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隆三度出师北伐，为什么全部都失败了呢？
特别是第二次北伐失败，导致北魏、直抵瓜步、饮马长江，造成刘北地区急剧萧条、六州残
【千问解读】
特别是第二次北伐失败，导致北魏、直抵瓜步、饮马长江，造成刘北地区急剧萧条、六州残破。
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为何会屡次失利? 所谓的元嘉北伐，包括了刘义隆在元嘉年间发动的三次对北魏的战争。
第一次在元嘉七年三月，为主帅奉命北上，一度攻克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重地。
但入秋后，北魏转入反攻，到第二年初春，滑台等地又重新失陷，前往救援的宋将也被逼退，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转眼二十年过去，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派王玄谟率领沈庆之、申坦等，驾着艨艟战舰从东边水路北进;臧质、方回等率步骑十万从西边陆路直逼洛州。
西路军一度收复了陕城和潼关，但东路军不幸为北魏击败。
此时魏军乘胜之威，深入刘宋腹地，一度威胁要读过长江，文帝只得召还各路军队守护自家大本营。
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刘宋江北六州变得萧条破败，荒无人烟。
到了元嘉二十九年，太武帝拓跋焘被中常侍谋杀，北魏宫廷内乱，朝中无主，机不可失，文帝又分兵数路攻向中原。
此番仍是东路军出了岔子：迟迟无法攻克碻磝，反被守军挖地道出城，烧了营垒，东路军于是退兵。
单丝不成线，孤木难成林，西路的鲁爽、臧质等也就无功而返了。
也许文帝刘义隆还有心组织第四、第五次北伐，但时间没有再给他这个机会。
翌年，太子因为巫蛊之事与文帝产生隔阂，为了保住自己的储君之位，暴戾的刘劭竟率兵杀入禁宫将文帝残忍杀害。
刘义隆与老对手拓跋焘走了个脚前脚后，冥冥之中似有天定，不由让人叹息。
那么，三次北伐都铩羽而归，原因究竟何在呢? 其一，战略问题 既然决意北伐，就应当在战略上做好相应的准备。
针对魏宋的战争态势，淮河以北各个边镇的攻守部署尤为重要。
如果能将淮河南北的军镇与周边乡村聚落兵民合一，屯戍结合，则守可抵御鲜卑侵扰，攻则能够协同反击。
而如果淮北，粮食丰足，就会在北伐时大大支持主力军。
但宋文帝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他长期忽视招集流散、经营沿边各镇，导致淮北诸城陷于各自孤立。
而北魏看淮河一带宋军毫无守备能力，更是猖獗地屡犯边境，春天来抢麦子，秋天来收割庄稼，导致百姓疾苦，，反而把鲜卑养得膘肥体壮。
而到了北伐之时，宋文帝从荆州、建康等方面出兵，劳师远征不说，粮草的补给也是个大问题。
士兵们饿着肚子，仗自然打不赢。
其二，指挥问题 说到对前线的遥控指挥，我们要么想到北宋在出征前对大将“授以阵图”，要么笑谈蒋委员长给战场上营长、连长一级的军官亲自去电，却不知刘宋文帝本人也是一个“自我迷信”的“军事家”。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宋文帝在历次战争中一再违背这一常识，不仅在战略决策上与二三谋士私下筹划，而且在具体战术安排上也凭空“遥制兵略”。
徐爰是文帝宠信的近臣，著有文集十卷，有《系辞》《释问》等行于世，让他写书立传，可以说得其人哉，但徐爰最多的反而是到前线传授和宣示文帝的用兵方略和中旨，行使实际上的临阵指挥权，而将领们必须仰听成旨，如同提线木偶。
第二次北伐中，东路的王玄谟败退，统帅萧斌根据“圣上旨意”打算固守碻磝，而白袍将军沈庆之一眼看出此时碻磝已是孤城一座，留在这里只会徒耗兵力，贻误战机。
但萧斌不敢抗旨，还是留下兵力守城，结果碻磝仍未逃过陷落的命运。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文帝如果能遵照这句古语，放手让前线将领便宜行事，很多战役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
其三，用人问题 将北伐的罪过完全归咎文帝的瞎指挥，也确实片面。
实际上北伐的将领大多缺乏才能，甚至临阵胆怯，这也成了元嘉北伐人谋方面的一大败笔。
第一次北伐的主帅到彦之在文帝年幼时便辅佐其镇守荆州。
当初被废杀，朝中大臣徐羡之等拥立刘义隆为帝。
而刘义隆对来迎的队伍疑虑重重，不敢东下，也正是到彦之极力劝说，才让义隆下定决心，彦之自然也就成了宋文帝的心腹重臣。
但此人忠耿有余，军略才能却令人不敢恭维。
当时北魏乘冬季反攻，洛阳及虎牢失陷，滑台遭到围攻，此时部下垣护之认为青州丰饶，兵甲充足且漕运畅通，应当派兵支援滑台，并率大军进攻河北，向北魏施压。
但到彦之恰逢眼疾发作，又见黄河结冰，河岸守军溃败，且军中有疫病传播，最终还是决定退军。
首次北伐的军备物资相当充足，但由于到彦之撤退得过于惶急，物资被悉数抛弃，武库一时间竟然空空如也。
文帝也知道自己这位心腹实在难辞其咎，只得将其下狱，但随后不久又被再度起用。
要说刘没有善战的名将也不公平，前文提到的檀道济、沈庆之都是久经沙场，教敌胆寒的鲜卑克星。
檀道济在刘裕朝立有大功，到了文帝朝却反而遭到猜疑。
元嘉十二年，檀道济被宋文帝抓捕处死，罪名是平时常散发财宝货物招揽逃亡之人，并趁文帝病重期间谋划造反。
而沈庆之虽每每都在前线提出正确的意见方略，却由于权小言轻，屡屡不被采纳。
文帝有能人不用，自毁长城，而所用之人往往出师时积极进取，希望侥幸略地，一旦遭遇攻击，则立刻全军崩溃，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元嘉北伐失败的原因当然不会只有以上简单的三方面，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自元嘉之后，南北攻守易势，宋齐梁陈唯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地盘也是越来越小，终于被统一。
宋文帝发动的三次北伐战争都是以失败告终对于当时刘宋统治的社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国家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古往今来，凡是发动军事战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粮草作为物力资源的支持，同时还会由大量的士兵在战争中伤亡，所以每一次的战争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总会对于国家的军事力量产生很大的影响。
宋文帝在进行北伐之前，为了更好的一举获得成功，每一次都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购买军事所需要的装备，同时在全国收集粮食，为士兵作战提供充足的粮食，根据在《南史·到彦之传》中记载：“自淮入泗。
泗水渗，日裁行十里。
自四月至七月，始至东平须昌县。
”虽然刘宋军队运输物资主要依靠的是河道，当时的河道运输并不通常，造成了运输物资的迟缓，但是从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物资运输数量的巨大，才延长了物资运输的时间。
然而可惜的是，这些物资大都在刘宋军队北伐失败之后消耗和损失殆尽，北伐本就路途遥远，行军过程中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资源，而作战的失败使得士兵们慌忙撤退，由此许多物力资源并没有及时地运回，只能够白白地损失了。
同时作战的过程中，刘宋军队在于北魏军队的作战过程中死伤无数，精锐部队中的士兵被大量的折损，这对于刘宋军队的军事力量来说自然是十分严重的打击。
三次的北伐作战的失败，使得刘宋的军队不但没有达成战胜北魏，掌管河南的统治权，反而一次次的损耗着刘宋朝廷的大量物资和精锐士兵，最终使得刘家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军事力量逐渐开始衰落下去。
刘宋国家逐渐走向了衰落。
刘宋军队在经过三次的北伐战争失败之后，使得自身的军事力量大大的衰弱，同时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的消耗也使得朝廷的国库变得空虚，而北魏因为刘宋军队对其三次北伐战争失败之后，北魏的军队势力逐渐开始膨胀起来。
在面对刘宋社会状况由盛转衰的状况之下，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趁机率领军队南下，向刘宋统治的江淮地区进行了猛烈的进攻。
根据沈约在《宋书·索虏传》中记载，拓跋焘“自率大众南向，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阿斗泥出山阳，永昌王于寿阳出江。
凡所经过，莫不残害”。
刘宋军队在无力抵抗之下，使得北魏军队对于江淮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屠杀和抢掠，刘宋社会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自然对于本来就国库空虚的刘宋朝廷来说，在经济上更是十分严重的打击。
此后，北魏太武帝一直对于刘宋社会进行侵略攻打，一直到了元嘉二十八年的时候，北魏太武帝才率领军队撤回，根据李延寿在《南史·文帝纪》中记载，经过北魏太武帝常年的侵略之后，“俘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徐、豫、 青、冀、二兖六州杀略不可胜算，所过州郡，赤地无余”。
由此可见当时北魏的侵略对于刘宋社会的安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和破坏。
虽然在进行北伐之前，刘宋社会通过宋文帝对于国家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之后，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进步，但是经过三次北伐失败的经济和人力的损失以及后来北魏太武帝对于刘宋社会的大肆地入侵和破坏之后，社会已经开始变得动荡起来，不管是在财力还是人力方面，都逐渐地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刘宋政权的最终灭亡。
刘宋与北魏的对抗变为被动劣势。
刘宋在没有对于北魏进行北伐之前，双方的基本上处于一个南北对峙，相互之间势均力敌的状况之下，这个时候的两方谁都没有能力将其中一权消灭，因此如果一直保持这种情况下，双方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能够共存下去。
但是宋文帝却因为对于自己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错误预估，因为自己有能力抵抗当时的北魏，因此不断地拼尽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与北魏进行对抗，主动的出兵北伐，结果最终失败。
三次北伐失败的结果不但使得刘宋自身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也同时让北魏对于刘宋国家真正的实力有了清楚的认识，发现了刘宋军队建设方面的弱点，因此北魏在充分对比双方军事力量和作战优势的条件之下，自然有了更大的信心获取胜利，这一点从拓跋焘个人的言论就能够看出来，根据沈约在《宋书·索虏传》中记载：“南师屡无功，为焘所轻侮。
”此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经常指责和羞辱刘宋，对于宋文帝更是进行了直接的责骂，有了这种胜利的信心之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更加的主动的频繁的对于刘宋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和侵略。
宋文帝出兵北伐却最终失败，使得自己军队的士兵在人力和军心之上得到重创，军事力量的衰落使得北魏和刘宋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从而使得北魏政权不断地膨胀，不管是在军事实力方面还是军心方面，都远远地高于了刘宋军队，刘宋自此由于北魏之间的势均力敌的局面转变为处于很大的劣势之下的被动的防守局面。
刘宋朝廷内部统治出现危机。
三次的北伐失败使得当时朝廷中的许多官员对于北魏军队的实力产生了畏惧的心理，尤其是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攻打江淮地区，更是给朝廷内部的官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危机，当时朝廷内部的官员和社会中的百姓们一度人心惶惶。
根据《南史·宋太祖文帝纪》中记载，当时“魏太武率大众至瓜步，声欲渡江，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
”由此可见，北魏军队给当时刘宋的人们造成的心理恐慌的严重性。
对于外部敌人的恐慌，自然就会引起对于内部统治的不满和对于自身国力的失望，因此当时的百官员对于刘宋朝廷的统治产生了不满。
虽然从建国以来，北方就一直不断地受到胡人地侵扰，但是当时的刘宋军队却能够抵御他们的侵略，但是这次北魏军队却能够长驱直入，对于江淮地区进行侵略，这对于当时江东的士庶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冲击，刘宋社会普遍形成了一种心理危机，严重威胁着刘宋政权的统治。
军事的斗争的失败自然也会引发朝廷之中内部的争论，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
由于宋文帝的领导失误，因此使得他的威望在社会种下降，甚至放弃了的想法，这就一度引发了朝廷内部的动荡。
宋文帝将北伐失败的原因还归结到江湛身上，说“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由此可见，当时的宋文帝在重建威望无力的情况下，开始迫害大臣，统治集团自然变得十分混乱，内部矛盾也更加的尖锐。
在宋文帝决定北伐的时候，太子刘劭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宋文帝却并没有听他的，在北伐之败之后，太子刘劭对于宋文帝更是不满，以太子和宋文帝形成了两方势力，虽然宋文帝一度想要将太子刘劭废除，但是还没有谋划好废黜太子刘劭之前，刘劭却先于宋文帝发动了政变，果断地将宋文帝杀害了。
其实在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宋文帝对于刘宋国家的实力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宋文帝却不甘心放弃，选择连续三次北伐北魏却最终失败，最终给自己也给刘宋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扭转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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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冉求被孔子逐出师门，盘点中国师徒决裂事件
孔子曾经大骂过宰予、子路，但从未说过不认他们是学生。
冉求则是真把老夫子气够呛，不仅公开对说这小子不是我徒弟，还让众弟子“之”。
被孔子逐出师门的冉求 孔老夫子之所以出离愤怒，是因为和冉求在政治上存在分歧。
冉求作为当时鲁国权臣季康子的得力家臣，帮助季康子推行赋税制度改革，这显然和孔子“敛从其薄，以德为政”的主张南辕北辙，最终导致被逐出师门。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后来官僚体制下衍生出的门生关系中，师生之间的不谐、反目、破裂大多是因为政治利益或党派之争，比如和。
再比如仓皇西逃时，大清国第一位亲自领兵“护驾”的臣子岑春煊和其塾师赵藩俩人就因为政见不合而反目，在岑春煊因为镇压四川有功被升为两广总督，而赵藩被贬为永宁道任后，当时四川流行着一句话“师道何所道?且看永宁道!”可谓辛辣刺骨。
岑春煊 而到晚近以来，因为西方学科制度的引进，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老师在学生面前并不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在学术上也不必完全按照老师的规划或主张而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这种师生之间的相互辩难发，在西南联大中尤为普遍，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影响师生关系。
所以，真正导致师生反目的，还是学术之外的因素。
康有为与梁启超 梁启超后来因为康有为拥护张勋复辟而与其分道扬镳就是一例。
当时梁启超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所谓大言不惭之书生，就是指他的恩师康有为。
康有为看到后自然咬牙切齿，专门写诗怒斥“逆徒”：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这是说梁启超违背伦常，食父食母，禽兽不如，够狠的了。
梁启超被康有为视为“逆徒”，不久自己也有了专属的“不肖弟子”——徐志摩。
他喜欢徐志摩的才气，却看不惯他的私人生活。
徐志摩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后，便向发妻张幼仪发了离婚通知书，梁启超知道后立即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但徐志摩显然是“婚恋自由”的坚定贯彻者，逐林不成，转而又对陆小曼爱得死去活来，后来俩人还真结了婚。
徐志摩与陆小曼 在结婚典礼上，被徐父坚决要求做证婚人的梁启超，发表了有史以来最不留情面的证婚词：“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此处省略对徐陆二人品行的批评)……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虽然没有到宣布解除师生关系的地步，但恐怕之后俩人也是老死难有往来了。
但同样是“性情中人”的黄侃就比较幸运，他虽然对同门师妹(早前还是师生)黄绍兰始乱终弃，并且一生结了离、离了结多达九次，但他的老师章太炎仍对他青睐有加，看来是奉行“学术是学术，品性是品性”，但师母汤国梨看不下去了，公开发文骂其“，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
黄侃 当学生的虽然不必赞成老师的学术观点，但最好还是要明白老师到底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为好。
汪篯虽然一度是陈寅恪最得意的弟子，但似乎并没有深刻领会老师的理念。
1953年，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刚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
拟由陈寅恪担任第二所 (中古研究所)所长。
但不管是老友李四光、章士钊，还是弟子周一良的多次劝架，陈寅恪一律婉拒。
最后汪篯主动请缨，前往广州去游说。
或许是自恃昔日曾是陈寅恪最得意的弟子，汪篯抵达陈寅恪家后，便对陈寅恪进行劝导。
陈寅恪，指着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后来汪试图修复关系，陈寅恪则答复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 陈寅恪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 《资本论》原文。
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 汪篯 这里陈寅恪所言的“从我之说”并不是具体的学术问题，而是其一生奉行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以上这些或弟子被逐出门墙，或学生不认老师，师生关系的“解除”都是不欢而散。
但也是有看似反目，其实其中可能存在着不能说的隐情，比如章太炎和俞樾。
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
章太炎二十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
后来，俞樾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俞樾号)无是弟子”。
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词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效法孔子叫弟子鸣鼓而攻之。
俞樾 不过，事情过去后，俞、章两人并未真正断绝师生关系。
对于章太炎，俞樾仍以门生看待，1901年8月，还以《秋怀》四首索和，章太炎也“如命和之”，并表示将以前的不快“相忘于江湖”。
但令人奇怪的是，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持《民报》时，却在其九号刊上公开发表了《谢本师》一文，表示从此“拜别”师门，。
但此后也从未听说其同门弟子因此文而责问章太炎的。
因此有说法认为，章太炎投身革命，怕连累业师才公开表示“断绝师生关系”。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小时候读《》，菩提祖师将悟空逐出师门一节，当时十分不理解： 祖师道：“那里甚么恩义?你只是不惹祸不牵带我就罢了!”悟空见没奈何，只得拜辞，与众相别。
祖师道：“你这去，定生不良。
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你说出半个字来，我就知之，把你这猢狲剥皮锉骨，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教你万劫不得翻身!”悟空道：“决不敢提起师父一字，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罢。
”悟空谢了。
现在想来，一句“你这去，定生不良。
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道尽个中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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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东陵未解之谜是怎么回事？康熙帝王的景陵三度起火之谜
孝陵真的是空的吗? 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早在的时候就被预定为皇家兆域，可还未及修建，明朝就灭亡了。
清入关后，相中了这里，说“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寿宫”。
作为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的孝陵是清东陵中的第一座皇陵，自然是风水最好，规模也最大，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南北长达11华里。
不过，几百年来，民间，特别是东陵地区一直流传着孝陵是空的，顺治帝根本就没有葬入地宫的说法。
花费巨资修建一座陵寝却空着不用，这种说法的确有点匪夷所思，可顺治出家的故事又不得不让人相信这孝陵地宫是空的。
传说他在宠妃死后痛不欲生、，一下子看破了红尘，出家当和尚去了。
历史上顺治帝是否真的遁入佛门?据考证，他确乎一度在西苑万善殿削发，头发真的给剃了。
可不承想，皇太后赶来，威胁着要把他的佛门师兄烧死，顺治帝不得已才答应蓄发留俗。
那顺治帝到底是怎么殡天的呢?不管是清朝编纂的正史《世祖实录》，还是《玉林国师年谱》等文献都一致证实，顺治帝死于当时的——天花，尸体在他死后的一百天火化，骨灰盛于坛内，称为宝宫，于康熙二年葬入孝陵地宫。
与顺治一同入葬的还有孝康、孝献两位皇后的骨灰。
所以地宫中并不是空的，而是有三个宝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骨灰坛子。
孝陵为何从未被盗? 清朝灭亡后，清东陵的所有陵寝几乎都被盗贼光顾过，连那些王爷、公主、保姆的墓都无一幸免。
而令人不解的是，清东陵的主陵，顺治帝的孝陵却奇迹般逃过了魔掌，如有神佑。
其实孝陵之所以成为清东陵唯一没有被盗的陵寝，倒是应该感谢民间传说，就是前面提到的顺治并没有葬入地宫的传说。
既然是空的，自然没有什么，这就使大部分盗贼对它失去了兴趣。
另外，皇家随葬物品，一般为金银制品、珠宝玉器之类，是用来填补棺缝儿的。
而孝陵的地宫里根本就没有棺椁，只不过就是三个骨灰坛子，坛子是不需要填缝儿的，哪里来的珍宝?而且，孝陵的功德碑上的的确确写着“皇考遗命：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
不管是不是，这些真真假假的传闻，的确起到了保护孝陵的作用。
当然，仍有盗贼几次偷挖孝陵，抱着试试看的侥幸心理。
幸好当时已经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后，东陵各村的民兵都加强了戒备，盗匪没能得手，只留下一个不足两米深的大洞 景陵为何三度起火? 相对孝陵而言，的景陵就没那么幸运了。
康熙皇帝在位61年，在文治武功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他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素有“康熙大帝”之美誉。
但不知道为什么，与清朝其他陵寝相比，康熙皇帝的景陵明显的多灾多难。
十二年(1832年)正月，景陵东西朝房的房檐先后起火，幸亏扑救及时，未造成火灾。
道光帝仍严厉惩处了护陵官兵。
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二十日早晨，景陵隆恩殿檐际突然起火，景陵隆恩殿内供放着康熙皇帝和4位皇后、1位皇贵妃的神牌。
随着烈焰腾空，火势蔓延，整个大殿很快变成了一座火山。
这是继光绪二年(1876年)孝陵神功圣德碑亭被烧后，清东陵发生的第二次大火灾。
光绪皇帝听说景陵的隆恩殿被烧后震怒，立刻派户部尚书赵尔巽、军机大臣兼户部右侍郎铁良为钦差大臣专程到东陵查办此案。
两位钦差大臣用尽了各种手段，折腾了十几天，既未查出火因，也未拿到凶犯，只得回京了。
他们在写给的奏折中无可奈何地说：火自上出，查无可疑形迹。
对此光绪帝也，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景陵多灾多难为哪般? 在惊心动魄的1928年7月那场东陵大盗案期间，景陵地面建筑就已残缺不全。
一些木件多有盗损。
据后来负责重殓的宗室载泽等记忆，景陵小碑亭周围柁云均失，天花板丢失3块，神厨库门窗均失……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民风还比较纯朴，景陵地宫尚未发生像慈禧、乾隆那样的掘棺扬尸大案。
可是，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局动荡，东陵一带沉寂了多年的盗匪便又开始活跃起来。
这样，景陵地宫便遭到了灭顶之灾。
景陵的地宫同已开放的裕陵地宫一样，为9券4门式结构，异常坚固，但清附地宫同明陵地宫相比，却又显得十分简单，即地宫入口明显，就在月牙城内，琉璃照壁下线正中处。
1945年8月，当地人张某带领一队人来到景陵，在陵院内拆了一大堆砖，也未能进入。
于是他派出不少人站岗，让精明强干的人整整刨了一夜，才得以进入地宫之中。
由于正值雨季，地宫内积水很多，当盗匪们来到金券中时，看到许多棺椁。
盗贼急切地用斧劈棺时，棺内突然冒出火来，当场烧伤了2个人，吓得匪徒们四散而去。
过了一会儿，看看没什么动静，盗匪才再次进入地宫之中……康熙大帝及其4后1妃的骸骨也被四散在地宫内。
从景陵盗走的珍宝很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康熙帝的殉品“九龙玉杯”了。
这件十分名贵的酒杯，只要盛满洒，就可以从杯里看到9条翻转的蛟龙，似在翻腾的大海中追逐嬉闹。
传说康熙年间，杨香武曾三盗九龙玉杯未果。
康熙帝死后，将这件名贵的酒杯带入棺中。
时光流转，九龙玉杯几易其主现已不知下落。
景陵这次被盗开后，由于一直未封住地宫入口，加之无人管理，以后又多次被“扫仓”，珍贵文物已荡然无存。
康熙皇帝是享誉世界的一代君主，深受尊敬。
景陵的“景”就是“大”、“光明”的意思，以此宣扬他的功德。
可景陵如此多灾多难实在令人费解。
目前正在进行的清东陵数字保存项目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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