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高丽战争和辽宋战争性质一样么?
92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渤海遗民(东丹国民)
【千问解读】
说到辽国其实他在中国的历史上也还是真的有很长的一段历史的，话说他也和高丽国发生过战争，和宋朝也发生过战争，那么这两场战争的性质是不是一样的呢?还有辽国为什么不选择吞并高丽呢?下面我们不妨就着这些问题一起分析分析看看吧!
公元918年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领土扩张上采取积极北进的战略，大肆拓展领土。
92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渤海遗民(东丹国民) 大量内迁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变得地广人稀。
辽国对原渤海地区特别是对今朝鲜半岛北部女真地区控制减弱，高丽开始出兵与辽朝控制下的女真人展开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争夺。
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境南道的永兴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在王建经略北境的全盘战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
自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平壤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
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
与此同时王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
王建的这些措施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国土面积。
高丽一面积极经营西京(平壤)，一面于清川江以北筑德川，长青，安朔等城，将高丽与辽国之边界由大同江推至清川江，作为对辽的第一道防线;同时积极讨伐居住于鸭绿江沿岸的女真人，蚕食女真故地。
为了防备辽国，高丽建立光军司，编成光军三十万。
辽国则于东京设东京兵马都部署司，下设契丹，奚，汉，渤海四军都指挥使司，东京都统军使司与都稳祥司等部，重兵戍守。
王建在正式建立高丽政权之前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意与契丹交好，曾于辽太祖九年(915年) 派遣使者赴契丹，向辽太祖进献“宝剑”。
又在他建立高丽政权的那一年(辽神册三年，918 年) 派遣使者向契丹进贡。
那时辽太祖也愿意与高丽交好，曾于神册七年(922年) 派遣使者赴高丽遗骆驼，马及毡等，高丽亦遣使报聘。
然而辽国与高丽的这种外交往来关系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即为双方的领土争夺所打破：926年辽国灭亡渤海后渤海故土纳入辽政权直接管辖范围。
王氏高丽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自己扩张领土的机会更小了。
高丽为了扩张势力，主动吸纳渤海的遗民，自928年3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不断地涌入了高丽境内。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979年“渤海人数万来投”。
公元942年(辽会同5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
高丽流契丹使节三十余人与海岛，系其所赠之骆驼五十匹于万夫桥下，不畜而死。
高丽李齐贤曾曰：“若契丹者，与我邻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
吾乃绝其交聘者，以彼国相与渤海连和，互生疑貮，不顾旧盟，一朝歼灭，故太祖以为无道甚，不足与交。
所献骆驼皆弃而不畜。
其防范乎未然者，有如此也。
渤海既为契丹所破，其世子大充显等，领其余众数万户，日夜倍道来奔。
太祖悯念尤深，至赐姓名，使奉其本国祖先之祀。
其文武参佐以下，皆优沾爵命”。
于是辽国与高丽的关系彻底决裂。
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契丹与中原交恶。
王建遣使后晋，试图与后晋联合共同夹击契丹，以便顺利向北扩张领土，占领渤海旧地。
然不久王建卒，高丽遂罢其谋。
王建临终之时亲售训要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
契丹乃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公元960年(宋建隆元年，辽应历10年，高丽光宗8年)北宋建立，高丽遣使贡方物，奉其正朔，以为策应。
面对高丽的公开绝交、流放契丹使者、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与北宋建立“友好”联盟以及不断向北扩张领土等，辽国曾一度十分震怒。
但那时由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忙于经略中原，后继者世宗、穆宗和景宗时代，不但内乱不断，而且还要应付后周和北宋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的北伐，无暇东顾，只好对高丽的北扩采取姑息态度，不愿用兵高丽，使自己腹背受敌。
公元985年(辽统和3年，宋雍熙2年)辽圣宗初立，萧太后临朝，主少国疑。
宋拟乘势北伐，恢复幽燕。
宋遣监察御使韩国华出使高丽，欲共谋契丹，高丽王王治“迁延未即奉诏，国华谕以威德，王治许发兵西会”(次年，宋辽爆发燕云之战)。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虽当时高丽与辽之关系不睦，辽仍遣使赴高丽请和。
当下高丽虽未敢妄动，辽决意先发制人于当年7月“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
虽此次征伐因“辽泽沮洳，道阻而罢征”，但辽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决议展开更大的征伐。
公元992年(辽统和10年，宋淳化3年)12月辽东京留守萧恒德率领大军东征高丽，声称“大朝(辽朝) 既已奄有高勾(句)丽旧地，今尔国侵夺疆界，是以来讨”。
高丽君臣震动，除于诸边城军镇部署军力抵御外，特遣侍中朴良柔为上军使，内史侍郎徐熙为中军使，门下侍郎崔亮为下军使，帅三军出战，成宗王治亲征督战。
公元993年(辽统和11年，宋淳化4年)当高丽大军进抵安北府时辽军克蓬山郡，俘高丽先锋军使尹庶颜，高丽成宗王治遂遣侍中朴良柔奉表请罪求和。
当下辽的主要敌人是宋，对高丽的讨伐只是为了避免高丽与宋合谋，形成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在达到威慑的目的后辽军遂退。
后高丽又遣中军使徐熙来朝，请赐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
辽与高丽约定：高丽“奉辽正朔”，向辽称臣纳贡并与宋断交，辽则赐高丽女真故地。
高丽得到了其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公元1004年(辽统和22年，宋咸平7年)宋，辽缔结檀渊之盟。
辽已无后顾之忧，高丽的噩梦开始了。
公元1009年(辽统和27年，宋大中祥符2年)辽承天太后崩。
公元1010年(辽统和28年，宋大中祥符3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主诵，立王询，是为高丽显宗，史称康肇之变。
当年8月，急欲摆脱承天太后阴影的辽圣宗以此为名，吊民伐罪，以树立个人威望。
圣宗亲率40万大军，以皇弟齐王隆佑留守京师，北府宰相萧排押为都统，北面林牙僧奴为督监，东讨高丽。
辽今欲毕其功于一役，从根本上解决高丽对辽东部边境的威胁。
高丽对渤海故地野心勃勃，屡通中原图谋不轨，又筑城屯兵边上。
11月辽军渡过鸭绿江，高丽则以康肇为行营都统使，李立与张延为副统使，率军30万迎战。
康肇退保通州，分三营拒辽军。
辽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率军出击，大败高丽军，康肇及李立被擒，不屈被杀。
辽军又克郭州，肃州，饮马清川江。
高丽王询上表乞降，圣宗听从耶律瑶质之见--“待其势屈力穷，纳之未晚”。
辽军继续南下，连陷霍，贵，宁等州。
大军直抵高丽都城开京，又遣乙禀攻西京(平壤)。
高丽显宗王询弃开城而逃，避难平州。
辽军入开城后，遭到高丽偷袭。
由于战线拉得太长担心高丽反扑，辽撤退。
辽圣宗以皇弟齐王隆佑为东京留守，并于鸭绿江夹江口筑来远城，以燕京骁猛，置两指挥，建城戍守，直属东京都统军使司辖下，强化对高丽的防御。
公元1012年(辽开泰元年，宋大中祥符5年)3月，高丽遣蔡忠顺使辽，乞称臣如旧，辽招王询亲朝。
王询遣田拱之奉表称病不能朝。
次年6月辽圣宗遣中丞耶律资忠使高丽，索还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
高丽拒之，并扣留资忠。
辽遂于公元1014年(辽开泰3年，宋大中祥符7年)命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率军讨伐高丽。
辽军架桥于鸭绿江，夹桥筑东西城，攻之，未果;又兵围兴化城，不克。
圣宗遂命北府宰相刘慎行为都统，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都统，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督监，再率大军来伐。
辽大败高丽，斩敌将郑神勇，高积余，克定远，兴化二城。
又于郭州大破高丽军，斩首万余，俘获无数。
大军直至南海，然此时耶律世良卒，辽军遂退。
公元1017年(辽开泰6年，宋天禧元年)5月辽命枢密使萧和卓为都统，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副统，伐高丽，此役辽军大败。
遂与次年十月，再命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副，东京留守耶律八哥为督监率军十万伐高丽。
高丽以平章事姜邯赞为上元帅，大将军姜民瞻副之，率军二十八万八千三百迎战。
姜邯赞伏重兵于兴化城，欲以逸待劳，一举歼灭辽军。
但萧排押出其不意，迂回包抄，绕过兴化城，直趋开京。
此举虽然达成战役上的突然性，然而由于辽军先天不足，攻城能力太差，面对高墙坚城的开京无能为力，乃大掠而还。
辽军与姜邯赞所帅之高丽军在茶，陀二河遭遇，辽军诸将皆欲使高丽渡两河而后击之，都监耶律八哥独以为不可，曰：“敌若渡两河，必殊死战，此危道也，不若战于两河之间。
”萧排押从之。
及战，高丽以强弩夹射，相持未决，忽风雨自南来，旌旗北指，高丽兵乘势攻之，辽师大败。
天云、右皮室二军溺毙者甚众，遥辇帐详稳阿果达，客省使酌古，渤海详稳高清明，天云军详稳海里战死。
此役辽军惨败，可作为得胜一方的高丽连年征战已元气大伤，无力亦无勇气再战。
公元1019年(辽开泰8年，宋天禧3年)8月战端再起：辽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同讨高丽，高丽立即遣使乞供方物，求和。
更于次年释放耶律资忠，并上表请称蕃纳贡，辽遂允其请。
虽无法收回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辽于鸭绿江东南岸设保，定二州(今朝鲜平安道西北部)，并以定远军，怀远军，保宁军戍守，加上来远城一改鸭绿江天险为高丽所制之局，以此二城控扼高丽。
终辽之世，此二州为辽之东门。
核战争来临该怎么办?中国哪些地区最容易被打击
最安全的地方不是防御导弹最多的地方，而是敌人不敢打的地方，防御导弹越多反而说明这个地方越容易遭到攻击。
目前世界上敢与中国发生核战的国家几乎没有，所以本文讨论的也是基于常规战争的假设，那么常规战争中，地方最怕的是什么?怕你使用核武呗!中国不是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吗?确实，但是别忘了，中国还有后面的一句补充，当中国的核设施和对民生极为主要的设施遭到攻击时，中国将对此看成对实施的核打击，中国将予以核还击。
两国交战，除非是有血海深仇，否则出于人道主义不会攻击民生相关的重大设施。
一个常规的重大民生设施的保护范围本来极其有限，但是核设施就不同了。
中国的核电站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核设施由于其特殊性，一旦遭到重大的攻击，会影响一座城市，所以在战前、战时，敌方一定会精确定位中国的核设施，幸免在其城市以及相邻城市间袭击，尤其是核电站，占地面积大，虽明显，实为更加安全，怕就怕你看不到。
从1964年到1972年，我国科学家曾对4座模拟大坝进行了7次核武器轰炸实验，取得了极其珍贵的数据。
实验显示的最严重情况是，当大坝被100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命中时，会产生1000米溃口。
从1978年到1988年，专家又连续进行了三峡溃坝实验，研究大坝在遭受核武器袭击后，溃坝洪水的影响范围，以及减少损失的对策。
文件显示，如果当时冷战 升高，美国将对苏联、苏联的卫星国以及联盟的1200个目标展开毁灭性的原子弹攻击，中国无论参战与否，人口密集的城市也将被原子弹攻击，利用放射性物质 将平民杀死。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将人口密集地方的平民列为灭绝目标。
中国的城市目标包括北京在内，多达23个。
如果大国战争的话应该没有胜利者,核子武器可以把人类彻底从地球上抹去啊.
玫瑰战争余晖下的治理重构：约克王朝如何重塑英格兰国家机器
这个仅存续24年的王朝虽未彻底终结封建割据，却通过行政改革、财政整顿与司法重塑，为的中央集权奠定了关键基石。
一、王权重构：从到垂直统治 约克王朝的统治者通过军事胜利与政治联姻，逐步瓦解了封建贵族的割据势力。
爱德华四世即位后，立即废除的 郡守 ，改由国王直接任命治安法官。
这些由骑士、乡绅组成的基层官员，需定期向财政署汇报税收与司法情况，形成 国王-治安法官-社区 的垂直管理体系。
在约克郡，治安法官每年需核查辖区内12个百户区的治安巡逻记录，其薪资与考核均与国王满意度挂钩，这种制度设计有效遏制了地方豪强对司法的干预。
王朝开创的 王室特派员 制度更具突破性。
1471年，爱德华四世向北方六郡派遣由中央财政署直接供养的特派员，负责监督羊毛贸易税征收。
这些官员手持盖有国王火漆印的账册，可随时抽查商人的交易记录，使约克郡的羊毛出口关税收入在三年内增长40%。
这种 钦差大臣 式的监督机制，标志着英格兰王权首次突破封建分封制的地理桎梏。
二、财政革新：国家机器的供血系统 约克王朝的财政改革堪称中世纪英格兰的 供给侧革命 。
针对兰开斯特王朝时期羊毛关税被贵族私吞的顽疾，爱德华四世在1475年颁布《关税统一法令》，将羊毛出口税由每袋3先令6便士提升至6先令，并规定所有税款必须通过伦敦皇家金库缴纳。
为规避地方贵族的盘剥，法令特别授权商人冒险家公司组建武装商队，直接将税款护送至首都。
这种 中央直收 模式使王室年收入从战争前的3万英镑激增至12万英镑，相当于当时法国王室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债务重组策略。
面对兰开斯特王朝遗留的18万英镑国债，王朝采取 债转股 方案：允许伦敦金融家以25%的折扣认购国债，换取未来五年王室呢绒采购的优先权。
这种现代金融手段的雏形，不仅化解了财政危机，更催生出英格兰首批职业金融家群体。
1480年伦敦金融区的地契记录显示，73%的新建商住楼宇由国债认购者建造，彰显改革对城市经济的刺激效应。
三、司法革新：王权至上的法律重构 约克王朝的司法改革堪称英国普通法发展的分水岭。
爱德华四世在1468年设立 北方巡回法庭 ，由三名王室法官组成流动审判团，每年在约克、达勒姆、兰开斯特三地巡回审判。
该法庭突破封建领主法庭的地域限制，可对涉及金额超过100英镑的案件行使终审权。
在1473年的 里彭羊毛商案 中，巡回法庭推翻了约克大主教法庭的判决，追回被侵吞的2000英镑关税，此案确立了 王室司法优先 原则，使北方郡的诉讼案件数量在五年内增长三倍。
王朝对法律文本的编纂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
1474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朗兰牵头编纂的《爱德华法典》颁布，这是首部以国王名义颁布的成文法典。
该法典将封建习惯法与教会法中有利于王权的条款整合，如明确规定 未经国王特许，任何领主不得设立私人法庭 。
这种法律体系重构，使英格兰司法从 领主正义 向 国家正义 转型，为都铎王朝的《大宪章》修正案提供了文本基础。
四、治理遗产：被低估的制度创新 约克王朝的治理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回响。
其建立的治安法官制度，经都铎王朝完善后成为英国地方行政的核心支柱，直至19世纪仍承担着征税、治安、济贫等职能。
财政署的 中央直收 模式，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关税制度改革提供了范本，使英国在16世纪末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司法领域的巡回法庭制度，经亨利七世改良后催生出 星室法庭 ，成为打击贵族叛乱的重要工具。
这个王朝最深刻的示在于：在封建制度尚未瓦解的时代，约克统治者通过制度创新而非暴力征服，实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的动态平衡。
当1485年理查三世战死博斯沃思原野时，其留下的不是满目疮痍的国土，而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机器。
这种 在传统框架内实现现代化 的治理智慧，或许比其军事胜利更具历史价值。
正如《英国宪政史》所言： 约克王朝的短暂统治，恰似中世纪英格兰向近家转型的渡桥，其制度遗产至今仍在英国司法档案中闪烁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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