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县城的花生糖，竟是国货出海的鼻祖？

这些年来，“中国货出海”成了社交媒体的顶流热词：从喜茶、霸王茶姬海外店大排长龙，再到海外网红给国潮带货，美妆品牌闯外综艺，一次次出圈......

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一款“国货零食”率先征服了荷兰人的味蕾，陪着几代人在海牙街头长大——它是浙江花生糖。

2026年7月6日，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在荷兰鹿特丹Fenix移民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回望在荷华人115载”的纪念活动。

这块小小的花生糖，被反复提起的次数远超在场的任何一位大人物。

图源：一网荷兰

消息传回国内，不少人质疑这是假新闻：“老外不是人均坚果过敏吗？荷兰人怎么可能吃过浙江花生糖？”

没错，荷兰大概是全世界对花生最 “敏感”的国家之一。

不仅学校里明令禁止带花生制品；连超市零食的外包装上，都要标注是否含有花生成分。

一块五仁月饼能放倒一整个办公室的调侃，在这里真有可能发生。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吃浙江花生糖的历史接近百年，久到 “卖花生糖中国人”（pindachinees）这个词被收录进了《荷兰大辞典》，久到海牙市区的唐人街里，还立着一座 “卖花生糖人”（Pindamannetje）的铜像。

图源：网络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花生糖这种浙江地方土特产，究竟是怎么成为荷兰老底子美食的？

荷兰人的童年味道

出自浙江小县城

荷兰海牙市区的唐人街上，立着一尊特殊的铜像。

一个身材矮小的华人小贩，胸前挂着金属方箱，身子微微前倾，姿态似乎是在卖力地沿街叫卖。

而他卖的东西，正是浙江花生糖。

具体点说，是浙江丽水下面的青田县。

这种花生糖的做法和浙江大多数县城毫无二致，都是把花生炒熟，麦芽糖熬化，拌匀，倒在油纸上用木板压平，冷却切块。

在青田县，花生糖是必备的年货，讲究花生要比糖多，薄薄一层麦芽糖裹住饱满的花生粒，咬一口咔嚓脆，不粘牙，越嚼越是香甜，满口都是花生仁的酥香。

青田人做糖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清道光年间。

200多年前的青田县，还是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旮旯。

单靠种地养不活人，当地农民穷则思变，打好了糖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去卖，由此诞生了花生、芝麻加麦芽糖制作的黄坦糖。

这门手艺，后来也就跟着青田人的脚步漂洋过海。

当这块花生糖远赴重洋登陆荷兰，口味也入乡随俗做了改良。

有的版本会加香草，有的裹一层巧克力，还有的熬成类似太妃糖的焦糖口味，更符合荷兰人嗜甜的偏好。

图源：网络

如今，翻看荷兰的美食博客和菜谱网站，你会发现很多荷兰人把 “Chinese pindakoekjes”，也就是“中式花生糖”，当作从小吃到大的传统甜品。

外网的话题留言里，不仅有人表示“这是童年回忆”；更有提及自家祖父母就是卖花生糖的。

而青田花生糖登陆荷兰的历史，还要从百年前的一场失业大潮说起。

一波三折

花生糖出海记

青田山多地少，种田养不活一家人，所以当地人很早就外出谋生。

17世纪末，一批青田人挑着上等青田石（篆刻印章的石料），翻越西伯利亚赴欧经商，成了最早到欧洲做生意的中国人之一。

到20世纪，有人不再卖石雕，改去荷兰商船当锅炉工。

这份活计更辛苦，却不用垫本钱，收入也更稳定。

但这些船工上船前得向“水手馆”借钱交介绍费，上船后工资微薄，得先还债；一旦失业，连回乡路费都付不起。

图源网络：1935 年，卡滕德雷赫特地区的中餐馆；下图：1926 年，卡滕德雷赫特地区的中国式寄宿屋

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为节省成本，荷兰各大轮船公司把锅炉燃料从煤炭改成煤油，大批华人烧火工被解雇。

于是，几百名青田船工被滞留在荷兰港口。

他们既不懂语言，身上又只剩几个硬币，处境极为凄惨。

图源：网络

这时，一位绰号“中国通”的神父挺身而出。

他早年曾来过中国，很清楚中国人有吃苦耐劳、不畏困难的顽强精神。

于是，他自费购买了一批制作花生糖的原材料，让30个失业华工做成花生糖，每人背着统一贴着“花生糖美味可口，每块售价5分”的卖货铁箱，沿街叫卖。

图源：网络

此外，神父还在当地电台广播和报纸上大肆宣传，介绍华人小贩因经济危机失业，生活艰难，希望市民踊跃购买，“以买代赈”。

不到10天时间里，这批花生糖销售一空，30个失业华工的生活得以解决，而且收入远比当船工时高出三四倍。

消息传开后，更多浙江籍华人加入。

他们在原来的配方上改进工艺，创新出了更适合荷兰人的巧克力、太妃、薄荷等口味。

一时间，荷兰各个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可见贩卖花生糖的华人小贩。

卖的人多了，“卖花生糖人”（Pindamannetje）就成了一个专门的称呼。

这个词，后来还被收录进《荷兰大辞典》。

图源：网络

而小贩们那句用生硬的荷兰语吆喝的叫卖声： “Pinda! Pinda! Lekka, lekka!”（花生！花生！好吃好吃！）也被当地人改编成滑稽歌谣、顺口溜，在全荷兰唱响。

甚至在1933年，还有一位荷兰歌手把这种叫卖声，制作成了黑胶唱片，歌名就叫《Pinda-Pinda, Lekka-Lekka》。

现在去音乐app搜索歌名，还能听到这首90年前的花生糖之歌，颇耐人寻味。

图源：网络

但这个看似甜蜜积极的闯外故事，还有另一面。

1934 年，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在自己的欧洲游记《萍踪寄语》中，记录下了他在荷兰亲眼所见的卖糖场景：因为卖花生糖收入颇丰，大量华工改行卖糖，卖糖人数量在短短时间暴增到数百人。

荷兰人嘲笑这些口音奇怪的小贩，并编成了一支“花生糖之舞”，起舞时要先唱一句中式口音的“勒喀！勒喀！”（Lecker! Lecker！在荷兰语中，“好吃”是“Lekker”）

街上小孩看见中国人，也会装腔作势地唱 “勒喀勒喀”。

图源：网络

在邹韬奋看来，这句变扭古怪的“豪吃”已经成为中国人在荷兰的代名词。

还有不少荷兰人认为，这些中国小贩是故意在寒冬季节穿单衣，把脸抹脏、拖着鼻涕叫卖，就为了博取路人的同情，多赚几个铜板。

但因为卖糖的人实在太多，只靠沿路叫卖也难以维持生计，一些商贩便开始挨家挨户上门推销。

一些荷兰主妇不堪其扰，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中国领事馆，投诉这些小贩骚扰民众。

图源：网络

更恶劣的是，某次一位华人小贩在阿姆斯特丹的郊外卖花生糖，刚到一户人家门口叫卖，这家主人竟放出狼狗，把他的大腿咬得鲜血淋漓，一箱花生糖也撒了满地。

幸亏一位警察路过，让主人向小贩当众赔礼道歉，赔偿花生糖损失并支付医药费，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而且，当地人发现这些浙江小贩经常把赚来的钱大笔汇款回国，认为他们收入其实很不错，便很少再光顾中国人的花生糖生意。

阿姆斯特丹档案馆收录：卖花生糖的中国人

生意已然难做，但时代的巨轮，还是没有放过这些卖糖人，而后的炮火与饥荒，让他们的命运再度急转直下。

从花生糖到中餐馆

卖糖人的第二人生

1940年5月，二战时期德军占领荷兰。

战争一来，民众收入大跌，花生糖也成了昂贵零食。

无奈之下，卖糖人被迫再次改行。

他们有人托海员从美洲买来大米粮油，在街头支起大锅卖饭菜；有人去农场当帮工；还有人，早在战前就在危机里看到新的商机。

图源：网络

出生于青田县的林松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跟着出国大潮来到荷兰谋生。

在多年的街头叫卖中，他发现荷兰的杂货店都集中在市中心，居民想要采购日常用品，往往要走很远的路、排很久的队。

于是他凑钱买了一辆卡车，改成流动货车，专卖日常用品，兼卖本地人常吃的松饼和花生糖。

不仅吸引了不少街坊围观，还引来了当地报纸的采访报道，等于免费给他的生意做了一轮宣传。

他跟着这辆车去了荷兰不少城市，攒下战后重启生意的本钱。

图源：网络

林松琦不是个例。

像他这样在绝境里寻找出路的，是那一代出海浙江人的常态。

“穷则思变” 四个字，是刻在他们每个人的骨子里的箴言。

只是好日子没过多久。

到了1944年冬天，荷兰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 ——城市里粮食耗尽，郁金香球根都被挖来充饥，上万荷兰人死于那个寒冷的冬天。

华人小贩的生意，再度跌入谷底。

图源：网络

即便这样，这些华人商贩也从不认输。

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会寻找各种赚钱的机会。

荷兰报纸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新闻：有警察在街头捡到一个饿晕过去的浙江小贩，搜了搜身，发现这人兜里揣着整整八千荷兰盾——按今天的汇率算，也要近三万人民币，而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这无异于一笔巨款。

可他宁可饿晕在街上，都舍不得花一分钱，舍不得坐下来吃一顿饭。

这批浙江小贩，把养家的重任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

图源：网络

更让人佩服的是，哪怕一次次被命运绊倒，这些顽强的浙商总能想办法再站起来。

战争一结束，这些华人就拿出前半生攒下的积蓄，盘下街边小店，开起中餐馆。

战后的荷兰，经济开始全面复苏，下馆子成了一件时髦事，加上荷兰人对异国食物接受度高，中餐馆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这些经营中餐馆的浙江人，看到这条赚钱路子行得通，就亲带亲、故带故，把老家亲戚接出来帮忙打拼。

图源：网络；阿姆斯特丹的中餐馆

到了六七十年代，荷兰中餐馆60%都是浙江籍贯，大多数老板都是当初那批卖糖人。

这群不断触底反弹的浙江侨胞，不仅撑起了荷兰的中餐产业，也用坚韧的姿态演绎了一出出跌宕起伏的移民史。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那座卖糖人铜像吗？它的原型之一，就是浙江籍侨胞潘成南。

图源：网络

1936年，年近20岁的他为了躲避抓壮丁，拿着家里东拼西凑的500银圆逃亡意大利。

初到异乡，他提篮叫卖却受尽歧视，被街上小孩追着叫“亡国奴”“东亚病夫”。

后来，听到上海、南京沦陷的消息，几个华侨聚在一起痛哭。

走投无路之下，他们辗转数月到达荷兰，靠提箱叫卖花生糖度过那些饥饿、困苦的岁月。

图源：网络

后来，海牙为纪念那些在寒风中咬牙前行的浙江小贩，在海牙的唐人街上竖起一尊“卖花生糖人”铜像。

此时的潘成南，已是近百岁老人。

这尊铜像纪念的，不是某一个成功者，而是所有像潘成南这样，身处逆境却永不言弃的浙江小贩。

而一代人的咬牙坚守，换来了下一代人无限可能。

当年风餐露宿、沿街叫卖的卖糖人，也早已改写了家族命运。

林松琦的孙子林球立，后来成为荷兰足坛家喻户晓的传奇球星，曾代表荷兰国家队征战国际赛场。

图源：网络

而荷兰知名短道速滑名将Sjinkie Knegt，同样出身于浙籍卖糖人家族。

图源：网络

2016年，林球立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子回到青田县寻根。

这位驰骋欧洲赛场的球星，已经不识故土文字，听不懂家乡方言，只能静静凝望这片祖父牵挂了一辈子，却终生未能归来的故土。

图源：网络

大多数卖糖人的后裔也都是如此，他们早已不会说家乡方言、不识中文，只依稀知晓祖辈曾在欧洲街头挎着铁箱、叫卖花生糖谋生。

我们都知道义乌人“鸡毛换糖”换出了全球小商品世界，但很少有人提到，还有一群大山里走出来的浙江人，用一块块花生糖，改写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115年过去，这段满是辛酸与坎坷的移民往事，已然成为过往。

幸好，这群卖糖人的后续，也像他们亲手熬制的花生糖一样，历经淬炼、越嚼越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