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李渊更有资格当帝王的人，最后如何死的？

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两种三国，一种是小说家的三国，一种是历史研究者的三国。

大家更熟悉的肯定还是第一种，但要了解三国真实历史，其实还得以后一个三国为准。

我们研究三国，不仅要看《三国演义》，还要读《》、《》、《》等。

这样不仅能帮助我们纠正从少年时期就有的偏见，还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明白三国时期的历史与政治变迁。

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不能和平相处，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统”。

在中国古代，正统就代表着天命，代表着民心，所以对每一个政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放在三国，那就是谁有资格继承大汉王朝的王统，就可以称之为正统，三国中有资格评选正统的国家那就是和蜀国了。

汉献帝刘协 说魏国是正统，是从程序交接方面来讲的，曹丕建立的魏国是来自汉献帝的，等于魏国接过了政权的接力棒;说蜀国是正统，是从血统方面考虑的，因为一直号称自己是汉室的后裔，所以刘备的确有资格说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他也一直以匡扶汉室为目标，在蜀地建国后的国号也称为“汉”，史称“蜀汉”。

关于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学者对三国正统的理解 早在中国古代，对于三国的正统之争就已经争论不休了。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也并非空穴来风，都会涉及到一些历史背景和纠葛。

谯周画像 首先我们来讲陈寿写的《三国志》，这本书是以魏国为正统。

陈寿将魏国作为正统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正处于西晋时期，西晋的政权是来自魏国的禅让，所以他要尊魏贬蜀;二是：陈寿写《三国志》受老师谯周的影响比较大，谯周在《三国演义》中就被定义为是个投降派的反面典型，其实在历史上他也的确是这个形象。

谯周身为蜀国人，却一直希望蜀国被魏国取代，甚至还劝说过主动投降魏国。

谯周这样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学生陈寿。

习凿齿画像 再来说一下东晋习凿齿写的《汉晋春秋》，这是第一本以蜀国为正统的史书。

《三国志》是西晋所写，奉魏国为正统，为何到了东晋的《汉晋春秋》就以蜀国为正统了呢，东晋不也属于吗?其实这或许与东晋的政权有关系，东晋是后，跑到江南又重组的政权，不得已偏安于南方，这就跟蜀国只能占据蜀地有些相似，所以《汉晋春秋》以蜀国为正统，也有些为自家政权作正当性辩护的意思。

朱熹画像 到了宋朝，又再次出现了魏国和蜀国正统之争的情况。

北宋比较著名的史书就要属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了，司马光的地方是他对魏蜀吴三国的正统性皆不承认，只是为了记录时间方便，而采用了魏国的年号。

到了，朱熹所写的《通鉴纲目》，却与司马光唱起了反调，他把《资治通鉴》的魏国纪年改作蜀国纪年，开始以蜀国为正统。

朱熹把蜀国比作南宋，把魏国比作辽国、金国这些政权，并开始大肆渲染的奸雄形象，这样一来，魏国当然不可能被认为是正统了。

曹丕和刘备为正统所做的一些小把戏 公元220年，汉献帝退位，曹丕称帝。

为了凸显出自己的正统性，他还玩了一个小把戏，因为汉室是尧的后裔，他就宣称是舜的子孙，尧曾经禅位给舜，那么汉献帝禅位给自己，也就是依照先辈们的做法接替了正统。

这种掩人耳目的做法，在如今看来确实有些奇葩。

刘备做得比曹丕更绝，他听说，自己就立刻在成都称帝了，国号“汉”，年号“章武”。

是在公元221年，仅比曹丕晚一年。

当时流传着一个谣言，就是汉献帝被曹丕杀死了，刘备没有考证这个谣言的真实性，就直接将谣言当作是真的，然后利用这个谣言来做宣传，迅速召集群臣为汉献帝服孝，追谥他为孝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方便称帝。

最令人感怀的吴国 魏国和蜀国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绞尽脑汁，而在一旁的吴国，却反倒有那么一些感怀。

吴国并没有什么资格去追求正统性，偏安一方守住自己的地盘，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称帝之前，一直臣服于魏，被册封为吴王。

按理说，他应该使用魏国的年号才对。

然而，吴国只有对外才使用魏国的年号，在国内还是继续使用汉朝的建安年号。

曾经在1996年，湖南长沙出土的走马楼木桶那些文物中，就发现过“建安二十七年”的字样。

事实上，建安到二十五年就已经结束了，所谓建安二十七年，应该是曹丕执政的黄初三年。

孙权冒着跟魏国翻脸的风险，依然使用汉朝的年号，对汉室的忠诚反而在貌似局外人的吴国身上得以残存，也是令人非常意外。

终于，在曹丕称帝九年后，刘备称帝八年后，孙权才正式称帝，这才真正开始了三国鼎立之局面。

明白了魏、蜀之间的正统之争，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三国必须敌对。

因为魏、蜀都宣称自己的法统来自于对汉朝政权的继承，而正牌继承人只能有一个，如果承认了对方，那就等于否定了自己。

到底谁才是正统，这个答案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只要你能说得有理有据，论点论据充分，并能做到逻辑自洽，那就是一个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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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比如在《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中载明：“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候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

”罚俸开始施行时，主旨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一下，让官员感到有点儿“心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

但到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

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颍给的一篇奏疏：“奴才李质颍谨奏，为仰恳圣恩，俯准宽限事……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

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

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

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

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恐有误限期。

奴才昼夜惶悚，，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纳。

”在这封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先后几次工作中出现失误，“情愿”上缴罚银，但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限。

虽然此疏有哭穷的表演成分，但动辄数十万两银子，对谁都不是个小数，已完全超出受罚者应得的薪俸和养廉银的总和。

这么多钱，已不仅仅是对官员的惩罚，而是刻意搜刮了。

由惩治手段转换为敛财目的，称得上是遗患无穷。

首先，这些“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伸缩性极大。

全靠当事人根据所谓的实际情况把握，是多是少只凭一张嘴，谁的嘴大谁说了算。

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报数就只能往高里说，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算白报了，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

这种潜规则自然成了破坏制度的重要一环。

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

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章的警惕。

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犯了受罚，罚了再犯，。

花钱免罪无疑是对罪恶的包庇与纵容，从而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

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

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

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也挣不够这笔巨款。

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

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

而事实上这些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

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开报时要逐项列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缴未缴情况，再由和珅转奏皇帝。

皇帝精着呢，谁少给了都得收拾他——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

到最后，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白手套”，专替最高决策者搜刮，最高决策者成了罪恶之源。

说起来，“议罪银”也不是谁都能缴的，这还有个资格的问题，最起码得跟皇帝有着很深的渊源或者交情。

皇帝恩典你，才给你这样的机会。

实在不行，也可以走“上层路线”，通过皇帝的大管家和珅来完成。

和珅一辈子没做过地方官，没有在基层刮地皮的经历，却坐拥海量财富，是何原因?据靠谱的专家分析，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于“议罪银”的回扣或者是通过给皇帝和官员拉皮条得来。

来看看和珅与其助手福长安给皇帝的一封奏疏：“查奇丰额于五德在织造任内纵容伊子，不行参奏一案，前奉谕旨，将奇丰额革职来京，交军机大臣究讯。

兹奇丰额已于本日来到热河，臣等遵旨讯问。

奇丰额伏地碰头跪称，我系内务府世仆，由刑部司员蒙恩补放道员，后擢藩臬两司，用至江苏巡抚，理宜倍加感激，于地方一切认真查办，乃五德在江苏织造任内纵容伊子永泰任意苛刻，以致胥役人员心怀抱怨，商贾观望不前，税银短绌，我于彼时不能即行参奏，仅令五德速遣伊子回京，直待降旨询问，始行奏出，实属糊涂荒谬，辜负委任。

复蒙格外天恩，不即从重治罪，仅予革职，愧惧惭悚，无地自容。

今情愿罚缴银四万两，并求转奏赏给苦差，以期稍赎前。

”奇丰额包庇下属被追查，缴了四万两白银，希望免罪之外，还希望再给个官当，即所谓“赏给苦差”，并通过和珅给皇帝上奏。

和珅在这中间能白替他传话吗?少给了都不行啊。

而“英明”的乾隆皇帝只批示了三个字：“知道了”，其实就是认可了。

当时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对“议罪银”意见很大，上疏请求“永停此例”。

乾隆虽然生气，但也不敢否认此事，便跟他讲道理：第一，奏请永停罚银之例，想法不错，这个值得肯定。

第二，各省督抚难免偶有过误，且又非贪污受贿之罪(议罪罚银本来就会带动贪污，乾隆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若因此革职查办一时找不到替代者。

从爱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可以用罚款的方式进行薄惩。

第三，罚缴的议罪银都留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

第四，凡是贪纵营私的督抚均绳之以法了，从来没有以罚银幸免的人(全是睁眼说瞎话)。

尹壮图自然不服，继续上疏跟乾隆斗嘴。

乾隆可不惯着他，不久就把他革职了。

直到皇帝主政，才恢复其职务，但“议罪银”造成的危害却再也抹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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