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之吴越历史是怎么回事？吴越历史简介
八九六年，得越州，唐任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
九○七年，梁封钱镠为吴越王。
吴越拥有十三州土地，是个弱小国，在吴国威胁下，钱镠
【千问解读】
八九六年，得越州，唐任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
九○七年，梁封钱镠为吴越王。
吴越拥有十三州土地，是个弱小国，在吴国威胁下，钱镠必须向北方小朝廷称臣、纳贡，借以牵制吴国。
钱镠经常回到临安故乡，他的父亲钱宽总是躲避不见。
钱镠找着钱宽，请问缘故。
钱宽说，你现在作国主，三面受敌(北、西有吴，南有闽)，与人争利，怕祸及我家，所以不愿见你面。
钱镠涕泣受教。
钱镠也知道小国处境的危险，因此力求自保，不敢懈怠。
他很少安卧，用小圆木作枕，熟睡中头小动便落枕觉醒，称为警枕。
寝室中置粉盘，想起事情即写在粉盘上。
令侍女通夜等候，外面有人来讲事，立即唤醒他。
九一九年，吴徐温与钱镠讲和，两国息兵，但钱镠仍不敢疏忽。
九三二年，钱镠病将死，告继位人钱元瓘说，子孙要好好奉事中国(北方小朝廷)，切勿因换姓废事大的礼。
这是吴越的国策，一直遵守到国灭，因为它始终是个弱小国。
吴越自钱镠时起，赋税繁苛，小至鸡、鱼、鸡卵、鸡雏，也要纳税。
贫民欠税被捉到官府，按各税欠数多少定笞数，往往积至笞数十以至百余(一说五百余)，民尤。
自然，另一面是吴越君臣不胜其乐。
北宋时开封人称“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统治阶级的天宫，建筑在民不胜其苦的基础上，开始建筑这座天宫的人就是钱镠。
钱镠留心收买名士，皮日休(当是失败后，逃来依靠钱镠)、罗隐、胡岳等都得到优待，自己也学吟咏，与名士唱和。
他做节度使时，有人献诗，诗中有“一条江水槛前流”句，他以为讽刺，暗杀献诗人。
罗隐声名大，曾作诗议笑他出身寒家，却欣然不怒。
历代继位人也都重视文士，钱元瓘作诗一千篇，有《锦楼集》流传士人间，钱弘佐能作五、七言诗，经常宴会，得士人心。
凡是替赞美的记载，都是那些文士写的，当然不会说到剥削的残酷。
《五代》说，钱氏占据两浙将近百年，并没有什么善政，“虐用其人(民)甚矣”，这是惬当的评语。
钱镠也做了些有益的事情，他修筑钱塘江石堤(从六和塔至艮山门)，保护杭州城;凿平江中妨碍行舟的巨石，增进海上交通;造龙山、浙江两闸，阻遏海潮内灌。
又自嘉兴松江沿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闸，蓄泄有时，不畏旱涝。
当时米价每石只值五十文，可见浙西农业有很大的发展。
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当是承认他在水利上有成绩，但也斥责他的穷奢极侈，，居处营造得象龙宫那样壮丽。
他推广州城周围三十里，大造台榭，特别加工建筑自己的府署，版筑斧斤声昼夜不停。
兵民怨恨，有人深夜里用白土在他的门上写道“没了期，侵晨起，抵暮归”。
他看见，也写道，“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
这说明他不爱惜民力，也决不肯悔改。
钱元瓘营造府署，比钱镠更加奢侈。
九四六年，府署大火，钱元瓘避到那里，火就跟着来到，府署几乎烧成白地。
史家说是上天示罚，其实，民众被迫服劳役，无有了期，怨恨之极，自然会有人焚烧这个暴君的居处。
钱弘佐继位，免境内租税三年，就是想和缓民愤。
吴越君臣奢侈成习，竭民力来经营土木工，杭州终于成为江南名胜地。
九七五年，宋灭南唐。
吴越失去屏障，不再能自立，九七八年，钱镠献纳国土，吴越亡。
吴越先后凡八十六年。
钱塘富庶正当唐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鏐遣子讨温州获胜之际，朱晃在大梁称帝。
镇海节度判官罗隐劝钱鏐举兵讨梁， 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 。
钱鏐虽不用其言，却 心甚义之.不久，梁祖以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鏐为吴越王，使其牵制淮南杨渥。
吴越王 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
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末帝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吴徐温与钱鏐讲和，两国息兵。
龙德三年(公元923年)二月，末帝册钱鏐为吴越国王，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
长兴三年三月，钱鏐病殂，子元礵继立。
钱鏐遗言： 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废事大之礼。
以小事大 ，始终是吴越的国策，因而钱氏据浙，为时最久。
钱元瓘之后，其子弘佐、弘倧先后继立。
后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底，内牙统军胡进思等废弘倧，立其弟弘俶. 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俶降宋。
一姓五主，共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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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浮江，诗心映世：马周诗句中的寒微之志与家国情怀
这位以政论文章闻名史册的能臣，仅存的两首诗作却成为解读其精神世界的密钥，在山水意象与人生哲思间，勾勒出初唐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
一、孤舟映日：寒微境遇中的诗意突围 《凌朝浮江旅思》开篇 太清上初日，春水送孤舟 ，以晨曦初照、孤舟漂流的意象，构建出极具画面感的羁旅图景。
这种 孤舟 意象并非简单的写景，而是马周早年困顿生活的隐喻——他出身清河茌平寒门，少孤贫而好学，精研《》《春秋》却久困场屋。
诗中 山远疑无树，潮平似不流 的视觉错位，恰似其怀才不遇的生存困境：远山隐于雾霭，暗喻仕途渺茫；潮水看似凝滞，实则暗涌流动，隐喻着诗人内心对机遇的渴望。
这种寒微书写在 岸花开且落，江鸟没还浮 中达到极致。
花开花落的瞬间轮回，与江鸟沉浮的动态捕捉，既是对自然规律的观察，更是对人生无常的哲思。
北宋张耒在《马周》诗中 布衣落魄来新丰 的描述，恰与此诗的孤寂意境形成互文，共同勾勒出寒门士子在盛世中的精神困境。
二、邓林栖枝：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 马周现存另一残句 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 ，虽仅十字却振聋发聩。
此句化用《·逍遥游》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的典故，却翻转出新的意蕴：当邓林（神话中昆仑山神木）般的机遇近在咫尺，诗人却选择 不借 的傲骨。
这种选择绝非消极避世，而是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下的精神突围——贞观十一年，他以《陈时政疏》直谏唐太宗 积德累业，恩结人心 ，展现出比借枝栖息更深远的政治抱负。
这种精神特质在《凌朝浮江旅思》的结尾 羁望伤千里，长歌遣四愁 中得到升华。
面对千里羁旅的哀愁，诗人选择以诗长歌消解，而非攀附权贵。
这种 不借枝栖 的独立人格，与同时代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的悲愤形成对照，更显其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三、政论诗心：双重文本中的士人担当 马周的诗歌与其政论文本构成奇妙的互文关系。
在《陈时政疏》中，他痛陈 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 ，这种以民为本的忧思，与《凌朝浮江旅思》中 羁望伤千里 的悲悯一脉相承。
其政论文 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 的论述，恰可视为 长歌遣四愁 的另一种表达——将个人愁绪升华为家国担当。
这种双重文本的创作特征，在初唐文人中颇具代表性。
马周既能在《请劝赏疏》中提出 劝农务本 的具体政策，又能在诗中保持 岸花开且落 的审美距离，这种 入世 与 出世 的平衡，使其成为研究唐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典型样本。
四、历史回响：寒微之志的永恒示 马周诗句在后世文人中引发持续共鸣。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的禅意，与 潮平似不流 的静观哲学遥相呼应；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超脱，暗合 长歌遣四愁 的精神境界。
这种跨时空的共鸣，源于寒微文人共通的生存体验——在时代洪流中保持精神独立，在困顿境遇里坚守理想主义。
在当代语境下，马周诗句的价值更显珍贵。
当现代人面对 内卷 困境时， 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 的傲骨，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坐标；当社会焦虑蔓延时， 岸花开且落 的哲学思考，为浮躁心灵注入清凉剂。
这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正是经典诗歌永恒魅力的最好证明。
从孤舟漂流的寒微书生到位极人臣的贞观，马周的人生轨迹恰似其诗句的双重变奏——既有 春水送孤舟 的凄清，亦有 一语君王见胸臆 的豪迈。
他的诗句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文学注脚，更是初唐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镜像。
当我们在苏州河畔诵读 太清上初日 时，听到的不仅是千年前的江涛拍岸，更是一个时代寒微之士的灵魂回响。
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或许正是诗歌给予文明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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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之后：唐高宗时代的权力更迭与治世余韵
从永徽六年（655年）册立为后到显庆四年（659年）集团覆灭，这段历史见证了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博弈，也标志着唐代政治生态的深刻转变。
一、永徽余晖：背后的制度惯性 永徽之治（649-655年）的繁荣源于对贞观制度的延续。
即位之初，沿袭 三日一朝 改为 一日一朝 的勤政传统，修订《永徽律》并编纂《唐律疏议》，将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这种制度惯性使在人口、经济、军事领域持续突破：全国户数从贞观年间不足三百万户增至380万户，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抵里海、南达越南横山、北逾贝加尔湖，形成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盛况。
但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
高宗虽延续政策，却在永徽四年（653年）设立常平署调控物价，暗示中央财政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增强。
这种集权倾向与的政治特权形成矛盾，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二、显庆风云：皇权对相权的全面反制 永徽六年（655年）的 废王立武 事件成为权力格局转折点。
高宗在武则天支持下，突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阻挠，改立武则天为后。
此举不仅是后宫争宠的结局，更是皇权对相权的宣战——当褚遂良以 的极式谏阻时，李治已决心打破 贞观遗风 下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显庆四年（659年）的 长孙无忌案 将这场博弈推向高潮。
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未予审讯即将其流放黔州，旋即赐死。
这场清洗不仅铲除关陇集团核心，更通过修订《姓氏录》打破自以来的，使 五姓七望 等世家大族失去政治特权。
武则天之兄武元庆、武元爽借此机会跻身政坛，标志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三、龙朔改制：中枢权力的结构性重组 权力清洗后，高宗启动 龙朔改制 （661-663年），对中枢机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废除二十四司，改设六官（司礼、司戎、司农、司徒、司空、司寇），试图构建皇权直接掌控的行政体系；同时提升地位，使文人学士获得参与机要的机会。
这种改革虽因操作复杂而半途而废，却暴露出高宗打破制、建立绝对皇权的野心。
军事领域同样经历变革。
灭、平百济的战争中，高宗突破 将从中御 传统，赋予前线将领更大自主权。
这种转变既带来军事胜利，也导致地方军阀势力抬头，为埋下隐患。
四、麟德迷局：二圣临朝的权力平衡术 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因风疾目眩，开始授权武则天 垂帘听政 。
这种 二圣临朝 模式实为权力制衡的产物：高宗通过扶持武则天对抗关陇旧臣，又借李勣等将领制衡后族势力。
当武则天试图染指军权时，高宗立即提拔等将领，并在乾封元年（666年）泰山中刻意突出自己 天命所归 的形象。
这种平衡术在文化领域亦有体现。
高宗支持译经事业，却拒绝为其撰序，转而由自己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他重修《》时，特意增加《天文志》等科技篇章，彰显 文治武功 并重的帝王形象。
五、历史回响：治世转型的深层逻辑 从永徽到显庆的权力更迭，本质是唐代政治文明从 贵族共和 向 君主专制 的转型。
高宗通过瓦解关陇集团打破门阀政治，却因过度集权导致宦官势力崛起；武则天借机掌权虽开创 ，却使皇位继承陷入混乱。
这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轨迹，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再度显现。
在制度层面，永徽年间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典范，其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理念影响后世千年；显庆年间设立的医学专科、数学科考，则推动制度向专业化转型。
这些制度遗产证明，即便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华文明仍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当后世回望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高宗个人的权谋算计，更是一个文明在制度创新与权力集中间的艰难抉择。
永徽之治的余晖照亮了显庆年间的改革，而显庆年间的震荡又为的到来提供了镜鉴。
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逻辑，恰似《周易》所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权力更迭与制度演进中，书写着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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