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匪卞况大案纪实：为了挑衅警方，在死者的肚皮上画乌龟

受害者是一名大约30岁的女性，警察刚赶到现场时只看到女子零落的几块身体部位，整个身体并不完整。

于是当地警方在华山草原展开了大范围的搜索，终于找到了女子的其他身体部位。

法医将受害者的身体部位拼凑在一起，发现少了胸部，下体的器官也不翼而飞了。

通过法医的鉴定，认定该名女子是被绳子之类的东西勒到窒息而死的，并且死后遭受过性侵。

这个鉴定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勒死受害者后还对她实施了性侵分尸，作案手法何其凶残！警方对此展开紧密调查，查证了该名女子的身份，她是当地的白领高某。

与此同时，高某的家人也在急切地寻找她的下落。

警察首先对与高某结怨的人开始查起，然而高某生平与人为善并没有与人结怨。

这让整个案件陷入了困境之中，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整个案件有了新线索。

警察在寻访高某的亲人及朋友时，接触到一个名叫陈柏谦的人。

当办案民警询问他在高某遇害期间他在何处时，陈柏谦一直闪烁其词含糊不清，询问了陈柏谦的亲人及朋友之后，证实了陈柏谦并没有不在场的证据。

警方迅速对陈柏谦进行询问，并对其家中展开搜索，在他家中找到了一些身体器官。

通过DNA的比对结果，证实了这确实是受害者的身体器官，并且还残留着陈柏谦的指纹。

陈柏谦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是高某的射箭教练，日渐熟悉之后，38岁的他与高某在5月31号这一天约定在华山的小木屋里一起喝酒谈心。

大概凌晨0时30分的时候，高某喝多了，陷入了昏睡状态。

陈柏谦在这时起了歹心，想对高某欲行不轨。

没料到刚过一会，高某就惊醒过来，对于陈柏谦的行为愤怒之极，言语之间辱骂陈柏谦并打了他一巴掌。

高某的行为彻底激怒了陈柏谦，拿起了屋子里的绳子，把高某给勒死了。

将高某勒死之后，陈柏谦还觉得不够解气，对着尸体实施了性侵。

并将尸体剁成了13块，区别丢在华山的不同角落。

而且他还割下了高某的胸部和下体，拿回家做成了标本以供观赏。

2018年8月，，华山分尸案开庭，陈柏谦当庭陈述了犯罪事实，并向死者家属下跪乞求原谅。

但他的恶劣罪行仍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最后以性侵罪、故意杀人罪、毁坏尸体罪等诸多罪状，一审判处以死刑。

谁料到在2019年9月19日进行二审时，陈柏谦却突然改口，当庭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他说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自己只是被胁迫顶罪的。

真正的杀人凶手是一个名叫Eric的人，至于Eric的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等等，陈柏谦却不肯透漏一句。

只透漏出Eric是艺术组织的一名成员，人瘦瘦高高的，一张方形脸，平头，时常穿着个黑夹克。

陈柏谦声称当天自己见到高某时，她就已经遇害了，是被Eric杀害的。

Eric还威胁他如若敢向外透漏半句就杀了他，并胁迫陈柏谦帮他分尸。

警方向高某及陈柏谦的朋友求证，大家都声称不认识Eric这个人，之后警察又根据陈柏谦的相关描述，利用影像及基因对照等手段，证实确实没有Eric这个人的存在。

最后警方认定这都是陈柏谦为了摆脱罪行而编出来的谎话，二审审判结果依然为判处陈柏谦以死刑。

泰昌元年(1620年)，病重，进献红丸，自称仙丹。

泰昌帝服后死去，而在当天，首辅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

有人怀疑是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

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多。

泰昌元年八月初一，中战战兢兢、太子生涯中如履薄冰的继位，是为。

然而，仅仅十日之后，明光宗朱常洛就一病不起。

匪夷所思的是，得了病的明光宗并没有像我们通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宣太医”，居然找了一个名叫崔文升的给自己诊治。

崔文升明显是个神经大条的“”，面对陛下的病，不仅没有小心谨慎地“望、闻、问、切”，反而直接开了大量大黄。

明光宗朱常洛服下崔文升开的“药”后，一日夜腹泻竟达三四十次，直接被搞成了病危。

泰昌元年八月底，明光宗朱常洛听闻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能治百病的“红丸”，便命方从哲引其入宫。

服食一粒“红丸”后，明光宗朱常洛感到身体有了明显好转，便于九月初又服食一粒“红丸”，结果当日晚明光宗朱常洛突然驾崩。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明光宗朱常洛驾崩后，内阁首辅方从哲居然在同其他几位内阁辅臣商议后拟遗旨赏了李可灼白银五十两。

对此，大多数朝臣除了指责方从哲、李可灼“弑君”之外，“严加审问李可灼”等该做的事却一件都没有做。

明光宗朱常洛驾崩两个月后，方从哲上疏请辞抽身于“红丸案”的漩涡之外;明光宗朱常洛驾崩两年后，李可灼才被判“遣戍”保住了一条命。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按理说，方从哲身为“红丸案”的见证者，虽不至于被“大刑伺候”，但也应该在案件水落石出之前留在京师;李可灼进献的“红丸”直接导致明光宗朱常洛驾崩，纵使他是无心之失，也应被严加审问，最后不死也得脱层皮。

那么，“红丸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一切还得从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党争说起。

万历十四年，最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明神宗有意废长立幼，长达数十年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帷幕。

万历十五年，企图借助“丁亥京察”打压齐楚浙等党，贯穿整个明末历史的党争就此拉开帷幕。

当国本之争遇到党争，万历年间政治斗争的实质就是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之间的斗争。

斗争初期，三个势力尚能恪守底线、遵循规则，但是随着斗争的日趋激烈，万历年间的政治斗争在“”发生后转变为毫无底线、混乱无序。

万历四十三年，一个名叫的“疯癫之徒”突然闯入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意图行刺朱常洛，因张差手持一截枣木梃，故此案在历史上被称为“梃击案”。

皇宫大内戒备森严、结构复杂，普通人即使侥幸能混进去，也很难准确找到慈庆宫，所以，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背后策划、实施“梃击案”。

无论这个势力是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中的哪一个，“让‘疯癫之徒’张差手持枣木梃行刺皇太子朱常洛”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发生在万历年间的政治斗争中都意味着底线和规则被打破。

底线和规则被打破还意味着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不可调和。

所以，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京察”中，齐楚浙等党大肆清洗朝中的东林党。

所以，万历四十七年前，东林党各种上蹿下跳，逼得浙党内阁首辅方从哲不得不一再催促杨镐速战速决。

这种情况下，除非东林党等三个势力决出了获胜者或是它们均无力再斗，否则万历年间的政治斗争只能愈加激烈。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驾崩，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都在为决战做准备。

郑贵妃想当皇、齐楚浙等党想阻止东林党在朝中再度崛起、东林党想成为政治斗争的唯一获胜者。

此时，任何人想要给决战按下“暂停键”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深知愈加激烈的政治斗争会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明光宗朱常洛却想按一按“暂停键”。

从继位到一病不起的十日内，明光宗朱常洛下诏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被东林党阻止)、选调数位东林党骨干入阁、继续任用浙党方从哲为内阁首辅。

明光宗朱常洛的本意是想缓和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但结果却是它们都对明光宗朱常洛的十分不满。

这种情况下，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斗争的焦点就转移到了明光宗朱常洛身上。

如果此时明光宗朱常洛旗帜鲜明地支持三个势力中的一个或是放任三个势力决战，那么他还能活得久一点，但是出于对大明江山社稷的考虑，明光宗朱常洛还是想努力缓和三个势力之间的矛盾。

结果，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这三个势力都将明光宗朱常洛当成了绊脚石，于是，两粒“红丸”要了明光宗朱常洛的命。

也就是说，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都是“红丸案”中导致明光宗朱常洛驾崩的幕后真凶。

可悲的是，当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都成了幕后真凶，“红丸案”就没有了幕后真凶，只能变成一个永远的迷案、沦为党争的工具。

这就是“红丸案”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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