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打匈奴和唐太宗打突厥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唐太宗几年就歼灭突厥?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16 点击数:
简介:打匈奴和唐太宗打有什么不同?为何唐太宗几年就歼灭突厥?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有人说,汉武帝打了几十年都无法消灭匈奴,为何唐太宗只需3000人就歼灭了突

【千问解读】

打匈奴和唐太宗打有什么不同?为何唐太宗几年就歼灭突厥?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有人说,汉武帝打了几十年都无法消灭匈奴,为何唐太宗只需3000人就歼灭了突厥?但是,我却认为两者的难度。

01 汉武帝进攻匈奴的路线 汉武帝进攻匈奴的主要路线 汉武帝早期,匈奴猖狂到了极点。

汉武帝决定放弃以和亲为主、防御为辅的国策,而改为坚决打击的战略。

这就意味着汉军不只是在边境线上与匈奴小股力量摩擦,而是要深入大漠寻找其主力,并将其歼灭。

对于汉武帝来说,面临这两个挑战:一是骑兵军队的建设,二是汉军不熟悉大漠地形。

所以,在攻击匈奴的早期,汉武帝曾寄厚望于等与匈奴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们,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一入大漠,作战就处于被动局面,不是就是颗粒无收。

难得的是汉武帝派老将们出征时,不忘了培养年轻的将领。

关市袭击战,第一次出征的年轻将领便给汉武帝带回了喜讯,而卫青首次采取了迂回战术,新战术显然让匈奴无从适应,故而受创。

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天才少年又横空出世,在起用匈奴参谋后,大漠休想再挡住汉军的铁骑。

汉武帝。

在找到了有效攻击匈奴的方法后,接下来的几年间,汉朝收复了河套之地,开拓了,最后直捣黄龙单于庭,山。

几年间,汉军的铁骑向西前进了千余公里,向北也深入了数千里。

前119年西汉地图 由此可见,汉武帝是主动深入大漠去寻找并打击匈奴主力,对于当时对大漠还一无所知的汉军来说,其难度系数有多大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卫青、霍去病不但摸清了大漠的地形,还为后人留下了有效打击匈奴的宝贵经验。

汉武帝和参加战斗的将士们都是重创北方的创始人,正因为如此,才会为世人代代传颂。

02 李世民攻打的路线 626年唐朝地图 突厥早在隋朝之时就发生内讧,分裂为东、。

所以,唐朝所歼灭的突厥仅是东突厥。

话说,汉初大将的那些战术被唐朝发挥得淋漓尽致。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突厥便20万大军压境,距长安城仅40里。

李世民布下疑兵,与夹水而阵。

颉利可汗,接受了唐朝的金帛财物后,双方结下,东突厥退兵。

其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内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相继背叛。

唐朝马上见机行事,扶持薛延陀可汗以及突利可汗,用以对抗颉利可汗。

屋漏偏逢连夜雨,东突厥又遭遇了难得一见的暴风雪,牲畜大面积死亡,国内饥荒,族人四处逃散求生。

此时的东突厥可谓是民不聊生、。

而对东突厥已久的唐朝终于等来了好机会,唐太宗在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下,下令讨伐东突厥。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秋,李靖率李勣、柴绍、薛万彻,统兵10万,分道出击东突厥。

1)李靖率领3000精兵从马邑出发,颉利可汗以为唐军必是大军压境,上下一片恐慌。

李靖使离间计收买其亲信康苏密,随后趁夜突袭定襄郡,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 2)同时,李勣从云中出发,在白道重创东突厥军,颉利可汗退守铁山,只剩残兵数万; 3)颉利可汗想以求和换取苟延残喘的机会,以期来年。

没想到唐朝将计就计,东突厥再次上演了韩信灭齐的那一幕。

唐太宗派使者前去安抚颉利可汗,同时李靖率大军突然杀到,犹如从天而降,毫无防备的东突厥军队四散而逃。

李靖杀敌过万,而李勣又在碛口设伏,拦截往北逃窜的颉利可汗。

颉利可汗被捕,其他大酋长悉数投降,东突厥宣告灭亡; 4)白道、碛口均在定襄郡(今呼和浩特市),可见东突厥军就在边境处。

公元630年唐朝地图 通过上下两张地图比较,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唐太宗发动的歼灭突厥之战,实际上战争区域是多少。

结语 通过汉朝地图(前130年 VS 前119年)和唐朝地图(626年 VS 630年)的前后变化,不难看出,汉武帝讨伐匈奴的难度与唐太宗攻击东突厥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1)进攻区域:汉武帝分别向西、向北挺进千余公里,直插匈奴单于庭;而唐太宗的作战区域不过是在北部边境的定襄郡内; 2)敌人战斗指数:匈奴压制中原北境约70年,势头正猛;而突厥在公元583年刚分裂为东、西两部,而与唐朝抗衡的东突厥又在公元627年内部分崩离析,同时遭遇天灾,民众四处逃散,其战斗力指数和彪悍的匈奴孰强孰弱可想而知; 3)地理:汉武帝首次深入大漠,之前中原对那里一无所知;有了汉朝的先驱者,唐太宗那时,早已熟悉大漠地形,而且当时的战场只不过在双方的边境上,换句话说,在家门口打仗; 4)经验:汉武帝时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深入大漠主动出击游牧民族;从唐朝对东突厥作战的细节来看,因为几乎是本地作战,汉初大将韩信的战术可见贯穿始终。

另外,李靖的3000精兵只不过是拉开了进攻东突厥的序幕,并非是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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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与董仲舒:新儒学的接受与政治考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汉武帝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改革,其中包括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

然而,尽管汉武帝接受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他并没有重用董仲舒本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文将探讨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原因以及他为何没有重用董仲舒。

  首先,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原因有多方面。

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君主的权威和社会秩序,这符合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需求。

另一方面,董仲舒的新儒学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君主的行为会影响天的旨意,这种观念为汉武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此外,独尊儒术也有助于统一思想、减少异端纷争,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然而,尽管汉武帝接受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他并没有重用董仲舒本人。

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

董仲舒作为一位学者,其思想和理论虽然对汉朝有益,但他本人并不具备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

相比之下,汉武帝更需要一些有实际经验的政治人才来帮助他治理国家。

此外,董仲舒的一些观点也可能与汉武帝的个人意志相冲突,导致汉武帝不愿意重用他。

  综上所述,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巩固中央集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以及统一思想等。

然而,由于董仲舒本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和与汉武帝个人意志的冲突,汉武帝并未重用他。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决策背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在解读历史时需要保持的客观态度。

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善于发现并利用各种资源,但也要注重实际情况和实际能力的匹配。

汉武帝刘彻国策中一个什么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竟然会被后世这样的评价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是死后的一场重要国策论辩,当然也不排除有借助贤良文学舆论力量对付财经权臣的政治用意,但是这场论辩也确实是一次对武帝时代国策的重要反思。

在这场论辩中,贤良文学对武帝朝征伐匈奴造成财政危机的事情进行了批判。

作为武帝政治遗产的拥护者,桑弘羊则不遗余力地为汉帝国的进行了辩护,在《盐铁论·结和》一篇中可以看到桑弘羊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

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

版汉武帝 桑弘羊的这段话其实是对汉初至武帝时代匈奴政策的一个简单梳理,汉初对匈奴采取的是怀柔和亲政策,而且是“所聘遗单于者甚厚”,但是这种让渡经济利益换取和平的手段并不有效,匈奴依然是“暴害滋甚”。

武帝时代则一改怀柔旧策,认为匈奴只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即只能用武力打服,而不能指望什么以德服人,所以才有了武帝时代对匈奴的长期战争。

从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战”开始,一直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轮台诏”颁布,对匈奴政策进行收缩性调整,武帝时代与匈奴的战争一直持续了44年,其中大战不下十场,小战不计其数。

盐铁会议 沉浸于强汉武力的历史记忆中,或许只会看到匈奴大败,势力被逐出河西、西域和漠南,发出“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叹。

但是,汉朝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沉重代价。

荣耀是属于武帝的,而代价则是汉朝百姓所承担的。

想要争取胜利,所以会不怕牺牲,因为牺牲的只是在他眼中如同蝼蚁一般的百姓而已。

贾人之子桑弘羊是武帝重用的“兴利之臣”,他的发迹是与武帝的种种兴利措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兴利措施的实施则主要是为了维持武帝的征伐战争。

可以说,桑弘羊们是武帝对外战争的受益者,没有战争很难有这些人经济和政治上的腾达。

汉武帝 在桑弘羊看来,匈奴“挟不信之心,怀不测之诈,见利如前,乘便而起”,是“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的“长诈之国”,所以必须用铁血武力征服,武帝时代的战争虽然耗费国力,但是又三大好处: 其一,武帝“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这说的是对外战争可以巩固政权; 其二,武帝对外征伐,是为了黎民百姓的长远利益,“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虽然短期增加国内负担,但终究是“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其三,武帝开边,可以促进物资流通,内地与边疆互通有无,获得经济利益,甚至可以收到“中国以一端之缦, 得匈奴累金之物”这样的巨额利润。

桑弘羊 但是,在贤良文学看来,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因为在马邑之战之前,汉与匈奴的关系是和平的,“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战争完全是无端而起的,但是,从马邑之战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

即便再怎么夸耀大汉武功,也不能忽视对外征伐所造成的经济负担。

经济负担就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当然不是,它的影响深入各个层面。

汉武帝的对外战争,尤其是对匈奴战争,造成了“府库益虚”的事实。

除了军费、军需开支外,汉武帝的赏赐也是大手笔的,仅仅元朔五年、六年的两次战争前后,赏赐立功的将士黄金就有二十余万斤,甚至捕获的数万俘虏也“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

汉军 财政要破产了怎么办?汉武帝的兴利之策就是破坏既有的制度,买卖武功爵以及准许工商业者入钱为官这些措施也仅仅是一时权宜之策。

随着危机的深重,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榷酒沽等等政策一一出台。

桑弘羊便是武帝时代统制经济的重要执行者和受益者,一批依附于国家权力的大商人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政府的垄断利润与对外政策是紧密挂钩的,维护武帝旧有对外政策,就维护政权和大资本的既得利益。

桑弘羊们显赫富贵了,其代价就是一般黎民百姓的普遍困苦贫穷,“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武帝的强盛帝国是建立在汉朝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

这场论辩并没有最终的胜负,但是从此之后,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已经不再有大规模战争了,汉朝战略重点从外向转至内部,国祚也得以延续一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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