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的双重身世

朱迪丝·席勒

提起撒哈拉，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绵延不绝的沙海景象：狂风雕琢出的巍峨沙丘亘古伫立，偶尔被途经的商队惊扰。

对于熟悉这片区域的人而言，沙砾既是永恒的挑战，也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绿洲园圃的狭小天地之外，最具威胁的并非沙丘之沙，而是空气中的沙尘。

尽管某些地区沙海浩瀚，但实际上，沙丘仅覆盖约15%的撒哈拉地表，分布在若干片“大沙海”。

这些区域是游客们钟爱的景点，而人类、牲畜和吉普车都难以穿越它们。

撒哈拉其余地表以坚硬岩壳为主，夹杂着大小山脉、巨砾、盐滩、砾石平原、季节性河道，以及干涸的河床或湖床上的大片硬结泥层。

以乍得西北部朱拉布地区的博代莱洼地为例，这片广袤区域面积逾15万平方公里，地势极为平坦，放眼望去，这里几乎空无一物——没有道路和定居点，更不见营地。

正是在这个毫不起眼之地，一支乍得—法国联合考古队于2001年发现了一具已扁平化并完全石化的头骨。

而这具头骨，如今被众多学者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人族的遗骸。

这个化石被人用当地的达扎加达语（图布语的一个分支）命名为“图迈”（意为“生命的希望”，正式名称是“乍得沙赫人”）。

其生活在距今约700万年前，根据演化生物学的观点，这大致正是人类与其最近的亲缘物种——黑猩猩分道扬镳的时期。

化石“图迈”的发现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其生存年代比“露西”（南方古猿阿法种）早了近400万年，也比2000年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千禧年祖先”（即图根原人，俗称“千禧人”）早了100万年。

此后多年，考古学界对其“真实身份”争论不休：“图迈”究竟是特征偏向大猩猩的古猿，还是具备人族特征的早期人科成员，两者差异似乎很微妙（早期人科化石的猿类特征与人族特征本就交织混杂），结合1995年同样在乍得发现的360万年前的“阿贝尔”（羚羊河南方古猿），这些证据表明现今的撒哈拉地区在人类进化与迁徙史上的重要性，或许不亚于东非大裂谷。

当然，彼时的撒哈拉面貌迥异。

“图迈”栖居于古乍得的巨湖之滨。

这座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规模与今日的里海相仿，如今湖区遗存已萎缩至不足昔日面积的5%。

附近出土了45种不同动物的化石，其中包括25种哺乳动物，共同勾勒出一幅生动的远古图景。

长久以来，由于早期人族化石仅集中发现于东非，考古学家便推测人类演化与该时期东非地区日益加剧的干旱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

他们认为，我们的祖先正是为了适应愈发开阔的稀树草原环境，才开始演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并开展群体狩猎。

“图迈”的发现颠覆了这一叙事：它生存于资源丰饶、生态多样的镶嵌化生境之中，能够在差异显著的生态斑块间穿行，其演化动力并非单纯被动承受环境压力。

尽管图迈这类早期人族（无论雌雄）在丰饶湿地中嬉戏的画面引人遐想，但撒哈拉的气候史绝非简单的由湿润转向干旱的线性演变。

相反，这片区域长期经历剧烈气候波动，极端干旱期与湿润期交替出现：湿润阶段里，撒哈拉大部分区域——但绝非全境——被植被覆盖，散布着永久湖泊、季节性河流与广袤湿地。

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源于地轴倾角的微小摆动，它牵动西非季风进退，进而带来降雨量的消长；与此同时，冰期大量水体封存于大陆冰盖，也会加剧全球范围内的干旱。

无论古今，撒哈拉的气候变化都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湿润期，动植物和人类向撒哈拉腹地扩散，有时甚至横穿而过；一旦气候转向干旱，它们便向其边缘地带撤退——或向北、或向南、或向东——种群就此隔离，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文化乃至生物适应性。

待到撒哈拉再度转绿、恢复生机，各类种群交汇，相互接触、学习，继而融合、迁徙、互动，甚至发生基因交流。

这些变化对于亲历其中的个体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但从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它们所推动的迁徙与分化，反倒增强了这套宏大生态系统的韧性。

撒哈拉的环境史为研究剧烈的气候变化与适应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但这唯有在我们抛弃从“绿色（美好）”到“棕色（糟糕）”这种单向变化的简单叙事，转而更多关注具体案例和区域随时间发生的适应性演变时，方能实现。

当前由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无疑会损害生物多样性，但撒哈拉的例子提醒我们：在对这片看似严酷而变幻莫测的景观妄下判断之前，务必先从最基础层面审视复杂的区域生态系统。

（作者为德国社会人类学家，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