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国是哪一个民族 考古出土的文物都有哪些

居民擅长音乐,龟兹乐舞发源于此。
艺术珍品
【千问解读】
居民擅长音乐,龟兹乐舞发源于此。
艺术珍品 广袤的龟兹大地,其天时和地利曾孕育了悠久的灌溉农业文化。
发现,刀耕火种的定居种植遗址主要发端于河流中下游的古老绿洲之中。
明确可见与种植农业生产有关的实物资料,主要有石质的各类农具,如磨制的石斧、石锄、石镰、磨盘等。
石镰曾是古代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工具,龟兹地区也不例外。
如阿克苏县东喀喇玉尔衮、库车的哈拉墩、轮台的克尤克沁、拜城的克孜尔等遗址都有发现。
尤其是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石镰造型比例合理、实用、美观。
这些石镰均呈长条形、弧背、凹刃或直刃,一端收缩成尖,另一端宽圆钝或斜直,便于安装木柄用以收割农作物。
石镰的使用是绿洲农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里程碑。
这类石镰的形制与我国青铜时代的石镰,中亚两河流域、费尔干纳青铜时代的楚斯特石镰大体相同。
石镰不仅是亚洲地区远古农业生产中的农具,从其磨制工艺和造型看,无疑也堪称史前时代的艺术珍品。
青铜文化 龟兹国境内的天山和确勒塔格山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其矿带分布广、埋藏浅,极利开采,为早期铜矿开采和冶炼—也为青铜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器主要有铜斧、铜镜、铜勺、纺轮、锥、扣、项圈、耳环等小型生活用具和装饰物品。
出土铜器的鉴定表明,其加工工艺主要是锻制和铸造。
如铜刀、铜锥、铜项圈、铜环等为锻造,而铜斧、铜镜、铜勺、铜扣、铜纺轮等则属铸造。
其金属成分测试表明,其中有红铜器和青铜器,而以锡青铜器为主。
从铜器成分来看,克孜尔遗址和墓葬当属青铜文化无疑。
但是从元素的组成分析看,铜器中锡元素多,而几乎不含有铅等元素,这与邻近的焉耆盆地的和静大西沟、拜契尔墓葬以及东部哈木的天山北路、黑沟梁等墓地发现的铜器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同公元前2 000年到 1 000年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铜器相一致。
克孜尔墓地的铜器以锡青铜为主,铸造和锻造的工艺并存,并出现叠压锻打的工艺,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特点。
人种学难题 龟兹人祖先的人种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超级难题,一直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让我们试着从扑朔迷离的考古发掘中来寻找答案吧。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地处天山山脉南坡丘陵地带的温宿县包孜东乡西北(东经80°00′45″北纬41°44′57″)发掘出一座公元元年前后的游牧民墓葬。
这个墓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人种学的窗口。
这个墓葬共出土10例颅骨(男二女八),经人类学专家进行24项观察和65项测量得出的结论称:“从形态观察和测量结果可以看出,该批颅骨既具有黄种人的大部分特征,也有一些白种人的明显特征(如面部突变、鼻颧骨、鼻骨最小且高,鼻指数,梨状下缘形状等)。
”而一座族古墓出土的颅骨特征却是“鼻颧骨146,总面角86,齿槽面角86,说明面部扁平,并为平颌型;犬齿窝中等,不发达的鼻棘,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形等特征,明显属于大蒙古人种的性状。
……这例头骨,虽具大蒙古人种的许多基本特征,但有些项目却超出大蒙古人种的范畴,而极接近或者就落在欧罗巴人种范围之内”。
秦汉时期龟兹地区已有不少蒙古利亚人种,同时还呈现不少白种人的明显特征。
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地方—众多东西方人种在这里交叉、渗透、纠缠、汇聚。
包孜东乡古墓出土人颅骨分析清楚地表明,龟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民族迁徙的大走廊,除土著的龟兹人之外,来自东西方的不同人种在这里交流、融合,他们在这个世界东西方人种相互渗透的人类博物馆里,融合形成了具有共同民族特征与文化心理的新的共同体—“龟兹人”。
在远古时期,龟兹国虽有不少讲东伊兰语的人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不断进入西域,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人进入天山南北者更多,如月氏、乌孙、匈奴、高车、突厥、回纥等各族;另还有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的鲜卑、、蒙古等族,从而使龟兹地区形成了以突厥—铁勒语族为主的突厥语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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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麦冬。
麦冬,为百合科沿阶草属多年生长 常绿植物木本植物,以块茎当药。
养阴生津,润肺止咳净心。
用以肺燥干咳嗽,虚痨咳嗽,津伤口干,心悸入睡难,内火解渴,肠燥便秘,咽白喉。
历史官职对应今天哪些官职 权力最大的地方官是哪一个
许多国家都有或曾经有设置过总督职位。
清朝时,对统辖一省或数省行政、经济及军事的长官称为“总督”,尊称为“督宪”、“制台”、“制军”等,官阶为正二品。
但是,可通过兼兵部尚书衔最高配至从一品。
并且,与只掌握一省行政事务的巡抚不同,总督兼管数省的同时,在政务之外还兼掌着军务与经济。
其中,有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东三省总督和陕甘总督。
此外,明清也有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专管某项政务的总督官职。
明、清两代都设立了“总督”一职,那么,它们有何不同呢?这里,我们先来普及一下“总督”职位的由来,以及设立的初衷。
据说,最早除罗马帝国外,这一职位在国内外都没有过,甚至,连英国开拓殖民地时也没用过。
而中国最早设立总督一职,是在明朝中期。
总督的权力很大,可以掌握地方大权,督办重要事务。
可以说,明、清两代虽然都设立了总督一职,但是,它们区别却很大。
明朝一开始设立的总督、巡抚,本身并非真正的地方长官。
明朝制度化的地方长官是三司,承宣布政使司,主要负责行政事宜;提举按察使司,主要负责司法事宜;都指挥使司,主要负责军事。
每个省都会设立三个衙门,并且,三个衙门都是平级的,互不隶属,直接向中央各部负责,这一点和宋朝很相似。
然而,“三司制度”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回归事情本质去看,还是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中央集权化,最终,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的权力愈弱。
明朝一开始设立总督、巡抚,大概相当于宋朝官员的差遣。
因为宋朝极重视中央集权,导致在地方主政的官员,实际上,并非地方官,而是由中央派遣的。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宋朝官员,“知某州公事”,这里的“知”字是一个动词,实际上,这个官员在中央很有可能是某部里面的一个官,但是,现在朝廷差他去地方上任,管理一个地区的政务。
这类官员,他们的官职级别,类似于南北朝时期的某州军事。
据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中央常常派遣中央官到边境地区,都督数个州的军事,并且,以监督地方维持日常运营。
所以,总督、巡抚的设置,本质只是皇帝赋予中央一些大员,去地方上总揽军务、政务而便宜行事的名义。
在清朝,总督是地方的大官,掌握着地方的军权、行政权,属于重要的封疆大吏。
东三省的总督,因清朝在关外发家,所以,东三省总督是所有地方总督的“top1”,他的地位是最高的。
而直隶总督,因身靠北京,后来,又加入了北洋大臣的管辖,所以,也是很有分量的。
总之,清朝总督堪比最有分量的地方官。
而明朝却大不相同,它最早设立总督一职时,压根儿就没把它当做正式的官职去设立。
明朝的总督,都是从中央的尚书、侍郎里挑选出来的。
而设立总督的初衷,是为了让他们解决一些棘手问题。
在赋予他们足够的权力、权限之外,允许他们调配各路资源,尽量去平息地方事端。
但是,等到这些事处理结束后,他们则立即会被撤掉这一官职。
所以说,在明朝,总督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位。
然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明朝中期,为了抵御北方鞑靼设立的蓟辽总督,专门管理钱粮军务。
因为,北方一直不稳定,所以,这个职位一直存在,直至清朝时期才被废除。
当然,即便是这样,在明朝时期,总督依旧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
尤其是,在中央工作时,总督身居高位,在地方工作时,他们掌握着重要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并且,从明朝中期开始,一些地方总督,开始被设立为常规官职。
与明朝大不相同的是,清朝设立总督,是为了让中央更好的把握地方权力。
中央会委任地方官员担任总督一职,这些人多数是文臣,用于掣肘地方上的武将。
甚至,为了不让总督的势力过大,明朝把军队的实际力量基本抽走。
也就是说,军队只听朝廷的命令,而非总督的安排。
总督只负责掣肘高级武官,为了让自己安心,清朝皇帝也采用了明朝的经验,令巡抚、总督二者互相牵制,确保中央集权,避免地方势力过大。
同时,也给了总督一些自由调配权,允许他们在规定的空间内自由发挥。
因此,总督可以制约不同地方、不同省份,从而,更好的处理地方事务。
因明、清两代设立总督的目的不同,也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不同。
不过,两个朝代本身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对官职设立有区别,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因为,总督这一职务的设立,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
如果说,地方需要一定空间,才能处理好地方事务,这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清朝会继续沿用明朝时期的制度,继续设立总督一职了。
但是,因为两朝在外部环境、内部结构上有很大区别,所以,在设立总督一职时,经常会出现不同,这也实属正常之事。
最后,总督与巡抚哪个权利更大? 前文已经说过,清朝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是“督抚制”。
当时,清政府将全国划分为23个省,每个省设一名巡抚,为主管一省民政的最高长官。
可以说,总督权力比巡抚大得多,但是,它与巡抚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督和巡抚都是对上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人。
这其中,不同的是总督可以管数省,侧重军事,巡抚只管一省,侧重民政。
当时全国设八大总督,分别为直隶、两江、闽浙、两湖、陕甘、四川、两广、云贵总督。
这就不难看出浙江事实上是归闽浙总督管的。
李沛诚所著《中国历代改革者》一书中专门介绍两江总督管辖的是: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参考资料: 【《清史稿·职官志三》、《历代职官表》、《明会要·卷三四·职官六》、《中国历代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