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罗布泊库木库都克附近,科考队的营地里少了一个人。
桌上留着一张纸,字很短:“我往东去找水井。
”
写字的人叫彭加木,五十五岁,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队长。
相机、笔记、部分物品还在,人却走进了荒漠。
再没回来。
罗布泊从此多了一个谜。
有人说他被风沙埋了,有人说他陷进了雅丹地貌的空洞里,也有人把故事越讲越远,说他逃到国外,甚至扯上怪力乱神。
可彭加木这一生,最不像“逃”。
他原名彭家睦,一九二五年出生在广东番禺。
少年时代,战乱和轰炸贴着日子走,读书不是安稳事,实验室更不是现成的路。

一九四七年,他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毕业,后来进入科研系统,做生物化学、植物病毒等研究。
如果日子照这样走,他本可以留在实验室里,守着显微镜、试剂瓶和论文。
可一九五六年,他把路改了。
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合科学考察工作,他主动放弃去莫斯科学习的机会,请求去新疆。
请愿书上,他把“家睦”改成了“加木”。
这不是改一个字那么简单。
“家睦”是小家和睦,“加木”是给边疆添草加木。
往后,他一次次进新疆,走戈壁,穿荒漠,把身体往最硬的地方放。
十五次入疆。

三次进入罗布泊。
这片地方,在地图上像一只耳朵,可在科考队员眼里,它更像一道关。
白天热,夜里冷,盐壳地扎轮胎,雅丹地貌一排排立着,远看像城墙,近看又全是风蚀出来的沟和坑。
人走进去,方向感会被磨掉。
水,是命。
罗布泊还有另一层意味。
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片土地的探险记录和研究成果,更多出现在外国探险家的著作里。
彭加木心里过不去。

罗布泊在中国,关于罗布泊的发言权,也该由中国科学家拿回来。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九年,他两次到罗布泊地区科学考察,发现了不少重要资源线索。
到一九八〇年,他又一次带队进去。
这一回,不是观光,不是冒险。
是综合科考。
队伍带着车辆、仪器、电台和补给,向罗布泊腹地推进。
车子压过盐壳地,轮胎下面是白花花的硬层,锤子、铁锹、油桶、水桶,都是活下去的东西。
他们终于完成了中国科学家组织的罗布泊综合考察中极艰难的一段任务。
可人还没走出困境,补给先告急。
六月十六日前后,科考队到了库木库都克一带,水和油都紧张起来。
戈壁上的水不是“少喝点”就能解决的问题,一旦断水,车辆、仪器、样本、人员,全会被困住。

可以请求空投或送水。
但这意味着高昂代价。
彭加木盯着地图,附近标着可能有水井的地方。
他已经不是年轻人,身体也早被病痛折磨过,可他还是做了那个决定。
第二天上午,营地里的人发现他不见了。
纸条压在那里。
六月十七日十时三十分。
队员们沿着方向追出去,脚印在沙地和盐碱地上延伸。
走了一段,痕迹断了。
罗布泊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不给答案。

是它连线索也能吞掉。
风一起来,脚印会平;沙一盖住,坐痕会没;太阳一晒,人留下的气味、汗渍、判断,全都变得微弱。
消息传出后,搜救很快展开。
空中找,地面找,沿着营地周边找,沿着可能的路线找。
飞机、车辆、人员反复进入那片区域,寻找脚印、水壶、衣物、遗体,寻找任何一点能证明他去向的东西。
没有。
这两个字,压得人喘不过气。
后来,罗布泊不断传出新“线索”。
最离奇的一种,是“彭加木逃亡国外”。

这种说法听起来刺激,甚至有人编出在美国见到他的情节。
可它经不起最简单的事实推敲:彭加木是在补给紧张、队伍受困的情况下离开营地找水;他留下的是找水字条,不是告别信;他的身份、经历、身体状况、现场环境,都不支持所谓“精心逃亡”。
更要紧的是,他这一生的轨迹,方向一直很清楚。
一九五六年,他放弃出国学习去新疆。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他反复进入荒漠。
一九八〇年,他又把自己带到罗布泊深处。
一个人可以被误解,但脚印不会说谎。
那天,他的脚印是往东去的。

还有人把二〇〇六年前后罗布泊发现的干尸同他联系起来。
消息一出,很多人心里一紧:是不是终于找到了?
可后来的核验并没有把这具干尸认定为彭加木。
遗物、位置和相关情况,都存在对不上的地方。
谜还是谜。
可谜不等于阴谋。
罗布泊有足够多的自然危险,能把一个离队的人留在无人区。
高温、缺水、风沙、迷向、盐壳、雅丹沟壑,任何一项都能要命,几项叠在一起,就不再需要离奇解释。
最可能的结局,也许并不传奇。
他走远了,没能回来。
一九八一年,有关方面在他遇难地立起纪念标志。
上海市人民政府后来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

石碑立在风里,上面刻着日期。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
四十五年过去,罗布泊的风还在刮。
有人继续讲奇谈,有人继续追问真相,也有人把矿泉水放在纪念处附近,像给那年走出去的人留一口水。
彭加木最后留给世人的,不是逃亡路线,也不是惊悚谜案。
是一张找水的字条。
库木库都克的荒漠里,风从石碑旁掠过去,纸条上的那几个字,仍像刚写完一样沉:我往东去找水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