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飞进：论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10月12日出版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发表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杜飞进署名文章《论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以下为全文——
论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人文经济学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和引领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学。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
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
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
”这直接提出了研究和发展人文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命题。
人文经济学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用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观点、论断，回答了当代中国需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当今世界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否只有一种模式，发展中国家怎样走出适合自己的经济现代化之路；在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特点的情况下，怎样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今时代，人类应当向何处去，是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是文明歧视还是交流互鉴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文经济学形成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科学阐释的基本原理。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一基本原理，阐明了人文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理论主线、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核心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发展为了人民，阐明了人文经济学研究要把为人民造福作为根本宗旨，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
为此，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推动地区城乡的协调发展，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以高质量、高水平的供给来更加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发展依靠人民，阐明了人文经济学研究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源泉，注重激发人民的创新精神。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阐明了发展经济要与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
要把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目标，持之以恒向前推进。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领导力量的理论
这一基本原理，阐明了要不断完善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完善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新时代，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突出问题导向，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源泉。
其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就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进行的一项重大调整。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且包括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还包括规范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规范政府和市场运行，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高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体制的良性互动、互相促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关系基础。
同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会自己建立和完善，改革开放不会自己向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实践不会自动校正方向、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行，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有强大的领导力量去规划实施、去带领人民深化落实。
因此，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既是一条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人文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
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我国经济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关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原理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内容，是人文经济学的理念遵循和逻辑框架。
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关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理，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具体包括：关于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与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实践联动的原理；关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的原理；关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内在统一关系的原理；关于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和市场关系、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供给和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和区域协调发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治理、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安全等原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原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原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理；等等。
关于人的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互促共进的原理
人文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对待人的态度不同。
西方经济学把人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对人的现代化议题关注不足。
而人文经济学认为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质，人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互促共进。
人的现代化，让经济现代化有了根本价值和社会进步意义，同时也让经济现代化有了更为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更为丰沛的动力。
经济现代化，为人的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为人发展自身、完善自身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和生活空间。
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要着眼于促进人的现代化、满足人的现代化的需求来推动经济发展。
促进人的现代化，也不是一个脱离经济实际的命题，而是要从生产力发展阶段出发，确定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目标。
当前，我国距离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已只有一步之遥。
从世界范围看，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这一节点，增长方式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型转为创新驱动型，人力资本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因而加大对人的投资力度有着战略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为此，要根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特点，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投资于物，筑牢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根基，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通过投资于人，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提高育幼、养老、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持续推进人的现代化，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关于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矛盾运动的原理
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可以相互赋能。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由经济基础决定，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同时，文化既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和人民精神风貌的体现，又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在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运动中，文化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文化和经济发展相背离，就会阻碍经济发展。
正是基于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运动关系，要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价值取向，大力促进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赋能、相融相长。
关于传统和现代更好结合的原理
怎样对待传统，怎样看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已成为各国推进现代化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
”这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把传统和现代更好结合起来，走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实现传统和现代更好结合，也是人文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人文经济学中的人文，包含了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文特质。
例如，儒家强调“义利之辨”，主张“见利思义”，确立了经济活动的伦理边界；提倡“藏富于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蕴含着朴素的共同富裕思想；等等。
这些思想为今天思考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
在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将其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有利于调节社会经济秩序，进一步促进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格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新发展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在今天仍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但其未预见到21世纪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演变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各国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时代特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以开放包容打破隔阂壁垒，以互利共赢超越零和博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就要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凝聚了各国人民期盼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体现了对人类前途命运更具历史纵深的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述七条是人文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主要部分。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文经济学必然会吸收、总结、提炼出更多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形成更为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
可以预期，人文经济学因为有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内核，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之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因为扎根中国式现代化日新月异的创造性经济发展实践，而必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总之，人文经济学是中国的经济学、中国人的经济学，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展开和学理化呈现，加快构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光荣使命。
当人口金字塔颠倒后
近年来，各大统计机构发布的报告，频频将同一个社会现象送上全球头条：在这个星球上，老人的数量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超越孩子的数量。美国人口普查局近日发布的《老龄化世界：2025》显示，2020年至2025年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刷新了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纪录。
并且，全球约七成人口生活在生育率跌破“世代更替线”（即维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数不增不减所需的生育率水平，国际通行标准通常为2.1，即1对夫妻生育2.1个子女）的国家。
这意味着，“老多少寡”不再是偶尔出现的现象，而成为漫长的退潮。
人类社会曾长期维持着一座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塔底是蓬勃的新生儿，塔尖是稀少的年长者。
如今，这座屹立了数千年的金字塔，为何突然倒了过来？ 最直接的原因，是人均寿命变长了。
联合国数据显示，1950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不过47岁，到2025年已升至约73岁。
这背后，与医学的演进、营养的改善以及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场壮观的“婴儿潮”。
战后的和平与复苏，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庞大的一代人。
仅在日本，1947年至1949年出生、被称为“团块世代”的就有806万人；美国“婴儿潮”一代更是数以千万计。
从2010年前后开始，这批人陆续跨过65岁门槛，如海啸般将全球老年人口数量推向新高。
据预测，到2060年，全球每5个人中就会有1位65岁以上的老人，总量将逼近20亿人。
然而，在天平的另一端，“生命的供给”却失重了。
2023年，全球约71%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2.1的国家，而2013年这一比例还只有45%。
许多曾以“能生”著称的国度，生育率也在悄然降温。
印度于2023年刚登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其妇女平均生育数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近5个跌至2025年的2个左右；凭借年轻劳动力众多承接大量产业转移的越南，生育率也从2021年的2.11下滑至2024年的1.91。
显然，低生育率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属烦恼”，而成为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难以回避的共同问题。
每当看到此类数据，人们总会本能地陷入恐慌：“干活的人不够了”“养老金池子要干涸了”“房子和资产没人接盘了”…… 这些焦虑并非杞人忧天。
过去半个多世纪，社会经济狂飙突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口红利之上。
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曾提出“人口转变理论”，描述社会从“高出生、高死亡”走向“低出生、低死亡”的过程。
在这个转变的中间段，恰好会出现一个劳动人口多、抚养负担轻的“人口机会窗口”。
当前人们习以为常的发展模式、就业政策乃至养老制度，本质上都建立在这个“窗口期”的基石之上。
因此，当金字塔倒过来，人们自然会感到焦虑：少子化与老龄化，会给高度依赖人口数量的既有发展模式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但这或许只是一种认知上的路径依赖——人们总是习惯于盯着绝对值的减少，却忽略了在社会结构的另一侧，还铺设着一条质量上的“乘法”赛道。
奥地利人口学家沃尔夫冈·卢茨就对这种“传统算法”提出了质疑。
在卢茨看来，传统抚养比最大的问题是只看年龄，也即把所有老人简单打包为“被抚养者”。
但如果把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引入模型，重新测算欧盟的抚养比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按传统观念计，到2050年，年龄抚养比将暴涨至60%；但若计入实际劳动参与能力，增幅仅为20%；若进一步计入教育水平，增幅居然只有10%。
换句话说，高素质、高健康度的劳动力人群，哪怕人口结构并不那么年轻，其创造的价值也足以抹平年龄带来的困扰。
这样的洞察正被越来越多的实证所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过去10年间，欧洲90%的新增劳动力——即1700多万劳动人口，竟然来自50岁以上的高龄劳动者。
在以长寿著称的日本，这一现象更为显著，“资深员工”正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新主力。
IMF测算，随着健康状况改善，未来25年间，50岁及以上人群在劳动力市场具有高活跃度，平均每年可为全球GDP贡献0.4个到0.6个百分点的增长。
由此来看，长寿本身从来不是社会的包袱，前提是制度能否把“健康寿命”转化为“社会参与”。
如今，这场制度的解构与重塑，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展开。
在欧洲，各国开始尝试用各种精妙的机制摆脱“被动养老”的思维桎梏。
比如，德国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主动养老金”计划：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若选择继续留在岗位上，个人所得税免税额度可以翻番，从1000欧元/月变为2000欧元/月。
专家评估，这一改动将激活数十万退休人员的生产力，虽然短期内政府将面临较大的税收压力，但新增的经济活力与持续的社保资金流入，将在两三年内抚平相关成本。
除德国之外，英国推出国民保险费减免，瑞典公布额外所得税优惠，丹麦推行递延养老金激励……逻辑如出一辙：老人，至少很多老人，压根不是负担，前提是社会能够重新“认识”他们，承认他们的创造力。
在中国，长寿带来的挑战正被转化为庞大的产业红利——“银发经济”不再是纸面上的概念，而变成了最具成长力的新动能。
在北京亦庄的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里，科技展现出了温情的一面。
一楼的智能餐厅里，炒菜、送餐与结算机器人配合默契，老人只需在“健康机器人”前站定几秒，系统就能通过面部识别调取健康数据，推荐更适合其身体状况的食谱；三楼的康养区内，艾灸与按摩机器人则承担起了大量重复性的理疗工作。
智能设备的落地，不仅为长期困扰养老产业的护理人员缺口解了燃眉之急，更撬动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千亿元级市场。
放眼全球，这一赛道的爆发力同样惊人。
2025年全球养老辅助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33.8亿美元，预计到2033年将飙升至98.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4.2%。
长寿时代催生的不再只是养老负担，更是一条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链。
人口金字塔倒过来，并不预示着世界的坍塌，它只是在提醒我们：该重新设计这座建筑的结构了—— 我们需要更好的保障，以维护高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我们需要更稳的地基，靠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与健康寿命来托举经济； 我们还需要更具想象力的空间，让科技赋能银发产业释放新的增长潜力。
回顾历史，人类社会曾数次站在类似的命运十字路口。
农业革命让人类定居下来时，曾有人惊呼土地将耗尽、文明将崩塌；工业革命把农民送进工厂时，曾有人哀叹家庭将解体、人性将异化；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时，亦不乏社会崩溃的“预言”。
但每一次，人类都能化险为夷，正是因为社会制度在巨大的压力下完成了一次次深刻的自我进化。
老龄化绝非文明的危机。
当人类学会以更包容的制度设计去拥抱“长寿时代”，这颠倒的金字塔，终将构筑起一个坚固且有温度的新世界。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杨啸林）
东西问丨从博洛尼亚拱廊到隋唐洛阳城，古城保护理念为何共通？
中新社河南洛阳10月11日电 题：从博洛尼亚拱廊到隋唐洛阳城，古城保护理念为何共通？ 中新社记者 阚力 10月9日至11日，“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第七届世界古都论坛同步在河南洛阳举行，欧洲、非洲、亚洲等地的城市市长、政要、学者展开对话交流。10月9日，参加“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第七届世界古都论坛的中外城市市长、嘉宾等，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参观。
邓小强 摄 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是热门话题之一，也是摆在全球古城管理者面前的难题。
东西方共同的实践证明，“和谐共生”是平衡生存与发展的破题之道。
十三朝古都洛阳，坐拥龙门石窟等世界文化遗产和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
如今，遗址“变身”为考古公园、城市地标和市民广场，成为人人可享的城市会客厅。
古城和谐共生的画面同样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
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自12世纪开始建造的拱廊系统，至今仍是城市公共生活与商业活动的重要空间，供民众遮风避雨、社交聚会。
2021年，当地拱廊系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都会市办公厅主任斯特法诺·马泽蒂在洛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博洛尼亚保护遗产的目标，不是把历史中心变成一座博物馆，而是让它保持鲜活、开放可达，适配民众的实际需求。
博洛尼亚的经验证明，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并非必然相互冲突。
时至今日，当地历史老城依旧是人们生活、工作的地方，聚集商业经济、大学与各类文化机构。
斯特法诺·马泽蒂认为，历史城区应当是年轻人生活、学习、交往、迸发新想法的场所，而不仅是供游客参观的景点。
博洛尼亚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088年。
近千年来，这所学校让博洛尼亚这座历史古城始终充满活力、保持开放。
学生群体、文化活动与公共交往空间是这份活力的重要来源。
斯特法诺·马泽蒂强调，他们扶持新兴文化创意项目，优化公共空间，保障老城对本地居民的可达性。
真正的难题是吸引新一代人群，同时守住塑造城市身份的本真风貌与社会联结。
应天门的入城仪式、洛邑古城的“天女散花”……看到隋唐洛阳城遗址和城市共生共存，古风人潮与年轻身影交织的场景，斯特法诺·马泽蒂感慨道，“我们必须在保护、创新与生活质量之间找到平衡。
” 2026年10月10日，参加“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的多国市长和嘉宾实地探访河南洛阳洛邑古城。
图为外宾在洛邑古城书写毛笔字。
中新社发 邓小强 摄 他认为，数字技术可以提供重要工具，帮助包括博洛尼亚和洛阳在内的所有古城认识、保护与弘扬文化遗产。
他举例说，博洛尼亚正在为城市最重要的中世纪塔楼之一加里森达塔打造数字孪生，支撑结构监测与保护修缮工作。
新技术还可以记录古迹遗存，促进专家之间知识共享；依托数字档案、虚拟游览和交互工具，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也能接触到这些文化遗产。
新技术不能替代实地亲身探访的体验，但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遗产、做好保护，并传递给后代。
如果说斯特法诺·马泽蒂聚焦“如何保护”，希腊伊拉克利奥市副市长艾米莉娅·齐瓦则把话题引向“为谁保护”。
她说，她所在的城市隶属雅典大都市区，根植于古希腊文明，而洛阳则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
两座城市都是建立在古老文明之上的现代城市，保护文化遗产的共同核心，恰恰在于“人”。
2026年10月10日，参加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的各国城市市长和城市代表走进龙门石窟，沉浸式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文脉。
中新社发 邓小强 摄 艾米莉娅·齐瓦说，文化由本地居民承载，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正是通过本地人来体现。
她对洛阳的深刻印象是，把大型考古遗址从单纯的历史遗存，转变为受年轻人喜爱的城市生活空间。
谈及如何让年轻人走近文化遗产，她说，年轻人参与文化遗产欣赏、保护、传承不能只靠课本，理解文化传承还需要“人类学”的视角。
她介绍，伊拉克利奥市政当局始终致力于让居民生活更好，“我们需要用技术，在古老文明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文明”。
对于斯特法诺·马泽蒂和艾米莉娅·齐瓦讨论的话题，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有着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城市与文化从来就是一体两面，前人修筑的城垣、营建的房舍、开辟的道路，化为今天的古迹遗址、历史建筑、文化街区。
一代代人的烟火记忆，汇聚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
关强认为，建立在遗址之上的博物馆，是古都城市的文化生态纽带，是串联大遗址、历史街区、社区生活的文化中枢，古都文脉的活态传承，重在联动融通、聚合成势。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