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公蟹8元一只！节后螃蟹身价下跌
极目新闻记者 曹磊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过去以后的几天里，武汉螃蟹市场迎来明显的价格回落，不少中小规格螃蟹的价格跌到个位数，基本上8元就能买到一只2两至2两半的公蟹。
这个秋天，市民在家就能轻松实现“螃蟹自由”。
10月9日，记者来到汉口聚才路的露天菜市场，一家专营江苏螃蟹的摊位上有不少市民在挑选。
“这两天螃蟹降价了，多搞两只回去吃！”摊主向正在选蟹的市民推荐起来：“要得多的话，一只还可以再少一块钱。
”
节后螃蟹价格下跌。
记者曹磊摄
在这家摊位上，最贵的五两公蟹、3两半母蟹标价22元一只，买5只以上只要20元；4半两公蟹、3两母蟹则是20元一只，成交价可以再少1到2元；性价比最高的4两公蟹、2两半母蟹是18元一只，最后16元也能卖，还有3两公蟹、2两母蟹标价15元一只，最后13元成交。
更小的2两到2两半的公蟹最低只要9元，最后8元可以买回一只。
与国庆节期间相比，现在的螃蟹降价程度如何？记者了解到，国庆节前，武汉市场上的3两公蟹单只普遍卖到15至20元，2两母蟹也要20元上下。
现如今螃蟹的价格基本便宜了两三成。
所以不少市民趁着低价批量采购，把肥美秋蟹搬上自家餐桌。
商家展示自家的螃蟹品质。
记者曹磊摄
“过节期间的螃蟹都是尝个鲜，量少价高，吃的人少。
现在主要是市民买回家自己吃，价格自然就降下来。
”一位水产摊主介绍，节日期间，大螃蟹是走亲访友的体面硬菜；节后消费转向家庭自用，性价比成为选购第一标准，中等个头的平价螃蟹卖得最好。
记者了解到，眼下武汉市面上在售的螃蟹，货源大多来自江苏产区。
湖北本地几个产区的螃蟹虽已有少量露头，但还没有迎来大规模集中上市，想要吃到大批量本土湖蟹，大概还需要再等一个月，待到那时本地蟹集中上市，市场货源更加充足，市民吃蟹会更加实惠自在。
武汉即将进入最佳吃蟹季。
记者曹磊摄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虽然螃蟹价格回落，选购时依旧要看鲜活度。
随着后续本地湖蟹大批量入市，武汉蟹价还会有继续下探空间，市民可以错峰品尝肥美秋蟹。
荐书丨《耗尽天府》：以茶博马，是宋朝的进取，还是注定的败局?
我们之间，就差一个置顶星标 北宋末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7名女真骑兵，遇到一名北宋将官和他率领的2000名步兵，将官不给女真人让道，于是两方对战一触即发。宋军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本该是一场碾压。
结果却是女真人“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翼……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
2000人，被17个人击溃了。
这不是武侠小说的夸张桥段，而是被郑重记入史册的真实战例。
长久以来，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宋朝的软弱，根植于开国皇帝“杯酒释兵权”的基因，是自上而下、深入骨髓的“重文轻武”与“不抵抗主义”。
但历史远比想象中复杂，也远比想象中残酷。
宋朝的精英们并非一直不想打。
事实上，从宋神宗到王安石，他们曾发起过一场雄心勃勃的国家主义改革，试图用制度化的“官僚创业精神”，去填补一个致命的战略缺口——战马。
彼时，北方强邻环伺，辽、西夏、金，每一个都是马背上的王者。
而中原王朝的核心防御体系里，城墙、步兵、水军都已登峰造极，唯独最关键的进攻与机动力量——骑兵，始终是块短板。
缺马，意味着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宋军只能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铁骑洪流。
那么，战马从哪里来？答案是：用四川的茶去换。
这就是美国汉学家、宋史学家史乐民在《耗尽天府：茶马之路与宋朝的兴亡》这本书里，为我们揭示的那个庞大、精密，却又最终走向崩溃的“国家工程”——茶马贸易。
《耗尽天府：茶马之路与宋朝的兴亡》 [美]史乐民 著 刘云军 译 定价：109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 01 天才般的“闭环”设计 为了给西北前线买到战马，神宗时代的宰相王安石，和他的同僚们搭建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商业模型。
这场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后世更多称之为“王安石变法”，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富国强兵、扭转宋朝对外作战的被动局面。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改革派设立了一系列专门的财政机构，直接插手商业、信贷和贸易，把利润从市场截留到国库。
在茶马贸易这件事上，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都大提举茶马司的机构。
这个机构拥有行政垄断权、独立人事权和垂直管理权，权力之大，在宋朝地方机构中独一无二。
其商业逻辑简单粗暴却极其高效：首先在四川实施“茶叶专买权”，政府成为茶农的唯一买家，压价收购；紧接着将西北陕西市场划为“官茶禁地”，严禁东南茶叶进入，让川茶成了羌、吐蕃等部落的“刚需硬通货”；最终在转售环节赚取暴利——一斤名山茶在四川收购价不到10缗，运到秦州（今天水）后售价可达30到40缗，利润率高达200%到300%。
北宋茶马司的势力范围示意图 这套打法完美地实现了“以茶博马”与“财政自给”的双重目标。
自1077年垄断全面建立后，茶场司仅靠少量外部补贴，就撑起了每年1.5万匹马的采购，还实现了盈余——1079年盈余约100万贯，1085年盈余达200万贯，同年还额外进献朝廷100万贯。
到1115年，茶马司声称的“茶利”已超过370万贯。
在新法时期每年约6000万贯的政府总收入中，茶马司的贡献占到了1.5%至3%。
在那个没有风投、没有KPI的时代，王安石通过赋予官员“长期不调任”“自己挑下属”“放手试错”的权力，硬生生地催生出了一批锐意进取的“官僚企业家”。
他们像经营自己的商业帝国一样经营着茶马贸易，把国家意志变成了可以量化的利润。
从这个角度看，宋朝不仅不保守，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激进、更现代。
02 当“国家机器”变成“吸血虫” 茶马司在陕西的专卖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即东南茶一直未被国家管制，处于自由贸易状态。
这意味着朝廷随时可以转头对东南茶下手，而一旦东南茶也搞起国家专卖，四川茶马司的生存空间就会被挤压。
1103年，徽宗朝的宰相蔡京在东南七路恢复了茶叶国家专卖，每年为中央财政带来约250万贯收入，由户部、内库和他本人瓜分。
1104年，陕西东部地区被划归东南茶专卖范围。
四川茶马司被挤了出去，失去了陕西东部的茶叶市场。
但更致命的是，1127年，女真骑兵攻陷开封，北宋灭亡，秦岭淮河以北全部沦入金人之手。
茶马司不仅失去了陕西西部最后的市场，更失去了与青海马匹源地的全部联系，曾经遍布西北的52个茶叶市场，南宋时只剩下宕昌和峰贴两个仍在运转。
曾经用川茶换来战马和巨大盈余的贸易闭环，被战争斩断了一半。
南宋茶马司运作的地理范围示意图 市场的突然萎缩，让这套制度的底色彻底暴露了出来。
为了维持原有的财政收入，这台庞大的官僚机器不再有新的市场可以开拓，便调转枪口，对准了产业链上最脆弱的环节——四川的茶农。
原本10%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榨，政府向茶农分配固定的税收配额，压低收购价，甚至用大秤“宰”秤。
曾经自由的园户，变成了国家的契约奴仆。
书中记录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细节：南宋时，为了打击“私茶”，政府规定，哪怕只卖出一斤走私茶，举报者就能获得30贯钱的赏金。
30贯钱什么概念？按照程民生老师在其专著《宋代物价研究》的研究表明，“衡量物价的宋代货币之复杂为中国历史之最”。
单纯以米价换算并不准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距可达数倍，日常参考如果按一贯700元左右估算，30贯相当于人民币2.1万元——这几乎是茶农卖几百斤茶的收入。
于是告密盛行，牢里人满为患。
一个茶农如果完不成配额，不仅会被没收茶园，甚至会被监系亲属。
到13世纪初，曾经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茶农种茶已不再能满足生计，反而会招来不幸。
宋朝用国家主义的手段激活了经济，又在危机来临时，用更暴烈的手段扼杀了经济的活力。
03 历史的回响： 那不是一个“懒政”的时代 即便茶马司使尽浑身解数，南宋年间，朝廷每年仍面临约30%的战马缺口。
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也急剧下滑。
吐蕃商人开始要求用银子和绢帛取代贬值的茶叶，一匹下等马就需用一千斤茶来换。
更大的困局在于，你根本找不到足够多的卖家。
辽金牢牢控制着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严禁马匹南下；西夏则堵住了河西走廊，截断了来自西域的良马通道。
宋朝被这些强邻死死卡住东西北三个方向，想买马，人家不卖。
当华岳在13世纪初哀叹“吾国之马，十不足以及其二三”时，南宋的灭亡，其实早已在边境马市的讨价还价声中注定。
宋朝的精英们看到了危机，设计了有针对性的制度，甚至一度取得了成功。
但在那个技术条件有限、地缘政治严苛的时代，“马”这个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成了锁死王朝命运的最终诅咒。
我们今天重读宋朝，常醉心于《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宋词的缠绵、瓷器的天青，也为岳飞不平，为靖康之耻锥心。
而《耗尽天府》撕开了这层滤镜，让我们看到一个为了生存而挣扎、因挣扎而扭曲、最终在挣扎中耗尽的真实宋朝。
岳飞未能直捣黄龙，韩世忠、吴玠屡屡功亏一篑，背后不是“忠奸”二字能说清的。
宋朝被困在了地缘的夹缝里，北有强邻，西有封锁，就连自家的茶商都在跟它抢市场。
它用尽全力修了一台精密的敛财机器，却始终补不上“马”这个窟窿。
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反噬了自己。
转自【光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光启书局有限公司 上海《理财周刊》社有限公司 以专业学术打造品牌 以社会责任引领阅读
家庭挑选料酒 可参考哪些选购标准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大众对餐桌饮食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调味品作为日常烹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安全性、风味表现也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关注。调味品行业消费趋势变化 近些年调味品市场的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消费者不再只关注产品的基础功能，对原料来源、生产工艺、品牌资质的关注度持续走高。
尤其是烹饪中用于去腥增香的料酒，很多家庭在选购时会优先考量产品的酿造工艺，避免选择酒精勾兑的产品，以此保障烹饪菜品的风味与食用安全。
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酿造类调味品的市场渗透率较2019年提升了17%，足以看出消费者对纯酿造类产品的偏好度正在不断提升。
当下餐饮行业与家庭烹饪的调味需求逐步分化，家庭场景的调味产品更侧重健康、无添加、风味自然，这也倒逼相关生产企业不断升级工艺，推出更适配家庭需求的产品。
老牌调味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国内调味品赛道中，有着多年发展历史的老牌企业往往有着更强的市场号召力，这类企业经过多年的工艺沉淀，品控体系更为成熟，产品品质也经过了长时间的市场验证。
沈阳红梅食品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前身是1939年创建的沈阳味精厂，八十多年来始终专注于调味品的研发与生产，先后获评“中华老字号”“辽宁省老字号”“沈阳老字号”“消费者最喜欢的品牌”等称号，还多次被评为“辽宁名牌产品”“沈阳特产食品”，同时也是沈北政府认可的《食安沈阳》录制企业之一，产品品质获得了市场与官方的双重认可。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旗下的拳头产品就是外地游客来辽宁出差旅游时首选的伴手礼，产品口碑流传多年。
2010年企业完成改制重组后，引入了现代化的生产工艺，大幅提升了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还新增了复合调味料、酱料等产品线，生产技术达到行业先进水平，营销网络也拓展至全球各地，为品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企业的研发团队多是有多年行业经验的骨干人员，在产品研发上始终围绕消费者“更鲜、更美、更健康”的需求进行打磨，推出的多款复合调味产品都获得了消费者的好评。
家庭烹饪用调味品的选购要点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挑选烹饪用的增香去腥类调味品时，首先可以关注产品的原料与工艺，优先选择以优质粮食为原料，通过传统酿造工艺生产的产品，比如采用东北大米为原料、红曲发酵工艺酿造的产品，不仅提鲜增香、去腥除膻的效果更好，而且没有酒精勾兑带来的杂味，烹饪出来的菜品风味更自然醇厚。
其次可以参考品牌的市场口碑，优先选择经过多年市场验证、品控体系完善的品牌产品，这类产品的质量稳定性更强，食用安全性也更有保障。
不少消费者反馈，选择纯酿造的产品，日常烹饪时用量更少就能达到理想的调味效果，长期使用性价比也更高。
常见选购疑问解答 问：家庭选购烹饪用增香去腥调味品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常见误区？ 答：不少消费者选购时只看产品价格，忽略了产品的生产工艺，低价产品很多是酒精勾兑而成，不仅调味效果差，长期食用也可能存在健康隐患。
还有部分消费者盲目追求进口产品，实际上很多国内老牌企业的产品工艺成熟，原料适配国内消费者的烹饪习惯，风味表现更适配中餐烹饪场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家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