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官话之李商隐与柳仲郢各自的为官做人之道
站队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圈子实力的强弱，而实力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站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一时
【千问解读】
站队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圈子实力的强弱，而实力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站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一时风光的背后可能就是终生的蹉跎。
那么，什么是确定的呢?那就是做人，对每个圈子都不偏不倚正面对待，知恩图报而不是见利忘义，这样的做人原则或许不能让你骤然超擢，但足以让你在“风不定”的官场中做到“人初静”。
中后期的官场就存在着两个泾渭分明的圈子——牛党、李党：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大多是高门大族出身的权贵子弟，通过中相对较为容易的明经科或父兄关系进入朝堂，但注重操守礼法，家风优良门风严谨;牛党以牛僧孺为首，多是中下层官员家庭出身，靠自身能力通过科举中难度极大的进士科踏进仕途，但行事较为浮华轻薄。
两个圈子的党争持续近百年，史称牛李党争。
与柳仲郢就生活在这个党争时代。
柳仲郢年长李商隐20岁左右，两人出身相同，均是通过科举进士科起家;人生亦有交集，李商隐曾在柳仲郢手下有过差不多8年的任职经历。
两人进入官场的时期，牛李党争正酣，李党上台，就把牛党全部赶出朝廷，庙堂为之一空。
牛党亦会将李党连根拔起。
面对朝廷牛李两党的大格局，柳人有不同的思考和不同的选择，结果自然是迥然不同的两种人生。
进退维谷的李商隐李商隐的文名人所共知，自幼便能写诗作文的他得到牛党令狐楚赏识。
令狐楚将李商隐招进幕府，亲自教授他撰写朝廷奏章公文，还让几个儿子与其一起读书游学。
开成二年，李商隐参加科举考试。
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与当年的主考官高铠关系甚好，在其面前大为称誉李商隐的才华。
在令狐家的帮助下，李商隐顺利考中进士，新科及第。
进士之后，李商隐先任秘书省校书郎，又外任弘农县尉。
两年后参加了科举中能快速升迁的制举，中书判拔萃科，这次中举与他在令狐楚指导下打下的公文奏章起草功底密不可分，因为书判拔萃科重点测试的就是应举者的公文奏章水平。
这样，无论是从自己的进士出身上，还是从牛党令狐父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方面，李商隐应该属于牛党。
在牛李党争时，他即使不站在牛党这一边，也不能转投李党阵营，如此方合乎做人原则。
但这时，诱惑出现了。
当时朝廷李党势大，牛党暂居下风。
李德裕在朝辅政，起用与之关系深厚的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
王茂元邀请李商隐赴河阳幕府任职。
一方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牛党令狐父子，一方是风头正劲的封疆大吏李党王茂元。
不知李商隐是否经历过一番何去何从的痛苦煎熬，但最终，急于升迁的念头战胜了知恩图报的做人原则，他投入了李党的怀抱，进入河阳幕府任掌书记。
不久便得到了侍御史的官衔，并娶王茂元爱女为妻。
仕途一帆风顺，情场春风得意，这一次弃牛入李，李商隐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
表面上看，李商隐这次站对了队伍，进对了圈子。
但这种脱牛入李的选择不仅被牛党视为忘恩负义，也为注重操守礼法的李党所不齿。
短暂风光的背后，已然埋下了一生蹉跎进退维谷不容于两党的伏笔。
李商隐脱牛入李得到了短暂的顺利升迁。
但，王茂元去世，李商隐无所归依只能返回长安寻找机会，而在长安的李党大佬对见利忘义投奔本党的李商隐并不感冒。
李商隐在长安四处碰壁，一直没有得到中意的官职，只得千里迢迢远赴桂州进入李党郑亚的幕府。
到了宣宗大中初年，牛党得势，令狐绹入朝辅政，牛党开始打击李党势力，郑亚被贬到循州任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到循州苦寒之地，数年不得调任，直到大中三年回长安后仍不能入朝，暂栖居京兆尹卢弘正处。
大中四年，令狐绹出任宰相，牛党势力益盛，李商隐处境更加窘迫，只能寄希望于改换门庭以改善境遇，这次他做出了出李返牛的站队。
他屡次陈情希冀令狐绹能够原谅自己，而绹不置一词，他只得跟随出京外任的卢弘正到徐州。
卢弘正在徐州的幕府解散后，李商隐又是飘零无处，他再次上书祈求令狐绹让自己入朝，令狐绹这次念在昔日之情答应了，但鉴于李商隐上次背弃牛党投靠李党的背叛行为，令狐绹只安排了个太学博士的虚职给他以示抚慰。
一个太学博士肯定不是的李商隐所能满意的，这时一直赏识其才华的柳仲郢转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商隐便应柳仲郢之邀进入东川幕府。
在东川期间，李商隐亦是四处请托，希冀被人推荐入朝。
这次他把目光投向了将要入朝辅政的河东节度使卢钧，寄诗给他以求荐引。
但卢钧曾经被令狐绹排挤过，对再次投向牛党令狐绹的李商隐更是鄙薄，没有为他说一句话。
就这样，李商隐一直在东川待到幕府被解散，后客居郑州荥阳，不久便郁郁而终。
左右逢源的柳仲郢面对同样的党争环境，不同于李商隐的忽牛忽李的站队投机，柳仲郢选择了不偏不倚的做人，并一以贯之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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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浮江，诗心映世：马周诗句中的寒微之志与家国情怀
这位以政论文章闻名史册的能臣，仅存的两首诗作却成为解读其精神世界的密钥，在山水意象与人生哲思间，勾勒出初唐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
一、孤舟映日：寒微境遇中的诗意突围 《凌朝浮江旅思》开篇 太清上初日，春水送孤舟 ，以晨曦初照、孤舟漂流的意象，构建出极具画面感的羁旅图景。
这种 孤舟 意象并非简单的写景，而是马周早年困顿生活的隐喻——他出身清河茌平寒门，少孤贫而好学，精研《》《春秋》却久困场屋。
诗中 山远疑无树，潮平似不流 的视觉错位，恰似其怀才不遇的生存困境：远山隐于雾霭，暗喻仕途渺茫；潮水看似凝滞，实则暗涌流动，隐喻着诗人内心对机遇的渴望。
这种寒微书写在 岸花开且落，江鸟没还浮 中达到极致。
花开花落的瞬间轮回，与江鸟沉浮的动态捕捉，既是对自然规律的观察，更是对人生无常的哲思。
北宋张耒在《马周》诗中 布衣落魄来新丰 的描述，恰与此诗的孤寂意境形成互文，共同勾勒出寒门士子在盛世中的精神困境。
二、邓林栖枝：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 马周现存另一残句 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 ，虽仅十字却振聋发聩。
此句化用《·逍遥游》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的典故，却翻转出新的意蕴：当邓林（神话中昆仑山神木）般的机遇近在咫尺，诗人却选择 不借 的傲骨。
这种选择绝非消极避世，而是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下的精神突围——贞观十一年，他以《陈时政疏》直谏唐太宗 积德累业，恩结人心 ，展现出比借枝栖息更深远的政治抱负。
这种精神特质在《凌朝浮江旅思》的结尾 羁望伤千里，长歌遣四愁 中得到升华。
面对千里羁旅的哀愁，诗人选择以诗长歌消解，而非攀附权贵。
这种 不借枝栖 的独立人格，与同时代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的悲愤形成对照，更显其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三、政论诗心：双重文本中的士人担当 马周的诗歌与其政论文本构成奇妙的互文关系。
在《陈时政疏》中，他痛陈 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 ，这种以民为本的忧思，与《凌朝浮江旅思》中 羁望伤千里 的悲悯一脉相承。
其政论文 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 的论述，恰可视为 长歌遣四愁 的另一种表达——将个人愁绪升华为家国担当。
这种双重文本的创作特征，在初唐文人中颇具代表性。
马周既能在《请劝赏疏》中提出 劝农务本 的具体政策，又能在诗中保持 岸花开且落 的审美距离，这种 入世 与 出世 的平衡，使其成为研究唐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典型样本。
四、历史回响：寒微之志的永恒示 马周诗句在后世文人中引发持续共鸣。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的禅意，与 潮平似不流 的静观哲学遥相呼应；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超脱，暗合 长歌遣四愁 的精神境界。
这种跨时空的共鸣，源于寒微文人共通的生存体验——在时代洪流中保持精神独立，在困顿境遇里坚守理想主义。
在当代语境下，马周诗句的价值更显珍贵。
当现代人面对 内卷 困境时， 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 的傲骨，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坐标；当社会焦虑蔓延时， 岸花开且落 的哲学思考，为浮躁心灵注入清凉剂。
这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正是经典诗歌永恒魅力的最好证明。
从孤舟漂流的寒微书生到位极人臣的贞观，马周的人生轨迹恰似其诗句的双重变奏——既有 春水送孤舟 的凄清，亦有 一语君王见胸臆 的豪迈。
他的诗句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文学注脚，更是初唐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镜像。
当我们在苏州河畔诵读 太清上初日 时，听到的不仅是千年前的江涛拍岸，更是一个时代寒微之士的灵魂回响。
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或许正是诗歌给予文明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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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之后：唐高宗时代的权力更迭与治世余韵
从永徽六年（655年）册立为后到显庆四年（659年）集团覆灭，这段历史见证了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博弈，也标志着唐代政治生态的深刻转变。
一、永徽余晖：背后的制度惯性 永徽之治（649-655年）的繁荣源于对贞观制度的延续。
即位之初，沿袭 三日一朝 改为 一日一朝 的勤政传统，修订《永徽律》并编纂《唐律疏议》，将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这种制度惯性使在人口、经济、军事领域持续突破：全国户数从贞观年间不足三百万户增至380万户，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抵里海、南达越南横山、北逾贝加尔湖，形成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盛况。
但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
高宗虽延续政策，却在永徽四年（653年）设立常平署调控物价，暗示中央财政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增强。
这种集权倾向与的政治特权形成矛盾，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二、显庆风云：皇权对相权的全面反制 永徽六年（655年）的 废王立武 事件成为权力格局转折点。
高宗在武则天支持下，突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阻挠，改立武则天为后。
此举不仅是后宫争宠的结局，更是皇权对相权的宣战——当褚遂良以 的极式谏阻时，李治已决心打破 贞观遗风 下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显庆四年（659年）的 长孙无忌案 将这场博弈推向高潮。
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未予审讯即将其流放黔州，旋即赐死。
这场清洗不仅铲除关陇集团核心，更通过修订《姓氏录》打破自以来的，使 五姓七望 等世家大族失去政治特权。
武则天之兄武元庆、武元爽借此机会跻身政坛，标志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三、龙朔改制：中枢权力的结构性重组 权力清洗后，高宗启动 龙朔改制 （661-663年），对中枢机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废除二十四司，改设六官（司礼、司戎、司农、司徒、司空、司寇），试图构建皇权直接掌控的行政体系；同时提升地位，使文人学士获得参与机要的机会。
这种改革虽因操作复杂而半途而废，却暴露出高宗打破制、建立绝对皇权的野心。
军事领域同样经历变革。
灭、平百济的战争中，高宗突破 将从中御 传统，赋予前线将领更大自主权。
这种转变既带来军事胜利，也导致地方军阀势力抬头，为埋下隐患。
四、麟德迷局：二圣临朝的权力平衡术 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因风疾目眩，开始授权武则天 垂帘听政 。
这种 二圣临朝 模式实为权力制衡的产物：高宗通过扶持武则天对抗关陇旧臣，又借李勣等将领制衡后族势力。
当武则天试图染指军权时，高宗立即提拔等将领，并在乾封元年（666年）泰山中刻意突出自己 天命所归 的形象。
这种平衡术在文化领域亦有体现。
高宗支持译经事业，却拒绝为其撰序，转而由自己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他重修《》时，特意增加《天文志》等科技篇章，彰显 文治武功 并重的帝王形象。
五、历史回响：治世转型的深层逻辑 从永徽到显庆的权力更迭，本质是唐代政治文明从 贵族共和 向 君主专制 的转型。
高宗通过瓦解关陇集团打破门阀政治，却因过度集权导致宦官势力崛起；武则天借机掌权虽开创 ，却使皇位继承陷入混乱。
这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轨迹，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再度显现。
在制度层面，永徽年间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典范，其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理念影响后世千年；显庆年间设立的医学专科、数学科考，则推动制度向专业化转型。
这些制度遗产证明，即便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华文明仍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当后世回望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高宗个人的权谋算计，更是一个文明在制度创新与权力集中间的艰难抉择。
永徽之治的余晖照亮了显庆年间的改革，而显庆年间的震荡又为的到来提供了镜鉴。
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逻辑，恰似《周易》所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权力更迭与制度演进中，书写着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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