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无障碍电影公益团队，帮视障者“看见”电影

2025年国际盲人节暨上海市第13届无障碍电影日主题活动

电影院里，进来了几只导盲犬。

在志愿者引导下，导盲犬的主人在影厅第一排坐下，犬只安静趴在脚边。

整个影厅360多个座位几乎满座。

与日常观影不同，这里的观众几乎都是视障者，影厅一角还配备了专门的现场解说团队。

当灯光暗下，银幕亮起，除了影片本身的台词和配乐，现场还响起了一道温暖的人声，描述着人物的表情、场景的变换、动作的细节……

今年10月15日，第42个国际盲人节当天，一场无障碍电影《向光花盛开》的放映活动在上海举行。

像这样专门为视障人士打造的电影放映，上海每个月定期都有。

从2012年上海首家无障碍影院揭牌至今，上海已累计开展近2300场电影公益解说，服务残障人士近20万人次。

光影之间，是特殊的文化体验，也是城市的包容与温度。

被看见的需求

在无障碍电影放映现场，笔者见到了视障者玉珍。

这位老家甘肃甘南的姑娘，2014年来到上海盲校读书，目前正在上师大声乐专业学习。

虽然从小失去了视力，但她对文化的渴求从未减弱。

“我平时就喜欢看电影、话剧和音乐剧。

”为了更好理解剧情，她养成了先“阅读”原著，再观看演出的习惯。

但对玉珍来说，看电影像一场“猜谜游戏”，坐在影院里常感到茫然。

有一次，她和室友去看电影《消失的她》，室友们都说很好看，一直在讨论剧情的反转，她却只能根据听到的台词来推测剧情，更不理解室友们在哭什么。

直到去年，她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一个故事。

”

玉珍估算，看普通电影时，自己能摄取的信息量不到一半，而在无障碍电影的解说辅助下，这一比例能提高到95%以上。

“虽然我们观影跟健全人相比可能会有时间差，但至少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而且上海的观影氛围本身就很浓厚，看电影的机会很多。

”

除了满足文化需求，很多时候，无障碍电影也承载着视障群体的社交期待。

27岁的视障者胡华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10多年前就开始接触无障碍电影，几乎上海每个月的无障碍电影放映他都会参加。

“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群里会提前发布电影信息，16个区都有场次，只要带着残疾证就可以就近观看，很方便。

”

在胡华健看来，有时候，看电影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能借着看电影的机会，线下聚在一起，聊聊天，见见面。

这种情感的交流对很多视障者来说更珍贵”。

这和很多视障者从小受到的教育不无关系。

胡华健坦言，他身边一些视障的朋友，父母从小就会和他们说，除了上学尽量别出门，哪怕暂时没工作，家里也可以养着。

长此以往，视障者不敢出门、不习惯出门，社交也比较少，甚至成了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挺令人遗憾的，视障者也有社交需求，甚至比健全人更强烈。

”胡华健说，希望更多视障者能够勇于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走走看看，参加无障碍电影放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无障碍电影公益解说团队负责人曲大鹏告诉笔者，每年都有一些面向残障群体的文艺汇演、读书活动等，但大部分仍然属于小众型活动，观看电影可以说是普惠型的文化助残活动，往往能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我参加线下电影放映，经常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叙旧聊天，就觉得亲切温暖。

”

或许可以说，无障碍电影不仅照亮了银幕，也照亮了许多残障人士原本封闭的生活。

幕后的专业与温度

2012年6月27日，上海首家无障碍电影院在国泰电影院正式揭牌，每月定期放映一部新片的无障碍电影专场，组织残障人士走进影院免费看电影。

当时，市残联聘请8名广播电台播音员和资深电影人担任无障碍电影志愿讲解员。

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开创了商业影院提供无障碍电影服务的先河。

从项目启动之初便参与其中的曲大鹏回忆，最初，一场放映只有200多个座位，却来了500多人。

为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上海不断扩大服务规模，让视障者不用来回奔波，可以就近观影。

目前，全市16个区均设有定点商业影院无障碍专场，每月同步放映解说无障碍电影。

这背后，还有一支专业的志愿者队伍。

十多年来，这支队伍的规模已扩大到500多人，涵盖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五家郊区融媒体中心的播音员主持人、上海各高校播音主持专业的师生等，形成了稳定而专业的服务力量。

首要的工作，是为电影撰写适合视障者听的解说词，这项工作听上去简单，做起来难度却不小。

曲大鹏说，在国外，口述影像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翻译学的学科，这些年的实践让他和团队深有体会，不能用工作人员的内心所想去替代残障者的内心所想，在解说时一定要客观描述，不能带有个人情感。

在团队中担任电影解说词撰稿人的王君芳告诉笔者撰写解说词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解说不能压住对白，因为视障朋友靠听力获取信息，如果解说压住了同期声，听起来就会很混乱，这就需要撰稿人在两段对白之间的空档精准地插入画面描述。

“要反复试读，把控时间，还要兼顾美感，可以说就是在翻译，而且是信达雅的翻译。

”

很多时候，电影会出现大段无对白的场景，对解说的考验更大。

王君芳以电影《万里归途》为例，中间有几段人物在街上逃跑的镜头，除了枪声和脚步声，还有眼神交流等细节，完全没有台词。

“就这一段，我写了2000多字的解说，如果不描述，视障朋友根本不知道这段在演什么。

”通常，每部电影的解说词在1万至2万字，仅撰稿工作就要花费半个月左右。

丁晓军是一位资深解说员，参与这项工作已有十余年。

“特别是动作片，有时候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讲解，讲解完喉咙都是哑的”，但丁晓军依然觉得很有幸福感，这来自观众的真挚反馈。

“有的老年观众会拿着解说词请我们签名，这是难忘的纪念，也是对我们专业工作的认可。

”

在志愿者的招募上，上海形成了专业主义的特色。

曲大鹏介绍，解说员的硬性要求是普通话一级乙等以上，持有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书会更好。

这种对专业性的坚持，确保了解说质量和观影体验。

让平等观影成为常态

对视障者来说，看电影绝不只是坐在电影院里的一两个小时，而是包括走出家门到回家的全过程，涉及很多环节和细节。

比如，地下车库能够方便残障人士使用、轮椅通道要畅通无阻、导盲犬要能顺利进入影院、无障碍卫生间不能上锁或堆放杂物……哪怕观影本身，也要提前和放映员沟通好，调整合适的音量，避免电影原声盖过解说。

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往往是决定残障人士能否顺利观影的关键，也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无障碍环境。

就无障碍电影本身来说，也有很多工作需要突破。

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视障者能享受更多图书和文娱产品的服务。

上海市明确规定：在有条件的影剧院开设无障碍电影专场，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

理想的愿景是，所有的电影院当中都有无障碍电影，所有的电影都有无障碍版本，让平等观影成为常态。

但在实际落地中，片源的获取依然是个难题。

曲大鹏坦言，片方出于保密要求和各种顾虑，对于片源控制得非常严格。

目前，团队主要依靠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去争取片源，“很多时候，是靠一张嘴说服对方。

有些片方我们打了很多年交道，相对就容易一些”。

但这种个案式的解决方式并非长久之计，也无法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曲大鹏说，在一些国家，制作无障碍电影是片方的工作，发行电影时就要同步发行无障碍版本，这是法律规定的。

笔者了解到，如何将无障碍版本的电影纳入影片制作流程，进行批量化生产；如何在《马拉喀什条约》的框架下，为残疾人提供更多更新的无障碍电影作品，已成为相关部门目前正在研究解决的课题。

在光影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认知正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一愿景也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顾杰）

2025年国际盲人节暨上海市第13届无障碍电影日主题活动

电影院里，进来了几只导盲犬。

在志愿者引导下，导盲犬的主人在影厅第一排坐下，犬只安静趴在脚边。

整个影厅360多个座位几乎满座。

与日常观影不同，这里的观众几乎都是视障者，影厅一角还配备了专门的现场解说团队。

当灯光暗下，银幕亮起，除了影片本身的台词和配乐，现场还响起了一道温暖的人声，描述着人物的表情、场景的变换、动作的细节……

今年10月15日，第42个国际盲人节当天，一场无障碍电影《向光花盛开》的放映活动在上海举行。

像这样专门为视障人士打造的电影放映，上海每个月定期都有。

从2012年上海首家无障碍影院揭牌至今，上海已累计开展近2300场电影公益解说，服务残障人士近20万人次。

光影之间，是特殊的文化体验，也是城市的包容与温度。

被看见的需求

在无障碍电影放映现场，笔者见到了视障者玉珍。

这位老家甘肃甘南的姑娘，2014年来到上海盲校读书，目前正在上师大声乐专业学习。

虽然从小失去了视力，但她对文化的渴求从未减弱。

“我平时就喜欢看电影、话剧和音乐剧。

”为了更好理解剧情，她养成了先“阅读”原著，再观看演出的习惯。

但对玉珍来说，看电影像一场“猜谜游戏”，坐在影院里常感到茫然。

有一次，她和室友去看电影《消失的她》，室友们都说很好看，一直在讨论剧情的反转，她却只能根据听到的台词来推测剧情，更不理解室友们在哭什么。

直到去年，她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一个故事。

”

玉珍估算，看普通电影时，自己能摄取的信息量不到一半，而在无障碍电影的解说辅助下，这一比例能提高到95%以上。

“虽然我们观影跟健全人相比可能会有时间差，但至少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而且上海的观影氛围本身就很浓厚，看电影的机会很多。

”

除了满足文化需求，很多时候，无障碍电影也承载着视障群体的社交期待。

27岁的视障者胡华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10多年前就开始接触无障碍电影，几乎上海每个月的无障碍电影放映他都会参加。

“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群里会提前发布电影信息，16个区都有场次，只要带着残疾证就可以就近观看，很方便。

”

在胡华健看来，有时候，看电影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能借着看电影的机会，线下聚在一起，聊聊天，见见面。

这种情感的交流对很多视障者来说更珍贵”。

这和很多视障者从小受到的教育不无关系。

胡华健坦言，他身边一些视障的朋友，父母从小就会和他们说，除了上学尽量别出门，哪怕暂时没工作，家里也可以养着。

长此以往，视障者不敢出门、不习惯出门，社交也比较少，甚至成了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挺令人遗憾的，视障者也有社交需求，甚至比健全人更强烈。

”胡华健说，希望更多视障者能够勇于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走走看看，参加无障碍电影放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无障碍电影公益解说团队负责人曲大鹏告诉笔者，每年都有一些面向残障群体的文艺汇演、读书活动等，但大部分仍然属于小众型活动，观看电影可以说是普惠型的文化助残活动，往往能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我参加线下电影放映，经常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叙旧聊天，就觉得亲切温暖。

”

或许可以说，无障碍电影不仅照亮了银幕，也照亮了许多残障人士原本封闭的生活。

幕后的专业与温度

2012年6月27日，上海首家无障碍电影院在国泰电影院正式揭牌，每月定期放映一部新片的无障碍电影专场，组织残障人士走进影院免费看电影。

当时，市残联聘请8名广播电台播音员和资深电影人担任无障碍电影志愿讲解员。

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开创了商业影院提供无障碍电影服务的先河。

从项目启动之初便参与其中的曲大鹏回忆，最初，一场放映只有200多个座位，却来了500多人。

为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上海不断扩大服务规模，让视障者不用来回奔波，可以就近观影。

目前，全市16个区均设有定点商业影院无障碍专场，每月同步放映解说无障碍电影。

这背后，还有一支专业的志愿者队伍。

十多年来，这支队伍的规模已扩大到500多人，涵盖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五家郊区融媒体中心的播音员主持人、上海各高校播音主持专业的师生等，形成了稳定而专业的服务力量。

首要的工作，是为电影撰写适合视障者听的解说词，这项工作听上去简单，做起来难度却不小。

曲大鹏说，在国外，口述影像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翻译学的学科，这些年的实践让他和团队深有体会，不能用工作人员的内心所想去替代残障者的内心所想，在解说时一定要客观描述，不能带有个人情感。

在团队中担任电影解说词撰稿人的王君芳告诉笔者撰写解说词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解说不能压住对白，因为视障朋友靠听力获取信息，如果解说压住了同期声，听起来就会很混乱，这就需要撰稿人在两段对白之间的空档精准地插入画面描述。

“要反复试读，把控时间，还要兼顾美感，可以说就是在翻译，而且是信达雅的翻译。

”

很多时候，电影会出现大段无对白的场景，对解说的考验更大。

王君芳以电影《万里归途》为例，中间有几段人物在街上逃跑的镜头，除了枪声和脚步声，还有眼神交流等细节，完全没有台词。

“就这一段，我写了2000多字的解说，如果不描述，视障朋友根本不知道这段在演什么。

”通常，每部电影的解说词在1万至2万字，仅撰稿工作就要花费半个月左右。

丁晓军是一位资深解说员，参与这项工作已有十余年。

“特别是动作片，有时候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讲解，讲解完喉咙都是哑的”，但丁晓军依然觉得很有幸福感，这来自观众的真挚反馈。

“有的老年观众会拿着解说词请我们签名，这是难忘的纪念，也是对我们专业工作的认可。

”

在志愿者的招募上，上海形成了专业主义的特色。

曲大鹏介绍，解说员的硬性要求是普通话一级乙等以上，持有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书会更好。

这种对专业性的坚持，确保了解说质量和观影体验。

让平等观影成为常态

对视障者来说，看电影绝不只是坐在电影院里的一两个小时，而是包括走出家门到回家的全过程，涉及很多环节和细节。

比如，地下车库能够方便残障人士使用、轮椅通道要畅通无阻、导盲犬要能顺利进入影院、无障碍卫生间不能上锁或堆放杂物……哪怕观影本身，也要提前和放映员沟通好，调整合适的音量，避免电影原声盖过解说。

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往往是决定残障人士能否顺利观影的关键，也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无障碍环境。

就无障碍电影本身来说，也有很多工作需要突破。

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视障者能享受更多图书和文娱产品的服务。

上海市明确规定：在有条件的影剧院开设无障碍电影专场，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

理想的愿景是，所有的电影院当中都有无障碍电影，所有的电影都有无障碍版本，让平等观影成为常态。

但在实际落地中，片源的获取依然是个难题。

曲大鹏坦言，片方出于保密要求和各种顾虑，对于片源控制得非常严格。

目前，团队主要依靠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去争取片源，“很多时候，是靠一张嘴说服对方。

有些片方我们打了很多年交道，相对就容易一些”。

但这种个案式的解决方式并非长久之计，也无法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曲大鹏说，在一些国家，制作无障碍电影是片方的工作，发行电影时就要同步发行无障碍版本，这是法律规定的。

笔者了解到，如何将无障碍版本的电影纳入影片制作流程，进行批量化生产；如何在《马拉喀什条约》的框架下，为残疾人提供更多更新的无障碍电影作品，已成为相关部门目前正在研究解决的课题。

在光影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认知正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一愿景也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顾杰）

《神秘巨星》被认为不是一部好电影，主要在于其虽能带来情绪快感

例如影片中尹希娅的母亲勇敢跟父亲决裂时，观众压抑的情绪得以宣泄，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体验带来了快感。

然而，这种简单的剧情设置也使得影片缺乏深度，没有对是非黑白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深入挖掘。

人物塑造片面，未展现复杂人性父亲形象：尹希娅的父亲被塑造成家暴妻子、重男轻女、极端大男子主义的“人渣”。

但从印度社会的背景来看，根据可靠统计，印度有51%的男性认为家庭暴力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的，高达55%的女性也赞同这一观点。

这表明父亲的行为是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有问题，影片没有展现他行为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可能的内心挣扎，人物塑造过于片面。

母亲形象：尹希娅的母亲顺从父亲，从不反抗，除了生尹希娅的时候斗争过一回，其他时候都是忍受屈从。

她没有独立经济，私房钱需要偷偷从老公钱包里面偷，甚至变卖首饰。

然而，母亲一再的忍受和不反抗，某种程度上也让父亲暴戾的脾气越来越严重。

影片没有深入探讨母亲行为背后的无奈和复杂心理，也没有展现她可能的转变和成长。

解决问题的方式不现实，脱离实际影片中母亲跟父亲决裂，带着子女头也不回地离去，这种以暴制暴、逃避的处理方式并不现实。

就像大学宿舍中，一个人一直主动打扫卫生洗厕所，习惯成自然后变成份内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因为小矛盾爆发而怨恨委屈，选择断绝关系。

这种方式忽略了现象背后的本质和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缺乏对印度社会的指导意义影片本可以更多传达母亲意识的觉悟，体现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反抗斗争，加上父亲的回馈转变，整体做一个升华。

这样对整个印度社会，观影的印度人群，会有更多的指导意义，不仅指出问题，还告诉人们该怎么做。

但影片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简单呈现了问题，没有给出积极的解决方向。

观影体验因人而异看一部电影可以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纯粹享受，由衷笑由衷哭，看过就看过了；另一种是还要总结点什么，写点什么。

对于追求纯粹享受的观众来说，看到尹希娅从一个简单的草根变身大歌星，可能会觉得影片充满正能量；生在重男轻女家庭的观众，看到女性意识崛起可能会感同身受，从而认为影片很好。

但对于追求深度和思考的观众来说，影片的不足就很明显。

电影《回廊亭》剧情存在明显割裂感，悬疑氛围与逻辑漏洞并存

以下从剧情改编、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视听表现等方面展开分析：一、原著改编的先天不足与本土化失败电影改编自东野圭吾早期作品《长长的回廊》，该小说本身存在场景单一、推理薄弱的问题，而电影在本土化过程中进一步放大了这些缺陷。

世界观与主线改动过大：影片仅保留了原著的“遗产争夺”和“封闭空间”框架，但人设、环境及核心动机均被大幅修改。

例如，原著中女性复仇的细腻心理被简化为狗血三角恋，而电影新增的“私生子冒充”情节缺乏合理铺垫，导致前后剧情脱节。

与剧版“同病相怜”：此前剧版《回廊亭》已因制作粗糙、情节低智被诟病，而影版虽在视听层面升级，却未解决叙事核心问题，反而因强行反转加剧了割裂感。

二、叙事结构失衡：前后两部分“双线割裂”影片以任素汐饰演的律师周扬的侦探视角展开，前半部分悬疑氛围营造出色，但后半部分急转直下，形成鲜明对比。

前半部分：封闭空间的悬疑游戏周扬进入回廊亭，逐步揭露遗产继承人（二哥高山、二嫂季冬梅、侄子高健、准儿媳程萱、三弟高志）的秘密，尤其是程萱与高志的私情及程萱的突然死亡，成功勾起观众好奇心。

视听表现亮眼：美术置景精致，镜头语言克制，通过光影和空间布局强化了封闭环境的压迫感，例如回廊亭的纵深镜头和对称构图，暗喻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

后半部分：强行反转的逻辑崩塌反派铺垫缺失：刘敏涛饰演的林珍惠作为幕后黑手，前半部分几乎未露面，仅通过零星台词暗示其存在。

当周扬“KO”所有继承人后，林珍惠突然以大反派身份登场，角色动机和行动逻辑缺乏说服力。

复仇计划儿戏化：林珍惠为阻止富豪父子相认，竟直接放火烧死对方，这一情节与前半部分的悬疑风格严重割裂。

更荒诞的是，其“让儿子冒充私生子”的计划全程未被其他角色察觉，成为全片最大逻辑漏洞。

为反转而反转：影片结尾强行安排周扬与林珍惠的对决，但双方动机和冲突均未充分铺垫，导致高潮戏沦为机械的动作场面，情感张力不足。

三、人物塑造：演员演技与角色逻辑的错位尽管任素汐和刘敏涛的表演情绪饱满、张力十足，但角色设计的缺陷限制了演员发挥。

任素汐的“侦探”角色：周扬作为叙事视角，本应具备敏锐的推理能力，但影片仅通过其表情和眼神传递情绪，缺乏实质性的探案过程，导致角色沦为“工具人”。

刘敏涛的“反派”角色：林珍惠的复仇动机（被富豪抛弃、儿子夭折）本可深挖，但影片仅用几句台词交代背景，其后续行动（放火、冒充计划）更像为制造冲突而设计，与角色前史脱节。

配角群像单薄：其他继承人（如二哥、三弟）的性格特征模糊，行为动机仅服务于主线剧情，缺乏独立叙事价值。

四、市场反馈：口碑票房双失利观众期待落空：影片凭借东野圭吾IP和主演阵容吸引关注，但超前点映后口碑崩盘，豆瓣评分仅5.7分，票房仅1.2亿人民币，远低于预期。

核心问题：悬疑与逻辑的失衡：观众批评影片“悬疑氛围靠镜头，剧情漏洞靠演技硬撑”，认为其本质是“披着悬疑外衣的狗血伦理剧”。

总结电影《回廊亭》在视听层面展现了一定水准，但剧情割裂、逻辑漏洞、人物单薄等问题使其难以成为合格的悬疑作品。

改编自弱IP时，若仅保留外壳而忽视内核，甚至为反转牺牲合理性，最终只会消耗观众信任。

对于悬疑类型片而言，严谨的叙事逻辑和立体的人物塑造，永远比视觉炫技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