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历史？唐太宗贞观之治或为造假

”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

《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

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

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

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

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

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

大诗人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

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

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

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

(事见《李文公集》卷九。

)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

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

”(语见《》第一百九十五卷。

)麴文泰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

其实，终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

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有一次，他儿子高宗问户部尚书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万户。

”李治顺便又问起隋代及现在的人户情况，高履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

”(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

)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

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

《新唐书·食货志》所谓“人行数千里不赍粮”，也就是说行旅于途有得到食物补给的足够保障，无需自备干粮，这仅能说明商业的初步恢复。

至于所谓的“外户不闭者数月”，只要参照麴文泰的“非复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难明白。

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

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

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

”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

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在主修《》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

历史总是在真真假假中变得过于神化。

就如我们现在所用的修辞手法一样，古人也许也会对某一现象掺杂自己的思想感情。

贞观之治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论其影响力，也许并没有历载的那样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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