因以及他为何没有重用董仲舒。
首先，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原因有多方面。
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君主的权威和社会秩序，这符合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需求。
另一方面，董仲舒的新儒学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君主的行为会影响天的旨意，这种观念为汉武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此外，独尊儒术也有助于统一思想、减少异端纷争，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然而，尽管汉武帝接受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他并没有重用董仲舒本人。
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
董仲舒作为一位学者，其思想和理论虽然对汉朝有益，但他本人并不具备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
相比之下，汉武帝更需要一些有实际经验的政治人才来帮助他治理国家。
此外，董仲舒的一些观点也可能与汉武帝的个人意志相冲突，导致汉武帝不愿意重用他。
综上所述，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巩固中央集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以及统一思想等。
然而，由于董仲舒本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和与汉武帝个人意志的冲突，汉武帝并未重用他。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决策背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在解读历史时需要保持的客观态度。
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善于发现并利用各种资源，但也要注重实际情况和实际能力的匹配。
汉武帝刘彻国策中一个什么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竟然会被后世这样的评价
在这场论辩中，贤良文学对武帝朝征伐匈奴造成财政危机的事情进行了批判。
作为武帝政治遗产的拥护者，桑弘羊则不遗余力地为汉帝国的进行了辩护，在《盐铁论·结和》一篇中可以看到桑弘羊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
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
版汉武帝 桑弘羊的这段话其实是对汉初至武帝时代匈奴政策的一个简单梳理，汉初对匈奴采取的是怀柔和亲政策，而且是“所聘遗单于者甚厚”，但是这种让渡经济利益换取和平的手段并不有效，匈奴依然是“暴害滋甚”。
武帝时代则一改怀柔旧策，认为匈奴只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即只能用武力打服，而不能指望什么以德服人，所以才有了武帝时代对匈奴的长期战争。
从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战”开始，一直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轮台诏”颁布，对匈奴政策进行收缩性调整，武帝时代与匈奴的战争一直持续了44年，其中大战不下十场，小战不计其数。
盐铁会议 沉浸于强汉武力的历史记忆中，或许只会看到匈奴大败，势力被逐出河西、西域和漠南，发出“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叹。
但是，汉朝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沉重代价。
荣耀是属于武帝的，而代价则是汉朝百姓所承担的。
想要争取胜利，所以会不怕牺牲，因为牺牲的只是在他眼中如同蝼蚁一般的百姓而已。
贾人之子桑弘羊是武帝重用的“兴利之臣”，他的发迹是与武帝的种种兴利措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兴利措施的实施则主要是为了维持武帝的征伐战争。
可以说，桑弘羊们是武帝对外战争的受益者，没有战争很难有这些人经济和政治上的腾达。
汉武帝 在桑弘羊看来，匈奴“挟不信之心，怀不测之诈，见利如前，乘便而起”，是“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的“长诈之国”，所以必须用铁血武力征服，武帝时代的战争虽然耗费国力，但是又三大好处： 其一，武帝“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这说的是对外战争可以巩固政权; 其二，武帝对外征伐，是为了黎民百姓的长远利益，“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虽然短期增加国内负担，但终究是“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其三，武帝开边，可以促进物资流通，内地与边疆互通有无，获得经济利益，甚至可以收到“中国以一端之缦， 得匈奴累金之物”这样的巨额利润。
桑弘羊 但是，在贤良文学看来，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因为在马邑之战之前，汉与匈奴的关系是和平的，“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战争完全是无端而起的，但是，从马邑之战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
即便再怎么夸耀大汉武功，也不能忽视对外征伐所造成的经济负担。
经济负担就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当然不是，它的影响深入各个层面。
汉武帝的对外战争，尤其是对匈奴战争，造成了“府库益虚”的事实。
除了军费、军需开支外，汉武帝的赏赐也是大手笔的，仅仅元朔五年、六年的两次战争前后，赏赐立功的将士黄金就有二十余万斤，甚至捕获的数万俘虏也“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
汉军 财政要破产了怎么办?汉武帝的兴利之策就是破坏既有的制度，买卖武功爵以及准许工商业者入钱为官这些措施也仅仅是一时权宜之策。
随着危机的深重，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榷酒沽等等政策一一出台。
桑弘羊便是武帝时代统制经济的重要执行者和受益者，一批依附于国家权力的大商人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政府的垄断利润与对外政策是紧密挂钩的，维护武帝旧有对外政策，就维护政权和大资本的既得利益。
桑弘羊们显赫富贵了，其代价就是一般黎民百姓的普遍困苦贫穷，“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武帝的强盛帝国是建立在汉朝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
这场论辩并没有最终的胜负，但是从此之后，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已经不再有大规模战争了，汉朝战略重点从外向转至内部，国祚也得以延续一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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