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一条鞭法褒贬不一 对于明朝来说究竟是续命良方还是催命毒药

引言： 学过历史的都知道，推行的“一条鞭法”，和北宋“”、“”制度一样，都是中学历史教材里的“钉子户”。

这三项改革措施都是围绕着“土地”这一帝国和农民的命根子展开的，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帝国的运势。

特别是对大明帝国的一条鞭法，正反作用尤其明显，世人对其褒贬不一。

那么，一条鞭法实行的背景是什么，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到底是大明帝国的续命良方，还是催命的毒药? 帝国灭亡背后的真正“凶手” 大明帝国作为拥有1亿多人口、近百万官兵、GDP总量占当时全球近半的庞大帝国，竟然被人口区区百万、军队不过20万的满清所打败，让人难免唏嘘。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史学界对此，莫衷一是。

这些观点大致可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积弊难返说”。

大明帝国国祚近300年，官场腐败和党派之争，大臣们党同伐异、内斗不断，反而对整个王朝命运漠不关心，全社会也是虚伪腐败风气泛滥，民心尽丧，缺乏凝聚力。

第二类是“人格缺陷说”。

特别是皇帝刚愎自用、猜疑心重、又执著于虚名，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屡屡做出错误判断，比如与后金和两线作战，先杀死薊辽督师，后又杀死奉旨与后金秘密和谈的陈新甲，囚禁对李自成作战屡立战功的等等，最终铸成了灭亡的命运。

第三种是“气候变化说”。

指出末年正经历“小冰河期”，农作物减少，常年饥荒，流民四起，，酿成大规模动乱。

第四类是“赋税失衡税”。

认为明朝财政体制过于僵化，无法应付突发危机带来的财政开支飙升，单纯用加税的方式榨取民力，就像抱薪救火，越救越危。

当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个因素决定的，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不得不说，土地赋税制度的落后，也是导致帝国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帝国得病了，“有病就得治” 帝国如果没有“病”，也就不会有一条鞭法。

大明帝国到了时期，已走过了200多年，就像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需要打一剂强心针才能延续生命。

一个是“土地兼并失控”。

土地兼并问题，历来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加剧，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大量侵占农民土地，并逃避赋税。

大批农民随之破产，成为流民，自耕农的数量越来越少，直接导致了官府财政的枯竭。

举个例子，江苏吉水洪武年间有人口142207，到了嘉靖年间只有90710，人口流失之严重，简直令人惊掉下巴。

一个是“朝廷开支失控”。

一方面，由于要抵御北方的蒙古，边防养兵费用不断飙升。

另一方面，明代宗藩也就是皇族子孙后代的人数，比明初立国时增加了近百倍，这还不包括妻妾随从等人员，“宗禄”支出庞大，朝廷已供养不起，把整个帝国都吃穷了。

再一个是“贪污腐败失控”。

明初朱元璋为打击贪污，大施酷刑，官员们尚知收敛。

到了明中后期以后，贪腐之风横行。

大被抄家时，抄出了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被抄出黄金30万两、白银2000万两，而当时的国库存银不过200万两。

有大官带头，小官自然也就有恃无恐，多贪多占。

到了万历年间，局势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边防、养兵、赈灾、治河等等都需要钱，可是朝廷已经拿不出钱来了，贪官污吏、地主士绅富得流油却一毛不拔，社会矛盾空前加剧。

如此下去，大明帝国就真的会垮台了。

于是，一条鞭法应“运”而生。

一条鞭法，真的够“硬核” 《明史·食货志》记载：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量地计，丁粮毕输于官。

一岁之役，官为佥募。

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

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悉并为一，皆计亩征银， 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 大致意思就是：一条鞭法一是取消徭役，农民上交银两就可以了，然后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

二是取消杂税，原先的杂税折合银两，分摊到田亩上，与田赋相合并。

三是将以前的田赋、杂税和摊入的役银共同合并为新的田赋，一律以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

“一条鞭法”简化了程序，由县一级官府直接负责。

原来官府借助里长、社区活跃分子等民间征税员来配合征税，他们往往对自己亲近的人放得宽松，对和自己疏远的人催逼得紧，弊端不小。

简化手续之后，则大大提高了征管效率，堵上了漏洞。

官民“双赢”局面初步形成 万历六年(1578年)，大明帝国全面施行一条鞭法。

由此带来的明显好处就是：朝廷有钱了。

短短几年间，帝国国库存银就达到500万两，一举扭转了正德之后国库吃紧的窘境。

万历十年(1582年)，朝廷竟有能力免除自隆庆元年以来各省拖欠的钱粮100余万两。

而且，如果没有这么多雪花银，很难想象帝国能在万历年间那三场大规模战争中支撑下来。

一条鞭法还带来一条好处：农民劳役减轻了，人身奴役关系也有所削弱，农民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自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产品交易活动，刺激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由于“一条鞭法”明文以银征税，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白银货币的流通。

明代万历以后，白银和铜钱并行，成为普遍的货币流通方式。

虽然一条鞭法好处多多，但在张居正暴毙以后，这项改革成果名义上依然存在，但实际上早已是形同虚设。

“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刃刀” 封建制度下，“好经”也常常被“念歪”。

一条鞭法的破坏，突出表现为额外增派。

当地官府常常打着各种幌子，另行增加徭役赋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特别是努尔哈赤起兵后，大明进行为了弥补军饷不足，几次加税，每亩耕地加税九厘白银，相当于比平常年份增加了一倍还多。

到了崇祯年间，又以“剿饷”、“练饷”的名义加税，与辽饷合称为明末的“三饷”。

另外，因为按规定要交纳白银，而在碎银熔铸整银过程中就会产生所谓的“火耗”。

实际火耗约百分之一二，但官府实际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达到百分之二三，有时甚至更多，地方官府借机大肆敛财。

就是在粮食兑换白银环节上，农民也常常吃哑巴亏。

有些不法商人坐地起价，“银贵谷贱”，损失最终又被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因此，一条鞭法同时也被称作“残民一条鞭”。

由于过度榨取了民间的财富，让民间失去了对抗灾年、自我修复的能力。

连续几个灾年过后，民生就会崩溃，造成大面积饥荒和社会动荡。

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中原和西北连年大旱，农民几乎颗粒无收，却每年仍要负担五百多万两白银军饷，被迫卖儿卖女的时候，江南的苏杭、秦淮河却是一派的景象。

而面对明朝的灭亡，不仅仅是饥饿的农民，就连江南的富商大贾们，也变得出奇的冷漠。

也许，这就是“好花”结下的“恶果”。

结语： 此时的大明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

一条编法看似良药，初期是有效的，但因为触动了地主士绅的既得得益，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反对，加之地方官府执行过程中误入歧途，农民受损严重，于是群起反抗。

因此，官民“双赢”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一条鞭法便黯然退场，人心尽失，从而加速了帝国灭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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