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人有着怎么样的文化？他们的建筑是什么样的
【千问解读】
她认为印欧人起源于南俄草原金石并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石冢墓文化，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印欧人文化，亦称“竖穴墓文化”。
根据发掘工作比较充分的颜那亚墓地，一般称“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时代约在公元前3600年—前2200年。
颜那亚文化有许多地方类型，例如：黑海北岸的古墩类型、伏尔加河上游的赫瓦邻斯克类型、第涅伯河流域的第涅伯·顿涅茨克类型以及里海北岸的萨摩拉类型等。
古墩类型的年代最早，颜那亚文化是在这个类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古墩类型、赫瓦邻斯克类型和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使用尖底陶器，德涅伯·顿涅茨克类型和西西伯利亚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使用平底陶器，萨摩拉类型和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文化则兼有平底和尖底两种陶器，生动地反映了印欧人最初的分化和迁徙。
阿凡纳谢沃文化(Афанасьевская)主要分布于米努辛斯克盆地(Krasnoyarsk)至阿尔泰山北麓，时代比颜那亚文化晚二三百年。
其青铜文化人群属原始欧罗巴人种，表现为长颅、略宽的颅宽、中等的颅高;突出的前额、额骨发育强烈;高鼻型。
被认为是斯基泰人文化遗存的Tagar(Тагарская)青铜文化人群可能与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R1a支源关系显示乌拉尔青铜人群为源。
乌拉尔青铜文化人群对中亚、南希伯利亚、南亚大陆的深渊影响。
印度人群的R1a也是他们的下游支系。
现代南希伯利亚的人就是较为纯粹的丁零直系。
以前对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冶金技术估计偏低，似乎只有零星的小件铜器。
据俄国冶金史专家车尔尼克(E.N.Chernykh)研究，阿凡纳谢沃时代至少还有一种大型铜斧，后来兴起的奥库涅夫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中仍使用这种铜斧。
公元前1800年左右，阿凡纳谢沃文化被来自北方森林草原地带的奥库涅夫文化取代。
奥库涅夫人属于蒙古人种，是目前所知阿尔泰语系民族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公元前16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兴起，重新恢复了印欧人部落在南西伯利亚的统治。
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认的一种青铜时代早期文化。
1972—1974年，苏联考古学家基宁(V.F.Gening)在哈萨克斯坦北部车尔雅宾斯克附近辛塔什塔河畔首次发现该文化而定名为“辛塔什塔文化”，后与文化内涵相同的彼德罗夫卡文化并称“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
分布地域主要在俄罗斯南乌拉尔山东部，哈萨克斯坦北部车尔雅宾斯克以南，托博勒河与伊辛河之间草原地带，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150—200公里。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没有提到这个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中亚文》把它当作公元前8世纪西西伯利亚分布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
其实，这个文化的历史相当悠久，欧美各实验室测定的碳14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1900年。
俄国考古学家马松(V.M.Masson)认为这个年代偏早，他根据陶器和铜器类型将其谨慎地定在公元前1800年—前1700年之间。
尽管碳14数据有一定偏差，但是这项技术如今已相当成熟，不会偏差那么远。
所以马松的建议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
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延续时间较长，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文化发展 早期为形成期，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在乌拉尔山以西颜那亚文化强烈影响下，最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
有防御措施的椭圆形居址首次出现，独特的葬仪初步形成，铜矿冶炼进一步发展，经济形态是牧业与农业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
中期为该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亦称辛塔什塔期。
出现多处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居址，布局严谨，有完善的供水和排水设施，采用多重防御墙。
大型墓地以辛塔什塔墓地为代表，墓葬排列有序。
大型墓葬位于石冢中部，通常是两座竖穴并排，地表有大型土木和日晒土坯混合构筑的地面建筑。
墓葬分为多层，殉牲习俗盛行，往往随葬家马和马车。
一些墓室顶部发现火烧痕迹，说明死者下葬时举行过某种点火仪式。
原始国家初步形成，出现第一次向西扩张浪潮，势力可达伏尔加河流域。
晚期为衰落期，辛塔什塔东部以彼德罗夫卡墓地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西侵，构成该文化的彼德罗夫卡期。
城址防御功能衰退，原有宗教意义减弱。
埋葬礼仪变得简单，石冢下通常只有一座墓葬，复杂的地面建筑消失，殉牲数量减少，殉马习俗不复流行。
铜矿开采和青铜工具制造有了长足发展，不仅满足本地需要，而且长途贩运到欧亚草原许多地方。
公元前1600年，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被新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取代。
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对中亚文明的重大贡献是：首次将马车引进中亚草原。
正式发掘的殉葬马车墓已达14座，一般置于竖穴木椁内，两轮放在预先挖好的墓底沟槽中。
即便按照马松断定的年代(1800-1700 BC)，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马车仍不失为中亚乃至东亚最早的双轮马车，为研究中亚战车的起源与传播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用土坯构筑城墙和居址，流行圆形城垣。
这种圆城在安纳托里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高加索亦均有发现，而新塔什塔的葬俗、铜器和陶器和上述城址及遗物也有相似之处，或说明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圆形城垣和塔里木盆地早期城市的建筑风格完全一致，如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古城、孔雀河流域的营城等，向东最远一直分布到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流域。
中亚原始城市的发现相当重要，将为我们研究西域城邦诸国的起源带来重要示。
克尔木齐文化与吐火罗人南下楼兰克尔木齐文化是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1963年在阿勒泰市附近克尔木齐首次发现该文化墓地而得名。
在最初的报道中以为是突厥墓地，1981年始有较为全面的报道。
从清理发掘的全部32座墓葬看，这个墓地沿用时间较长，从早期青铜时代开始，一直沿用到突厥时代。
研究者对克尔木齐文化的定义相当混乱，有阿凡纳谢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和铁器时代文化等不同建议。
本文所谓“克尔木齐文化”仅指这个墓地的青铜时代遗物以及天山东部地区同类文化遗存。
克尔木齐文化的墓葬结构和阿凡纳谢沃文化类似，用石板构筑方形坟院，坟院内建多座石棺墓(多达6座)，墓上建石冢;既有单人葬，亦有乱骨丛葬。
另一方面，克尔木齐文化还表现出强烈的自身特点，如在坟院外立墓地石人，随葬石俑、石制容器，陶器类型和纹饰也与阿凡纳谢沃文化明显有别。
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克尔木齐文化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单独文化，它和阿凡纳谢沃文化处于同一时代，但不属于同一文化。
从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还将看到，克尔木齐文化向南一直分布到天山东部的奇台。
其中一支后来南下楼兰，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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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三家分晋有着怎么样的看法？他有着怎么样的见解
“才胜德谓之小人”，就是此中，对晋国的智伯为何灭亡的评论中的一句话。
司马光的这段对才德如何区分的评论虽然不长，但对如何识别和使用人才却有很重要的判断和警示意义。
现将该文录下，以资研读。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能辩，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
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这段评论，源于晋国大夫智宣子准备立智瑶(即智伯)为智氏家族的继承人，而智果不同意，认为智瑶才胜于德，会给智氏家族带来灭族之灾。
智宣子不听，智果只好给自己全家改了姓，结果，智氏家族在智伯的带领下果然亡族，只有改了姓的智果全家独存。
这段评论的意思是：智伯的灭亡，是因为他的才能超过了他的品德。
本来，才能和德行是不相同的两个概念，而世俗之人却不能辩别这一点，把才能和德行统统称之为贤能。
这就是因此用错人的原因。
耳聪目明刚毅果敢叫做才能，品行正直中庸平和叫做德行。
才能，是德行的辅助和资本;德行，是才能的前题和统帅。
云梦出产的竹子，能制造天下最强劲好箭，然而，竹杆不经过揉曲矫直，不安箭翎，不治括端，那么，竹箭就不能射穿坚硬的东西。
棠溪出产的金属，能制造天下最锋利的宝剑，然而，金属不熔铸于范模内，不经锻打，不经柔石磨砺，就不能成为利剑去击刺强韧的东西。
所以，才能德行全备的人称之为“圣人”，才能德行全无的人称之为“愚人”;德行胜于才能的人称之为“君子”，才能胜于德行的人称之为“小人”。
大凡选取人才的原则是，假如没有圣人或者君子这样的人才可供选取，与其选得小人，不如选得愚人。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子会挟持才能而行善，小人则会挟持才能而作恶。
挟持才能做善事的，善事没有做不到的;挟持才能做恶事的，恶事也没有做不到的。
愚人虽然想做不好的事，然而他的智力不足以周全他去成恶，他的能力不足以胜任他去逞凶，譬如小狗搏咬人，人很容易制服它;而小人的智力足以实现他的奸邪，勇力足以发泄他的暴虐，这是般的凶狂，他们的危害不是更严重吗?但凡有德行的人，常常受到人们的敬重;而有才能的人，往往得到人们的喜爱。
被喜爱的容易得到亲近，被敬重的却容易被疏远，这也是考察人才者为什么很多时候会被才能蒙蔽而遗忘德行的原因。
从古至今，邦国的乱臣，家族的败子，因为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以致于倾覆灭亡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岂止只有智伯一人呢!所以，治理邦国、管理家族的人，如果能够审视才能与德行的区别，知道把哪个摆在前，哪个摆在后，那么，还会怕发生用错人的事情吗? 以上的评论可以看成是司马光的德才观，这种德才观是很值得后来者借鉴的。
重才而不重德，也正是如今用人的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倘若用人者都能借鉴司马光的德才观，以史为鉴，把德行放在第一位，或许我们的社会就会比当下和谐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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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宰相王旦有着怎么样的识人本领？他提拔了哪些人
他任宰相期间，曾为朝廷举荐过许多奇才，被贬外放的就是其中之一。
寇凖和王旦本来关系应该是很好的，他俩是同年的进士，同年关系就是天然的政治同盟。
澶渊之战时，寇凖是宰相，王旦是，给当副手。
因为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病，王旦要赶回去主持后方，临行他特意让把寇凖叫来，问这仗如果败了(“十日之间未有捷报”)该怎么办，真宗被他俩逼得只好表示：“如果朕捐躯或被俘，那就立太子吧”。
从这件事来看，寇凖和王旦合作得是很好的。
签订后，寇凖因功高，深得敬重。
但在死对头的不断蛊惑下，皇帝听信王钦若之言，寇凖被贬外放。
后来，王旦做了宰相，极力推荐寇凖回朝，在这样的背景下，寇凖才得以回朝担任枢密使的职务。
按理说，寇凖应该对王旦很感激，应该跟他合作才对，但是，寇凖却梗着脖子跟王旦扛上了。
具体表现为，当时东西二府经常互通文件，寇枢密瞪大眼睛从东府(中书门下)送来的文件里挑刺儿，发现错误后，马上给宋真宗送过去，导致中书工作人员从王旦以下都被真宗骂了一顿。
然后，中书门下，，也瞪大眼睛从西府(枢密院)送来的文件里挑刺儿，果然也发现了错误，结果宰相王旦表示，把文件退回西府，让他们好好改过来。
东府众人不解，王旦回答：既然知道他们干的是错事，干嘛还要跟着他们干? 这件事让寇凖很，特意跑过来跟王旦讲：“同年，甚得许大度量?”，但王旦的大度却没能阻止寇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宋真宗面前讲他的坏话。
宋真宗对王旦说：“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
”王旦却说：“没事，毕竟我当宰相久了，犯的错自然就多。
寇准把这些事告诉陛下，说明他是忠臣，这就是我欣赏寇准的原因。
”王旦就是这样从寇凖的缺点中去认识他的人品的。
不久，寇凖又要被外放了。
宋真宗找到王旦，聊寇凖外放的问题，王旦笑道：“臣以为像寇凖这样的大功臣，给个使相(相当宰相待遇)做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
” 寇凖拿到使相后，地到宋真宗面前谢恩。
真宗说：不要谢朕，这是王旦推荐的。
后来，王旦就积劳成疾要不行了，临终前，宋真宗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爱卿你走了我怎么办?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的人来当宰相?” 王旦一开始不说话，后来真宗一直问，王旦才很艰难地说：“寇准吧。
” 王旦去世几年后，宋真宗居然真的把寇凖重新召回京城来当宰相了。
据说寇凖到京后，第一时间到真宗面前，表示要去给王旦上坟。
王旦不但是一代贤相，他还是个谦谦君子，他凭着独特的识人眼光，始终对寇凖满怀善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保护他。
但寇凖的识人眼光就差远了，这大概一个人的性格有关。
最典型的就是如何识。
这个后来成为他死敌的丁谓，曾经是他的“门人”，寇凖对他的才干非常器重(丁谓属于有才无德)，极力向当时的宰相推荐，“寇凖与丁谓善，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
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
’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
”(《·李沆传》)寇凖后来果然被丁谓这个白眼狼坑得够惨。
其实，直到让丁谓非常丢脸的那次“溜须”事件发生前，可以说丁谓对寇凖都是非常尊敬，甚至可以说非常殷勤的。
有这样一个段子：丁谓给宋真宗上报祥瑞的时候，特别喜欢用仙鹤说事。
有一天寇凖坐在衙门里，一群乌鸦扑棱棱飞过来，老寇哈哈大笑道：“幸好丁谓不在这里，不然他肯定要说这是一群玄鹤!”这个段子流传出去之后，丁谓从此多了个绰号，叫做鹤相。
寇凖从外地回京当了宰相，丁谓是参知政事。
在一次朝臣宴会上，丁谓给寇凖擦胡须献殷勤的时候，反被寇准呛了一顿。
丁谓便成了“”的代名词。
丁副相瞬间黑化，秉持着“得不到你就要毁了你”的心理，丁谓开始黑寇凖。
后来，丁谓把寇凖和另一个宰相(也是他的政敌)排挤出朝廷还不够，还特意假传圣旨派使者给两个人各送了一把剑，请他们自行了断。
丁谓这么搞实在太过分了，当时就有人质问他说，相公就不害怕后世史书怎么记你吗?结果丁谓淡定地回复道：“不过是一句‘天下惜之’罢了，能奈我何?” 据说那把剑送过去，李迪当场就崩溃了，打算自杀，幸好他的儿子和门客拼命保护，才免于被害。
而寇准的表现是这样：“中使承(丁)谓指，以锦囊贮剑揭於马前，示将有所诛戮状。
至道州，(寇)凖方与客宴，客多州吏也，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见，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
众惶恐不知所为，凖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
’中使不得已，乃受以敕。
凖即从录事参军借绿衫着之，短才至膝，拜敕於庭，升阶复宴，至暮乃罢。
及赴贬所，道险不能进，州县以竹舆迎之，凖谢曰：‘吾罪人，得乘马幸矣。
’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为之泣下。
”(见《续长编》) 这是怎样一个阳刚硬梗的老男人，每一根骨头敲起来都铮铮作响，压不垮，折不弯。
他还是当年那个在澶州城上运筹帷幄，扶危挽澜的大英雄，整个人都闪闪发光。
他在朝堂上再怎么不受欢迎，可是出京时照旧有百姓牵衣顿足十里相送，那就是民心，独属于寇凖他一个人的荣耀。
尽管他识人的眼光并不佳。
寇凖被丁谓贬到雷州没两天，丁谓自己也恶有恶报被贬到更远的崖州。
途径雷州的时候，寇准还派人去给他送了一只蒸羊。
丁谓看了很感动，表示想跟寇准见一面，也许是想和他“相逢一笑泯恩仇”什么的，但被寇凖拒绝了。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寇凖“君子坦荡荡”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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