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能抵抗生态危机吗？
题图：©️bodam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镜与灯”系列最新推出的一本文学批评：《诗歌的价值》。
本书从当代文化语境出发，考察了一个古老的问题：诗歌究竟为什么重要？
在一个崇尚效率、信息过载的时代，诗歌似乎越来越“无用”。
它无法提高绩效，不能提供明确答案，也拒绝像社交媒体那样迅速取悦读者。
可正因如此，诗歌反而保留了一种稀缺的能力：它迫使我们停下来，重新学习专注，感受复杂，容纳矛盾，并重新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本书中，作者埃里克·法尔奇从当代文化语境出发，考察了一个古老的问题：诗歌究竟为什么重要？他讨论诗歌如何对抗分心文化，如何保存人类情感与记忆，如何让思想与感觉重新联结，又如何在政治、生态与技术剧变的时代中，为人类经验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表达形式。
本书既回顾十九世纪以来的英语诗歌传统，也在当代框架下重审自柏拉图以来关于诗歌价值的经典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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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能抵抗生态危机吗？
文 | 埃里克·法尔奇
来源 | 守望者eye
关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数据：升高的气温、融化的冰川、消失的物种、不断增加的碳排放。
可这些数字越庞大，似乎反而越难进入我们的真实经验。
我们知道气候危机正在发生，却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几十年生命，究竟如何与一个星球几百年、几千年的未来发生联系？这是埃里克·法尔奇在《诗歌的价值》结尾讨论“人类世”时，把问题推向的地方。
法尔奇一直在追问：诗歌如何改变我们的注意力、感受、思考，以及我们理解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方式。
在这本书的结论中，他试图回答，诗歌如何在政治、生态与技术巨变的时代中，为人类经验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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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政治和生态危机的时代，这一论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我们还有一个未来的话，诗歌在关于未来的构想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如果它有一席之地的话）？诗歌长期以来一直是应对大规模文化变革和文明危机的手段——无论我们想到的是从荷马开始的史诗传统，还是在英国内战期间写作的弥尔顿，或是美国内战期间的狄金森和惠特曼，抑或是大屠杀之后写作的策兰——即使这种功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不那么显著，因为完全工业化的全球战争的规模使得它在抒情诗的范畴内几乎变得不可想象。
那些想要思考气候变化之广度的诗人面临着类似的但更为严重的表征危机：人类在“人类世”（这一颇具争议但很有价值的术语，标志着人类活动——主要是化石燃料的开采和燃烧——已经改变了地球系统的历史时期）所引发的地质变化，其时间尺度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的尺度。
尽管在全球变暖和其他形式的环境破坏面前，诗歌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尽管“诗歌无法让任何事情发生”这一点从未如此令人惊愕地清晰明了，而且在遏制人类文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我们的破坏倾向（盲目且蓄意地以几乎一切可能的方式破坏地球）的全球政治斗争中，诗歌也无法立即发挥作用，但诗人们已经开始了一项棘手的任务，即构想对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问题的回应：如果说诗作中内嵌着某种概念上的和预设的未来，那么当未来可能完全破败不堪时，诗人又该如何去书写呢？如果我们面临的危机，尤其是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危机，无法在个人层面上被构想或想象，那么诗歌作为一种始终以人类尺度展开的想象活动，又如何能发挥作用呢？当我们面临着地球及其上大部分生命愈发可能遭遇灾难性剧变的前景时，为什么还有人要花时间在诗歌上？
在世界末日之际追问诗歌的价值——或许过于戏剧化，但依然值得思考——实际上是在追问，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文化或艺术追求究竟有何意义：艺术的想象性行动并不能直接影响排放量、森林砍伐或全球变暖效应的系统性不公，但它们确实有助于塑造一种文化对自身——其过去和未来——的认识。
因此，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未来，是一个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的辅助手段，有助于真正改变我们所走的道路。
作为总结，我将讨论这项议题的两个方面，每个方面都给诗人带来了具体的困难。
第一个问题，我已经提到过，涉及诗歌的时间尺度和时间矢量与地球历史范畴内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之间的深刻脱节。
第二个问题是诗人所面临的问题，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在他的一本书中称之为“自然的终结”，这不仅指出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干预、中断和破坏达到了何种程度，而且意味着一种长久以来塑造我们对自然及其与人类文化关系的认知的观念之丧失：自然是不变的、原始的、本初的和无尽再生的，既完全独立于人类文明，又是一个可得的避世之所。
这种自然观念是诗歌的深层前提之一，不仅适用于自然诗人或生态诗人，也不仅是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后才如此。
这一观念的双重丧失——既不再可行，又始终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对诗人来说，既是一个主题，也是一个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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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灾难频发的时代，考虑到我所提及的种种陷阱，我们需要诗歌做些什么？如果其他写作模式在阐释环境问题、构建有关气候变化的故事以及激励读者采取行动方面做得更好，那么诗歌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而且如果一种常见的诗歌原型——在自然中冥想或思考自然的连贯抒情言说者——在意识形态上被扭曲，那么还有哪些诗歌实践是可行的呢？有趣的是，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认为，诗歌可能比其他文学形式更能展现“环境问题的真实复杂性”：
诗歌的一个优势在于，它脱离了散文叙述的常规限制，更容易表现多样性，乃至矛盾和不确定性，而且这样做并不会让读者觉得缺少清晰的情节。
灵活多变且往往具有多重性的隐喻及其他形式的比喻性语言，在诗歌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使诗歌进一步摆脱了大多数散文所受到的线性叙事结构的束缚。
对克拉克来说，诗歌的复杂性是一种优势，不过显然诗人所能达到的复杂程度是有限的。
后来，他问道：“诗歌的读者究竟有多频繁地愿意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语言空间之中——它展现失控、理解力的局限、个人罪责与共谋，以及无力感？其他能够产生和谐感与适度认知控制感的美学技巧，是否只是幻觉？”那些能唤起“和谐感”的诗作仍有可能是“幻觉”，但那些难懂或复杂的诗歌——“展现失控”的“语言空间”——现在也受到了怀疑。
在这段话之后，他似乎更全面地转变了他的论点：
最有力的生态诗歌肯定是那些能够保持极大的易读性和清晰度，同时又在形式上和技术上具有创新性的诗歌。
最初，诗歌的形式灵活性和密度是一种优势，但随后便受到质疑，于是克拉克试图通过提倡一种既易读又富有创意的诗歌来找到平衡。
那些将自然世界置于熟悉的抒情脉络中的诗歌，即使意识到了人类造成的环境破坏，也往往容易流于“虚幻”，仅为读者提供他们期望从诗歌中获得的那种愉悦——在这种情况下，那也是糟糕的愉悦，因为它只是一种审美化的骗人把戏。
然而，事实证明，实验性的、“富有创意”的作品，比如斯卡佩托内或赖利的著作，过于令人反感：要将文本中层层叠叠、难以捉摸的深意及其对读者提出的巨大要求，与该项目更为明确直接的政治和生态立场一并清晰地加以表述，变得极其困难。
与其专注于贯穿克拉克论述的种种张力，我更想将他对诗歌如何才能最好地应对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犹豫，视为诗人所处困境的体现，这种困境并不限于诗歌的艰深与通俗之分，而是以不同形式贯穿于本书始终。
那些构成诗歌价值来源的特征，以及诗歌借以展现这些特征的形式手段，同时也正是诗歌在面向未来这一更宏大的计划中必须重新构想的内容——而也许，正是这种不断对自身技法与材料施加压力的实践，标示了诗歌可能扮演的角色。
诗歌或许能够描绘出那个易分裂、不确定的空间，在那里，全球变暖和地球历史那难以想象的广度被个体主体所感知——也必然如此——正如玛格丽特·龙达（Margaret Ronda）所言，这一主体的反应很可能是某种“无法化解的情感和令人困惑的感觉”。
如此一来，回到克拉克最初的评价，诗歌之所以能成为思考气候变化这种宏大议题的有用体裁，不仅是因为其倾向于多义性或复杂性，更重要的原因是，诗歌能够展现矛盾冲突。
如果我们仍然很难避免一方面陷入某种跌跌撞撞的贝克特式希望，另一方面又滑向某种宿命论式的空谈或不断退缩的绝望，那么诗歌也许同样能找到方法去描绘那种经验性的卡顿（experiential stutter）——那些彼此不相容的情感与反应正产生于此。
诗歌或许能描绘出在思考一场仿佛既迫在眉睫又遥不可及的文明危机时，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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