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为什么要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被冤杀的袁崇焕

“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 列传147》)这是继冤杀之后历史上最令人的一起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毁长城冤狱，其回响会伴随中华历史，即使千年也依旧余音袅袅，让人悲愤痛惜。

袁崇焕坐的是叛逆罪，所谓“磔”即是分尸，比之岳飞遭遇更惨。

赵构杀岳飞，虽为求苟安，毕竟是其私心作祟。

而崇祯杀袁崇焕，则是地地道道的自毁长城，“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 观崇祯其人的作为，并非如历史上以往的亡国之君那么昏庸荒淫，也没有坐视国事日非而不顾及，“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

”一度被朝野誉为“明主”，面对危难时局，一心励精图治，“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

”既然崇祯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勤勉，为何会作出此等不智之举呢? 这和崇祯的性格和心理有关。

的朱家皇帝，皆有近乎病态偏执性格，莫不多疑刻薄，刚愎自用，凡事以自我为中心。

按现代心理学，所谓偏执症状是指带有妄想性的信念，通常是被迫害性的。

至于偏执性人格指对于事实上或想象出来的羞辱，常有过分的敏感和自我牵连，故常有为此给予反击等想法。

此种偏执性性格，人格相对完整，很少出现精神衰退现象。

主要症状是妄想，但这种妄想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归纳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类妄想渗透到妄想者人格的整个结构及特征中，二是妄想发展、逐渐进展、层次井然、前后协调、条理清楚，从而是自成体系。

偏执症状从明前朝太祖的多疑刻薄，成祖的狠毒无情，宪宗的滥用私人，武宗的狂妄自大，神宗的偏激逆反中都可以找得到影子。

崇祯即位之际，国家早已，国事日非，朝上“在廷则门户纠纷。

疆埸则将骄卒惰。

” 民间“兵荒四告，流寇蔓延。

遂至溃烂而莫可救。

”忧愤之中的崇祯，不免“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

”愈是如此，妄想性的偏狭愈强烈，到后来，崇祯发展到认为一切皆归于“士大夫误国家”。

对身担重责的大臣，崇祯通常是先寄予极大的，甚至是超出实际的期望，一旦令其失望之后，又一变而为为切齿愤恨，必杀之而后快。

故崇祯在位17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其中总督有7人，巡抚有11人。

内阁重臣更频繁替换走马灯，先后用了近五十人。

崇祯以唯才是用为标准，有讽刺意味的是，居然满朝无可撑局面之人。

其真无人乎?其个性不容人也。

这样再论袁崇焕的冤狱，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也是寄予厚望的。

“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

对曰：‘方略已具疏中。

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

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崇焕顿首谢。

” 袁崇焕说了句不该说的大话，五年平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崇祯了，而对臣僚一些纸面上，却无实际收效的言论祟帧总是非常反感。

这就种下了第一个祸根。

事后，深知崇祯性格的给事中许誉卿问及此事，袁崇焕回答：“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许誉卿提醒：“上英明，安可漫对。

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袁崇焕这才自知失言。

所以后来，“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

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

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之臣、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

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

”袁崇焕把话说得太满，崇祯平边心切，也不顾是否可行，一味下注，而后又感觉亏了本，以至认定袁崇焕辜负其信任，有被欺之感。

这种下了第二个祸根。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

”这是第三个祸根。

毛文龙虽为地方军阀，实力也一般，但天以来，明廷对其颇为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

”而且从战略上考虑，毛文龙以海岛为基地，以游击战术出击，确实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

此话题可详细论述，这里略过。

尽管毛文龙部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但小疵不能乱大谋，袁崇焕杀毛文龙系冤杀、误杀，这基本是定论。

结果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先后被后金占领，明几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区，毛文龙多年的惨淡经营化为泡影。

何况，毛文龙死后，局面更加乱。

其部下，耿精忠先后作乱，而后降清，更证明了这一点。

毛文龙被斩，“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

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这仅仅是崇祯基于用人不疑的思路，他对此是相当不满意的。

这样，袁崇焕有过在先，就更不能出一点岔子了。

当时，尽管明，但基于天朝尊严，“诸将罔敢议战守。

”而“议战守，自崇焕始。

”不过，袁崇焕的和议虽战略上完全正确，但没有顾及娇纵自大，尚无危机意识的“国情”。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

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

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

”后来袁崇焕迫于压力，也不敢多言议和，他对崇祯曾经小心地建议：“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

” 虽然得到认同，不过这种与关于和议的私下书信往来，是比较容易受人以柄，而且极易引发猜疑的事情。

崇祯本人对议和的态度表面比较暧昧，但内心绝对反感。

后来到崇祯十年，又有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及此事，崇祯也曾私下允许杨见机行事，但又下令严禁邸报传抄，主要是碍于面子，不愿与后金平等对话，害怕外廷议论。

而后来京都危机，袁崇焕议和之事被曝光张扬，为祸根四。

崇祯三年十月，皇太极率精骑十万，避开袁祟焕把守的锦远防线，绕道察哈尔入长城，攻占遵化。

袁祟焕急驰入授，并于后金之前赶到通州。

后金军改道西犯京师。

“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

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

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

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

”皇太极只得退兵。

本来，“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

”不过，京都百一些无知官员不懂这些国家政治军事大事，只觉得既然是袁崇焕戍边，敌大军压境，自是袁守疆有过，“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

”于是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

何况袁崇焕有与敌和议的事实，更使得“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

”这是祸根五。

《明史》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

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这就是说，杀袁崇焕是后金皇太极的反间计。

反间或有之，但实际未必是袁崇焕的死因。

袁崇焕下狱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处斩是三年八月，中间有近九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慎重审讯，反间不难破解。

崇祯虽偏狭，但并不昏庸，对国事也不是不了解。

京都危机无需仔细分析就可明白与辽东防线无关，这根本是基本事实。

然而，崇祯痛恨的是袁崇焕戍边以来，未曾为他分忧，尽管辽东稳固，但清军依然可以大模大样的绕过山海关骚扰边境。

五年平辽的诺言看来是不实之词。

这是对大臣要求苛刻的崇祯所不能容忍的。

此外，后金居然兵临京师，引发了朝野的骚动、惊恐和不安，所以这等奇耻大辱必需一个罪不可赦的来平息，否则天朝面子何在?此事之后，袁崇焕因和议曝光而广受非议，对辽东局势，当时朝野虽有危机感，却并未真正警醒，始终停留在战事不利始于将帅无能的旧思维方式上，恰恰和议对如此的一个依旧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的王朝是最难以启齿的羞耻，这是最后一个祸根。

凌迟处死?被冤杀的袁崇焕 有此六因，袁崇焕的悲剧就在所难免的发生了。

应该说，崇祯也未尝没有过思想斗争，但性格因素让他更愿意以妄想和猜疑了结。

事后，崇祯为自己辩护说：““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因协民艰，廉通者又迁疏无通。

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

” 不过，尽管群情往往偏激一时，但事实不会因此被长久扭曲。

袁崇焕死后，“天下冤之。

”崇祯非昏君，也在不停地反省，只不知他对冤杀袁崇焕是否也有过一丝悔意。

崇祯八年八月、十四年二月、十五年闰十一月、十七年二月，崇祯先后四次下诏罪己。

后来更一度避正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如不遇典礼之事，平日着黑衣理政，与将士共甘苦，至“寇”平之日为止。

可惜一来时局已不可挽回，二来个人心理偏激，既刻薄又猜疑，无法建立起同心同德的政治集团，始终觉得满朝无人，群臣负我。

就这样在孤寂痛苦之中走到了277年的朱家大明王朝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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