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思想犯李贽：到底说了什么被捕入狱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是一篇介绍讲
【千问解读】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是一篇介绍讲述李贽一生的文章，在网上颇为有名，还被多家媒体转载过。
作者名叫彭勇，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是明清的历史。
文章标题就把李贽评价为明朝第一思想犯，内容里更是在小标题上依次评价他为傲慢清官、学术和尚以及剃刀下的亡魂，分别讲述李贽为官时、寓居研究学术时以及最后被捕入狱时的经历。
文章最为出彩的地方就是作者诙谐幽默的文风，仿佛他不需要顾及历史的严肃性。
文中对李贽以及他人的调侃和讽刺无处不在，比如他说李贽出畅销书是大众偶像，说顾炎武嫉妒得说话酸溜溜，说李贽不要天上掉下的馅饼等。
此外，作者在文章里用词也十分现代还有不少网络用语，他用“小样”、“粉丝”、“幸福像花儿一样”等。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不是一篇正统的历史文章，更像是故事小品文。
虽然作者戏谑李贽，但他仍保持底子里对他的尊敬，真正讽刺的对象是明朝的朝廷与社会。
这从文末最后一句话可知，李贽用剃刀自刎追求了他的自由，他的死“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
李贽的思想主张 李贽是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的许多主张，现在大多被现认为是进步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的哲学思想与当时正统的理学不同，偏向于主观唯心主义，这跟他信奉心学和佛家有不少关系。
李贽强调“真心”，认为世间万事都只存在于一颗真心之中，这和的主张可谓一脉相承。
李贽的思想主张极具批判性，和传统不符甚至相对，这也是他常被认为离经叛道以及最后被捕入狱的原因。
他批判的对象有：一，儒家学说。
他贬低甚至否定和的圣人地位，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所以不用向圣人学习，更加没有必要以他们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
这一主张本质上就是在崇尚个性。
二，封建礼教。
他抨击封建礼教对思想的禁锢，尤其为受压迫的妇女鸣不平。
为此，他时常痛斥那些维护封建礼教的人，指责他们是假道学，是伪君子。
三，封建统治。
李贽著有一本《藏书》，对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
他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残暴、朝廷的腐败，这是他在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四，重农抑商。
他主张功利主义，强调商业的重要性。
这些主张在当时形成了轩然大波，被当时以及后来明清的许多文人狠狠地批判。
在文学上，李贽提出了“童心说”。
他主张写文作诗不能弄虚作假，而要表达个人内心的真实的感情和想法。
他的这一主张，是在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复古的文风。
李贽名言 李贽是一代思想伟人，而他的思想主张基本包含在他的著作文章中，而那些文字也成了他的警世名言，发人深省。
图片来源于网络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李贽认为理就在人们穿衣吃饭的日常琐事当中，这是在肯定人的欲望，也是他“真心”观念的体现。
他批判理学，厌恶道学家，这句话就是在对它发起挑战。
理学强调灭人欲，这是最重要的观点之一，认为想要学到理就必须控制甚至消灭自己的欲望，后来也就成了封建礼教禁锢自由的思想来源。
“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李贽承认人的私欲，认为那是人伦，是人心。
由此，他也认可商人追求利益的本性，不贬低反而重视商业，反对中国延续上千年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
“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
”李贽否定孔子、孟子的圣人地位，认为孔孟非圣人也和常人一样，两者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圣。
他批判明朝一味加强儒家正统、捧高圣人地位的做法，认为不能以此为一成不变的教条。
“壮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
”据说，这句话是李贽在狱中夺剃刀自刎前所写，他用这句出自孟子之口的话来表明自己心志。
李贽深知自己的思想不容于世，所以早就预言了自己死在监狱的宿命，而他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的真理不畏死愿牺牲。
李贽死于什么时间 李贽死于三十年(1602年)，他自刎在监狱里，死时76岁。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狱中，有人为他剃头时，李贽趁机夺过剃刀自刎而死。
其实当时按照圣旨他是要被押送到福建的，但李贽知道后宁愿身死。
这是因为在几年前，他就选择“荣死诏狱”作为自己的归宿，并且认为这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死法，他甚至留下遗言为自己的坟墓作了安排。
而在被捕时，他还作诗说天下都去过了，就没去过监狱。
所以，李贽是自愿牺牲，为坚持自己的思想而死，无所他求。
李贽的死也许怪不得他人，但被捕就是他人作祟了。
抓捕李贽的旨意，是当时的万历所下。
因为有官员向皇帝上奏，说他离经叛道、蛊惑人心还有勾引人妻等等。
前面的指责也许有理，后面指责李贽作风淫乱的就只能说是纯属诬陷了。
这个官员名叫张问达，是人。
东林党是当时的一个官僚集团，常常批评朝政，也颇为关心社会。
李贽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李贽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不是一朝一官，是儒家、整个封建统治和礼教。
所以在东林党人看来，李贽的言论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异端邪说，应该把人抓起来降罪，而他的著作更应该焚毁。
至于皇帝下旨逮捕李贽，这是因为明朝就是以儒学尤其是理学来统治国家，而李贽的思想反对的就是他们治国之本。
而且李贽的著作和言论在民间还颇受欢迎，这是皇帝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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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知行合一”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交融
它不仅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在后世不断被传承、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提出背景 王守仁所处的中叶，社会风气浮躁，阶层中普遍存在着知行脱节的现象。
许多人满口仁义道德，高谈阔论，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违背道德准则，虚伪之风盛行。
这种社会现实与所倡导的言行一致、身心健全的理念背道而驰。
同时，在学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知先行后”的观点深入人心。
认为，人们必须先获得对事物的知识，然后才能去实践，将知行分为两个独立且顺序分明的阶段。
这种观点导致了重知识而轻实践、空谈理论而不注重实际行动的学风。
王守仁为了纠正这种社会风气和学术弊端，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旨在正人心、息邪说，让人们将道德认知真正落实到行动中，恢复儒家道德的本真。
二、“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解析 （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层面来看，知是一种道德意识、道德认知，行则是道德实践。
例如，一个人知道应该孝顺父母，这是知，而当他切实地去关心父母、照顾父母，这就是行。
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不可分离。
真知必然会导致行，不行不能算真知。
王守仁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例，见到好色属知，而好好色属行，见色时便已自然地喜好，并非见后才立心去好，说明知与行是同时发生的，不可分割。
（二）以知为行，知决定行 王守仁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这意味着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
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例如，一个人内心产生了帮助他人的善良意念，这是知的表现，而当他真正去实施帮助行为时，就是行的体现，同时也是对知的践行和完成。
三、“知行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对个人修养的提升 在个人修养方面，“知行合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它提醒人们要将道德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给自己设定一些道德准则，如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但真正要做到言行一致却并不容易。
“知行合一”思想促使我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将内心的道德良知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
（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 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将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等付诸实践，社会秩序将会更加和谐稳定。
在各个领域，如教育、科技、文化等，人们积极践行“知行合一”，能够推动社会的创新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
例如，在教育领域，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还要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教学中，不断探索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在科技领域，科研人员要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技术创新，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对学术研究的示 在学术研究方面，“知行合一”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反对空谈理论而不注重实践的学风。
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不仅要深入研究理论知识，还要关注实际问题，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
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能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
四、“知行合一”思想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知行合一”思想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许多企业和组织将“知行合一”作为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鼓励员工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同时，一些教育机构也将“知行合一”思想融入到教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行合一”思想也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例如，在面对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时，人们需要将环境保护的知识和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环保活动，共同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瑰宝，它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智慧。
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深入理解和传承这一思想，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实践能力，为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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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禁史”之谜：历史书写背后的权力博弈与文化劫掠
这一论断并非指官方彻底封锁史料，而是源于修史过程中的刻意遮蔽、西方势力对中华文明的系统性劫掠，以及后世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偏差。
通过梳理史料与学术争议，可揭示这一论断背后的多重历史逻辑。
一、清朝官方修史：权力合法化下的历史篡改 清朝统治者对《》的编纂长达94年，远超《》的2年半与《》的1年。
这种超长周期的背后，是满清政权对前朝历史的系统性重构。
政治合法性建构：清朝通过《明史》将明朝灭亡归咎于农民起义，刻意淡化自身作为异族征服者的身份。
例如，将起义军塑造成“流寇”，而将清军入关描述为“为明复仇”，从而掩盖其武力征服的本质。
文化话语权争夺：清朝统治者对关键历史事件进行选择性记录。
如对“”中被俘的细节，却淡化其后期复辟的合法性；对“三大征”的军事成就一笔带过，转而强调万历长期怠政。
史官的生存困境：主修《明史》的张廷玉虽为汉臣，却因“模棱两可”的立场被帝猜忌。
其团队在修史时不得不平衡满汉关系，导致许多敏感内容被“掐头去尾”，例如对明朝势力的描述被夸大，而对文官集团的制衡作用则被弱化。
二、西方势力渗透：中华文明的“乾坤大挪移” “西史辨伪”学派的研究揭示，明朝档案的缺失与西方势力存在关联。
共济会的角色：该学派认为，共济会通过扶持满清政权，系统性劫掠中华文明成果。
例如，耶稣会传教士以传教为掩护，窃取《》《坤舆万国全图》等科技典籍，并将其伪造成西方文明的“原创”。
档案的转移与销毁：部分明朝档案被转移至欧洲，成为西方伪造“四大文明古国”的依据。
例如，哲学中的“原子论”被指抄袭明朝思想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而的建造技术则被认为源于明朝的建筑学著作。
文化符号的窃取：明朝的航海技术、火器制造、农业技术等被西方篡改为自身成就。
例如，下西洋的宝船技术被改头换面为“欧洲大航海时代”的起源，而明朝的“水底雷”则被包装成西方军事科技的“先驱”。
三、民间记忆的扭曲：被篡改的集体认知 清朝通过文化手段重塑民间对明朝的认知。
文学作品的污名化：清朝文人编造的《太祖皇帝本记》将描绘为“丑陋暴君”，而《凤阳花鼓》则以“十年倒有九年荒”诋毁其治绩。
这些内容通过小说、戏曲广泛传播，掩盖了朱元璋推行养老院、免费医院等惠民政策的事实。
历史事件的污名化：被歪曲为“寻找建文帝”，而非宣扬国威与促进贸易；万历皇帝的“不上朝”被解读为荒废朝政，却忽略其通过内阁制度维持国家运转的治理智慧。
民族身份的解构：清朝通过谣言散布为“人”或“朝鲜人”，试图消解对明朝的认同，为自身统治制造合法性。
四、历史真相的再发现：从档案到学术的突破 尽管明朝档案受损严重，但近年来仍有新的发现。
出土文物的佐证：广东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沉船，证实了时期海上走私贸易的猖獗，为理解明朝初期海禁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背景。
域外史料的对比：朝鲜、越南等国的史籍中，仍保留着对明朝的正面记载。
例如，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了万历援朝战争中明军的英勇表现，与清朝史书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
现代学术的反思：学者逐渐认识到，明朝的灭亡并非单纯因“自毁长城”，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例如，之死既有其擅杀、私自议和等过失，也与帝猜忌多疑的性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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