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多次征讨匈奴，他的钱粮如何来的呢？
如果韩信、徐达是拳头，那么萧何、李善长就是供应血液的心脏，他们搞钱搞物的能力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
【千问解读】
如果韩信、徐达是拳头，那么萧何、李善长就是供应血液的心脏，他们搞钱搞物的能力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
初期的疆土面积仅有200万平方公里左右，贫弱的汉政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对周边四夷的侵扰大多时候都是忍让退守。
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朝对外温和的形象，先后大规模派兵征讨闽越、匈奴、南越、朝鲜、大宛、西南夷，可谓是无不出击。
甚至也是无往不胜，先后在国家的东南西北增设了五原、武威、儋耳、文山、乐浪等30余个边郡，使汉朝的疆土面积飙升到约1000万平方公里。
起初虽有前任们积攒下的财力，但是几年战争打下来，国库很快就告急了。
尤其是与强敌匈奴的较量，密集的大规模征战前后持续了15年，期间累积动用兵力达到100多万，数次深入匈奴腹地与敌决战，对国家财政实力的考验是巨大的。
这种大规模军需物资的筹集、漫长补给线的转运、数十年的连续作战，显然也不是农业经济所能够负担的。
所以人们不免疑惑，同样是遇到一位爱折腾的皇帝，为什么西汉没有像搞垮、搞垮那样，在汉武帝手里垮掉呢?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汉武帝相比于秦始皇、隋炀帝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军政能力上或许难分上下，但财政能力上绝对是汉武帝更胜一筹。
汉武帝没有把战争的负担全压到农民身上，他搞钱的策略可以归纳为三大法宝：征收工商税、盐铁官营、收回钱币铸造权。
当时西汉是典型的国穷民富，在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下，商贾们是最主要的既得利益群体。
《·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当时商业繁荣的景象：“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汉朝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以三分之一的土地、三成的人口，占有了六成的财富。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由于巨富的商贾太多，有车一百乘、有船一千丈的，才能称得上是大商贾。
卫青抗击匈奴 于是，因打仗而财政吃紧的汉武帝，祭出了他的第一大法宝：征收工商税。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下令“初算商车”，向商贾征收“车船税”，规定：“商贾人轺车两算，船五丈以上一算”，一辆车要纳税240钱，一条五丈以上的船要纳税120钱。
车和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汉武帝的这则税令可以说是盯准了商贸活动的死穴。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初算缗钱”，这是一则资产税，是对商贾积存的现钱征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两缗一算(2000钱纳税120钱，税率6%)，手工业者财产每四缗一算(4000钱纳税120钱，税率3%)。
后来为了打击隐匿财产不报以及报而不实者，汉武帝又颁布“告缗令”，要求商人们申报资产，并鼓励举报虚假申报者。
一经查实，弄虚作假者将被没收全部钱财，并罚戍边一年;而举报者将能获得所没收钱财的一半。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下令对马、牛、羊征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收屠宰税。
自古以来，盐与铁都是最重要的民生行业，西汉弛山泽之禁，并未实行盐铁官营。
所以在当时的诸多行业中，以盐铁商人为最富，他们积财逾万万钱，个个富可敌国。
如果实行盐铁官营，这些盐铁商人的财富，就应当全部是国家的收入。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终于要对这块肥肉下口了，他祭出第二大法宝：盐铁收归官营。
在理财大师的筹划下，汉武帝下令设立盐铁丞，并任命当时著名的盐商和铁商担当首任盐铁官，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牢牢掌控在官府手中，盐铁之利尽归国有。
当时，除了盐铁之外，汉武帝还实行了酒类专卖的酒榷制度，酒利也被官府所独占。
这三项民生用品的官营让汉武帝相当得意，他曾高兴地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我还没有增加赋税，国家的用度就已经很充足了。
汉朝初年由于经济凋敝，朝廷对铸钱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诸侯郡国纷纷自行铸币。
随着汉武帝开征工商税、实行盐铁官营，各地私自滥铸钱币对于财政和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
于是，汉武帝祭出他的第三大法宝：收回钱币铸造权。
公元前115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指定上林三官为唯一的铸币机构，以其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铸币过程中的鼓铸、刻范和原料，以所铸新币为国家的唯一通行货币，废除过去所铸的一切钱币，并下令盗铸金钱者处死罪。
收回钱币铸造权后，汉武帝终于赢得了与商人和地方诸侯之间的财富之争，解了财政上的后顾之忧，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卓有成效的军事行动，强悍的匈奴被汉军赶到漠北，汉朝迎来极盛。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最初所铸的新币是三铢钱，又经过三次改革后，最终确定的便是大名鼎鼎的五铢钱，并一直流通到700年后的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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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与董仲舒：新儒学的接受与政治考量
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改革，其中包括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
然而，尽管汉武帝接受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他并没有重用董仲舒本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文将探讨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原因以及他为何没有重用董仲舒。
首先，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原因有多方面。
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君主的权威和社会秩序，这符合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需求。
另一方面，董仲舒的新儒学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君主的行为会影响天的旨意，这种观念为汉武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此外，独尊儒术也有助于统一思想、减少异端纷争，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然而，尽管汉武帝接受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他并没有重用董仲舒本人。
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
董仲舒作为一位学者，其思想和理论虽然对汉朝有益，但他本人并不具备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
相比之下，汉武帝更需要一些有实际经验的政治人才来帮助他治理国家。
此外，董仲舒的一些观点也可能与汉武帝的个人意志相冲突，导致汉武帝不愿意重用他。
综上所述，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巩固中央集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以及统一思想等。
然而，由于董仲舒本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和与汉武帝个人意志的冲突，汉武帝并未重用他。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决策背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在解读历史时需要保持的客观态度。
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善于发现并利用各种资源，但也要注重实际情况和实际能力的匹配。
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
又译里希特霍芬。
生于卡尔斯鲁厄，卒于柏林。
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旅行过东亚、南亚、北美等地。
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
曾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柏林大学校长。
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科学。
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地表形成过程，对地貌进行形成过程分类，研究了土壤形成因素及其类型。
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近代中国地学研究先行者之一。
1833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卡尔斯鲁赫(今属波兰)。
他曾就读于布雷斯劳大学及柏林洪堡大学，1856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随后在奥地利的提罗尔(Tyrol)和罗马尼亚西部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进行地质研究;在1860年到1862年之间，李希霍芬参与普鲁士政府组织的东亚远征队[Preussische Expedition]，前往亚洲的许多地方，例如锡兰、日本、中国台湾、印尼、菲律宾、暹逻和缅甸等地旅行。
1863年到1868年间，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查，发现了金矿，他的研究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淘金热潮。
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做了七次远征，这段时期中，他正式地指出罗布泊的位置(新疆已干涸的咸水湖，旁边有古楼兰遗址)。
曾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
1905年10月6日在柏林逝世。
李希霍芬早年曾研究蒂罗尔和阿尔卑斯山脉地质，成功地建立了南蒂罗尔的三叠系层序。
他对喀尔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区域地质的研究也卓有成效。
1860年，他作为地质学家，应邀随同德国经济使团去远东，访问了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台湾、西里伯斯、爪哇、菲律宾，并从曼谷旅行到缅甸的毛淡。
1872年后，李希霍芬回到德国，1873年到1878年间担任柏林地质学会主席，1875年起，在波昂大学任教，1883年到1886年年间服务于莱比锡大学，1886年后则转到柏林洪堡大学，在他众多学生之中，最出名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李希霍芬晚年担任德国地理协会的会长多年，并协助成立了柏林水文学院，1905年10月6日卒于柏林。
在近代地理学领域中，李希霍芬被视为重要的先驱，他在世界各地的地质纪录与观察结果、文献都非常详尽，倍受学者推崇。
李希霍芬1868年9月到中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直至1872年5月，将近4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4个省区)。
回国之后，从1877年开始，他先后写出并发表了五卷带有附图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
这套巨著是他4年考察的丰富实地资料研究的结晶，对当时及以后的地质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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