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到底有多神奇，活像直接挖出山海经，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

1986年7月18日，广汉南兴镇第二砖瓦厂的取土作业面上，43岁的杨永成抡起锄头，一锄下去，虎口震得发麻。

锄刃碰到的东西不像石头，石头没有那种韧劲。

他蹲下去，手指扒开湿土，摸到一块边缘锋利的铜片。

铜片表面裹着绿色的锈，断面却泛着暗红。

他把铜片翻过来，土里还有。

一件，两件，越来越多。

旁边的刘光才凑过来看了一眼，扔下锄头就往考古工作站跑。

工作站里坐着的陈德安正整理探方记录，刘光才推门进来时喘得说不出完整句子，只反复比划一个动作——往下挖，有东西。

陈德安和副领队陈显丹赶到现场时，取土坑的断面已经被锄头削掉了一层。

两人蹲在土坎上看了不到半分钟，陈显丹后来回忆，他当时只跟陈德安交换了一个眼神。

探沟里的土层是夯打过的，夯窝清晰，这不是自然堆积。

砖厂当天下午被叫停，但取土已经吃掉了一截坑口。

那天夜里，考古队第一次在三星堆点起了大灯。

7月的四川盆地闷热无风，蚊子成群扑向灯泡，陈显丹的发掘日记里记着，灯光招来的飞虫糊满了纸面，写不了几个字就得用手抹一把。

他们挖到后半夜，坑底露出了一层象牙。

象牙的表面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象牙白，一根压着一根，像码好的柴垛。

陈德安用手铲轻轻拨开象牙之间的泥土，底下露出铜器的轮廓。

1号坑的堆积结构从这一刻开始变得清晰：最上层是象牙，中间是铜器和金器，底层是玉石器和骨渣。

这个顺序后来被反复验证，8座坑几乎遵循同一套掩埋逻辑，先放器物，再覆象牙，最后倒灰烬封土。

那根后来被称作金杖的东西，出土时并不起眼。

它被压扁了，卷成一团，金皮表面沾满泥土，只有边缘露出一线暗黄。

现场有人把它叫作金腰带。

清理之后称重，463克，展开长度143厘米，厚度不到0.2毫米。

金皮内侧残留着炭化的木渣，手指一捻就碎成黑粉。

木芯早已不在了，但炭渣的纹理还在，顺着金皮的弧度排列，证明它曾经包裹在一根木杖外面。

杖身靠近一端的位置，46厘米的长度内刻着三组图案：两个戴冠的人头侧脸相对，鸟和鱼背靠背，一支箭穿过鸟颈和鱼头。

线条细如发丝，是用双勾手法錾刻的，刻痕深度不超过0.1毫米，稍一用力就会穿透金皮。

关于这组图案，从1986年到现在，至少有三套不同的读法在并行。

一套读作族徽。

鱼和鸟分别对应两个部族的图腾，箭穿过鱼和鸟，意味着两个部族通过联姻或征服合为一体，鱼凫王朝的名字本身就包含鱼和凫两种动物。

另一套读作通神法器。

鱼代表入地，鸟代表上天，箭是工具，人头是施法者，整套图案描述的是巫师借助鱼鸟之力沟通天地。

第三套读法更晚出现，把它放进古蜀宇宙观里，人头居中，鸟鱼分列上下，箭连接两端，是一个微缩的宇宙结构图。

陈德安在现场没有作判断。

他把金杖连同泥土一起用石膏绷带包好，送到成都的实验室。

清理用了将近一个月，金皮展开后，图案才完整显露。

考古队里有人提出，这可能是王杖，因为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商代金器没有一件比它更重。

也有人反对，理由很直接：中原的权杖传统远不如近东和西亚深厚，三星堆的金杖形制在本地没有先例，反而更像从更西边传进来的观念。

这个判断后来被反复讨论，一直没有定论。

2号坑的发掘比1号坑晚了一个多月。

1986年8月，砖厂在1号坑东南方向继续取土，又挖出了铜渣。

陈显丹带人赶过去时，地面上散落着碎铜片和烧土块，取土坑的断面上能看到铜器的茬口。

2号坑的体量比1号坑大得多。

发掘记录显示，2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玉器486件，象牙67根，海贝4600枚。

1号坑的统计是567件，青铜制品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

两个坑之间的数量差距不是偶然，2号坑埋藏的器物等级更高，体量更大，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都出自这个坑。

青铜大立人从坑里取出来的时候，已经从腰部断成两截。

上半身侧倒在泥土里，面部朝下，高冠的一角压碎了。

背部的铜块裂成四五块，底座腐蚀得最严重，铜质已经酥松，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印。

1987年5月，国家文物局指派傅金凯带4人小组到成都修复。

修复方案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用锡焊，低温焊接，因为铜质腐蚀太严重，高温会加速金属的氧化。

焊接之前，修复师用竹签一点一点剔掉断口上的泥土和锈层，露出新鲜的铜茬。

背部缺了一小块，他们打磨了一块同样厚度的铜片补上去，焊缝用锉刀修平，再抹上做旧的颜料。

修复过程中，他们在铜像的内壁发现了燕尾槽孔和小圆孔，这是分铸接铸的物证——铜像的头部、躯干、手臂、底座是分别铸造再拼接的。

修复用了将近两年。

1989年，大立人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通高2.62米，人体部分1.7米，加上底座和高冠，刚好超过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

180多公斤的重量让搬运成了问题，博物馆不得不专门定制了一个钢制底座。

他双手环抱在胸前，一高一低，掌心相对，握成两个空圈。

两个空圈的圆心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连起来是一条弧线。

有人量过空圈的直径，上手的孔径比下手略大，这意味着他握持的东西必须有弧度，而且上端比下端粗。

象牙说的依据就在这条弧线上。

2号坑出土了67根象牙，最长的一根将近1.6米，弧度与大立人双手之间的空间高度吻合。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着一个跪坐的人像，肩上扛着一根弯弯的象牙，姿态和大立人的手势几乎一样。

但孙华提出了一个反驳：大立人的两手掌心并不完全贯通，手窝的直径也不足以穿过一根完整的象牙，而且以他双臂平举的姿态，托举一根几十斤重的象牙站立三千年，从力学上讲不太合理。

权杖说也有问题，金杖的直径只有2.3厘米，大立人的手窝直径比这个尺寸大得多，握不紧。

空着的手，成了三星堆最沉默的谜。

没人能从坑里挖出一件写着答案的器物。

同样出自2号坑的青铜神树，出土时的状况比大立人更糟。

树干断成3截，树枝断成18截，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装了满满一筐。

修复团队在库房里拼了6年多，光管状碎片就有200多片。

拼对的方法很笨：把断口两两比对，纹路对得上的放在一起，对不上的再换。

有的断口锈蚀严重，截面已经模糊，拼错了好几次，拆了重来。

整个修复用了将近10年，最终拼出一棵高3.96米的树，三层九枝，每根枝条上站一只鸟，树干的侧面攀着一条龙，龙身贴着树干盘旋而下，龙尾一直垂到接近底座的位置。

树刚拼好的时候，龙是没有尾巴的。

龙尾的残件一直没找到，断口留在树干中段偏下的位置。

2021年以后，考古队在3号坑和8号坑的堆积中发现了新的青铜残片，经过拼对，确认其中一部分就是一号神树缺失的龙尾组件。

龙尾接上去之后，整条龙的长度超过了3米，从树顶一直延伸到接近地面的位置。

九只鸟的位置有讲究。

它们不是随意立在枝头的，每只鸟都站在枝头末端稍微上翘的位置，鸟头朝向树干的方向。

九枝的分布是三层，每层三枝，围绕树干均匀展开。

这个数字和《山海经》里“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记载对得上，但孙华指出，一号神树的九只鸟加上树顶缺失的一只，刚好凑成十日，二号神树则是纯粹的九日结构，两棵树的树枝形态也不一样——一棵上翘，一棵下垂。

他的判断是，上翘的那棵对应扶桑，下垂的那棵对应若木。

扶桑在东，若木在西，两棵树构成一组东西对称的宇宙坐标。

但当年的发掘报告编写者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一号神树本身就是扶桑，不需要对应另一棵。

社树说、日晕说、通天神树说也在不同论文里出现过。

同一棵树，从不同的角度读，读出的是不同的东西。

树座底下没有刻字的铜牌，树干上没有墨书的题记，一切解读都建立在图像和文献之间的类比之上。

纵目面具的体积比神树小，但冲击力不遑多让。

2号坑出土的这件面具，宽1.38米，重80多公斤，两只耳朵向两侧展开，间距达到138厘米。

眼球呈柱状从眼眶中伸出，外凸长度16厘米。

CT扫描显示，柱状眼球不是整体浇铸的，而是由16组微型榫卯构件嵌套而成，分铸之后再插入面部范模中合铸。

耳部采用嵌铸法，先单独铸好耳朵，再嵌入面部的铸型。

这种分铸插接的工艺在中原的范铸体系中并不常见，是三星堆本地工匠的创新。

面具的方脸、大耳、柱状眼球，在文献里能找到对应。

《华阳国志·蜀志》写蚕丛“其目纵”，一个“纵”字被反复解读了上千年。

有人说纵目就是眼球外凸，有人说纵目是眼睛竖着长，还有人说纵目是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三星堆的实物出土之前，这些说法都只是文字推演。

面具出土之后，柱状眼球成了最直观的“纵目”形象证据。

另有学者从《山海经·大荒北经》里找到了另一条线索。

那里面写烛龙“直目正乘”，直目被解读为眼球直直地向前伸出，与三星堆面具的柱状眼球形态一致。

烛龙是人面蛇身的神，睁眼为昼，闭眼为夜，掌控天地明晦。

纵目面具与烛龙神话的关联，在多个版本的解读中反复出现，但也始终只是一个类比，没有铭文或文献的直接证据把两者钉在一起。

纵目面具出土时，2号坑还清理出了50多件青铜人头像。

它们排列在坑底，面朝同一个方向，多数戴冠或盘辫，面部表情肃穆。

孙华后来把人头像按发型分成了两类：辫发和笄发。

辫发头像的数量远多于笄发，比例大约是4比。

但在从事祭祀仪式的小型铜人像中，笄发人的形象占了绝大多数，辫发人几乎不出现。

这个分布暗示着一种权力分工：笄发社群掌握宗教祭祀权，辫发社群掌握军事和行政权。

古蜀国家的统治结构，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神权与军权分立的双头体制。

海贝的分布也能佐证这种跨区域的物资调动能力。

2号坑出土的4600枚海贝，绝大多数是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北部的深水海域。

这些贝壳的背部被磨平，磨出了穿孔，孔沿光滑，是长期串绳使用留下的痕迹。

印度洋北部的居民用这种贝壳作货币，古蜀人把贝壳磨平穿孔，显然也是在模仿货币的形制。

一个不靠海的盆地，祭祀坑里埋着几千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的贝壳，串绳的磨损痕迹说明它们在入坑之前已经被反复流通使用过。

象牙的数量更惊人。

1号坑13根，2号坑67根，8号坑一个坑就出了400根。

8号坑的发掘负责人赵昊说，象牙和青铜器层层叠压，提取一根象牙平均需要两到三天，因为象牙表面已经酥化，接触空气后迅速开裂，必须用石膏和绷带现场加固。

400根象牙的提取工作，从2022年持续到发掘结束，光是清理象牙就花了一年多。

这么多象牙从哪儿来，学界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来自本地象群。

商代晚期的成都平原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植被茂密，沼泽遍布，适合亚洲象生存。

《山海经·中次九经》写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亚洲象的头骨和臼齿。

另一派认为象牙是舶来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南亚或东南亚运进来的，因为三星堆和金沙的坑里只见象牙，不见大象的其他骨骼。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如果象牙来自本地，为什么只埋象牙不埋象骨？

如果来自外地，运输几百根平均长度超过1米的象牙，翻越蜀道需要什么样的组织能力？

金杖的金料来源也有争议。

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异常高，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矿源在中国境内很少见，有学者认为来自云南东北部，也有学者指向更远的西南方向。

金料的来源没有做系统的同位素比对，目前只能确定的是，金杖的金纯度很高，锤揲工艺的均匀度说明古蜀工匠对黄金的延展性有充分的经验积累。

真正让三星堆的埋藏行为变得可读的，是坑本身的形制。

8座坑的轴向都在北偏东30度到36度之间，排列成三组，每组两坑并排。

1号坑和2号坑在东南，3号和4号在北，7号和8号在中间偏西。

碳14测年显示，3号、4号、6号、8号坑的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公元前1201年到公元前1012年之间，1号坑和2号坑的年代稍早，但差距不大，8座坑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完成的。

坑内的堆积结构高度一致。

以4号坑为例，考古队还原的埋藏序列是这样的：先挖坑，坑底铺一层薄薄的黄土，然后把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按顺序摆放进去，器物之间留有空隙，有的铜尊里面还装着海贝和玉璧。

器物层之上覆盖一层象牙，象牙的方向基本一致，粗端朝坑壁，细端朝坑心。

象牙之上，从坑的东南角倾倒灰烬，灰烬层厚约20厘米，检测显示其中90%左右是竹子的燃烧残留，其余是木炭和烧土颗粒。

灰烬倒完之后，用黄土逐层回填，每填一层就用夯具打实，夯窝的直径大约5到6厘米，排列规整。

最后在坑口覆盖一层纯净的黄土，与周围地面齐平。

灰烬不在坑内焚烧，坑壁没有烘烤痕迹。

这个细节很关键。

如果是在坑内直接烧，坑壁的泥土会被烤成红色或黑色，但8座坑的坑壁都保持着原来的黄褐色。

灰烬是从别处烧好之后运过来倒进去的。

烧的是什么？

4号坑的竹子灰烬指向一个可能：建筑的屋顶。

三星堆的大型建筑用竹子和木料搭建，屋顶可能是竹编结构，外面涂泥防火。

如果神庙失火，屋顶先烧，竹子在高温下炭化，倒塌后与铜器、象牙混在一起，最后被清扫、装运、倾倒进坑里。

这个解释在2026年被正式提出来，但并没有说服所有人。

7号坑的发掘负责人黎海超坚持敌人毁坏说。

他的依据是象牙的埋藏方式：敌人把象牙压在铜器上面，目的是镇住法器，不让它们重新发挥作用。

在古蜀人的观念里，象牙通神通灵，把象牙压在砸碎的铜器上，等于切断了法器与神灵之间的联系。

这种带有诅咒意味的埋藏方式，和单纯的灾难清理不一样。

还有第三种解释，把两种说法拼在一起：神庙先失火，器物在火灾中受损，然后外敌趁乱进入，对残余的器物进行了二次破坏，最后古蜀人被迫撤离，撤离前把残器集中掩埋，埋的时候举行了最后一次祭祀。

这个说法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器物是被火烧坏的，有的器物是被砸碎的，破坏方式不统一。

但同样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袁家院祭祀区废弃之后，三星堆不再有高等级遗存。

相距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繁荣期恰好与三星堆最晚阶段前后衔接。

金沙的祭祀区延续了将近千年，祭祀方式包括浮沉、燎祭等多种形式，器物类型与三星堆高度相似，但规模和等级有所下降。

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的政治和祭祀中心完成了一次整体搬迁。

神庙失火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是迁都的直接触发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资源枯竭、外敌压力、内部权力重组——目前还埋在土里。

青铜大立人的三层衣服上布满了纹饰。

最外层的衣角在身后翘起，龙纹从肩部延伸到下摆，龙首在胸前，龙身盘绕在右臂外侧，龙尾垂在左腿后面。

这件衣服被研究者称为中国最早的龙袍。

龙纹的形态和青铜神树上的龙不一样，神树上的龙是走龙，四肢着地，身体拉长，而大立人衣服上的龙是团龙，身体卷曲成圆形，龙首昂起。

同一个遗址里，龙的形象至少有四五种变体：羊首龙、猪鼻龙、爬龙柱形器上的龙、神树上的走龙、大立人衣服上的团龙。

龙的形象越丰富，说明它越早进入了古蜀人的信仰体系，还没有被固定成单一的标准样式。

联合遗址出土的龙凤纹陶器盖，是另一个方向的证据。

陶盖直径不大，盖顶中央刻画着一只有羽冠的凤鸟，凤鸟昂首站立，翅膀展开。

凤鸟的周围，一条龙卷着尾巴绕了一圈，龙首扬起，龙口张开。

凤鸟和龙共处于同一个圆形构图里，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凤组合纹样。

陶盖是平民墓葬的随葬品，不是祭祀重器，说明龙凤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已经下沉到了普通人的日常层面，不是贵族垄断的符号。

三足陶炊器的发现，给这种下沉提供了更具体的注脚。

这件陶器高44厘米，盘径大约40厘米，三条中空的足呈鼎立之势，足的底端有烟熏痕迹，是长期生火留下的。

盘底和足的内壁应该残留过食物残渣，但1986年的发掘没有做浮选和残留物检测，锅里的东西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在多次采访中提到这件事，语气里带着遗憾：如果当年做了检测，也许能知道古蜀人吃的是什么，用什么调料，和中原的饮食有没有差别。

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大约12平方千米，核心城址3.6平方千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外侧有壕沟。

东城墙和西城墙横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南面以马牧河为界。

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红烧土块大量出土，证明曾经存在规模可观的宫殿或神庙建筑。

目前发掘的面积不到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绝大多数区域还压在农田和村庄下面，没有动过。

考古队从1986年到现在，挖了将近40年，祭祀坑只是整个遗址的一个角落。

金杖上的鱼和鸟，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和一条龙，大立人空着的双手，纵目面具上伸出眼眶的柱状眼睛，几千枚从印度洋捞上来又被火烧过的贝壳，几百根从亚洲象头上锯下来、压在铜器上面的象牙——这些东西被砸碎、被焚烧、被夯土封存，然后被遗忘，直到1986年7月18日那个闷热的下午，一把锄头砸在铜片上，震得一个砖厂工人虎口发麻。

那天杨永成挖出来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块铜片。

他没有留下那块铜片的照片，也没有人记录它的编号。

铜片被考古队收走之后，和后来出土的成千上万件器物混在一起，无法再辨认。

但正是那块说不出形状的铜片，让陈德安在土坎上蹲了半分钟之后，决定叫停砖厂。

那半分钟里他看到了什么，他后来在回忆里没有细说，只提到夯土和探沟。

夯土是人工的，探沟是砖厂挖的，人工的夯土出现在砖厂的探沟里，意味着底下有东西。

就这么简单。

楼兰古国一夜消失，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楼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它像一个传说。

一座突然出现的沙漠古国，曾经富庶繁华，商队云集，结果却在历史里诡异消失。

没有大规模战争记载，没有亡国诏书，甚至连王族后人都几乎找不到。

最离奇的是，后来探险队进入楼兰遗址时，看到的只剩下被黄沙吞没的断墙、枯木和干尸。

它就像被世界硬生生抹掉了一样。

但很多人不知道，真实历史里的楼兰，比影视剧更复杂。

## 一个靠“过路费”活着的国家 楼兰的位置，其实非常特殊。

它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附近，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

西域商队想往中原走，要经过这里；汉朝想和西域各国联系，也绕不开这里。

换句话说，楼兰不是靠种地发财，而是靠“卡交通线”。

谁从这里经过，楼兰就能收税、补给、做贸易。

时间一长，一个原本不大的绿洲小国，竟慢慢变成了西域的重要势力。

但也正因为位置太关键，楼兰很快成了大国博弈里的棋子。

当时最想控制楼兰的，是汉朝和匈奴。

因为谁控制楼兰，谁就等于掐住了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命脉。

## 楼兰最危险的地方，不是沙漠 很多人以为楼兰灭亡，是因为自然灾害。

其实最早让楼兰陷入危险的，反而是“站队”。

楼兰夹在汉朝和匈奴之间，两边都不敢得罪。

今天向汉朝示好，明天又偷偷给匈奴送情报。

表面上左右逢源，实际上却越来越危险。

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开始强势经营西域。

而楼兰，却做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

他们多次截杀汉朝使者。

这件事彻底激怒了汉武帝。

公元前77年，汉朝派傅介子出使楼兰。

表面上是送礼，实际上却带着秘密任务。

宴会上，傅介子突然命人拔刀，当场刺杀楼兰国王安归。

整个过程极短。

等楼兰贵族反应过来，国王已经死了。

随后汉朝扶持新王继位，并直接把国名改成“鄯善”。

很多人没意识到，从这一刻开始，楼兰其实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独立。

## 真正毁掉楼兰的，可能不是战争 但问题来了。

既然楼兰后来还存在，为什么最后还是彻底消失了？ 这里才是最诡异的地方。

考古发现，楼兰后期最大的危机，并不是战争，而是“没水了”。

楼兰所在区域，本来依靠孔雀河供水。

可随着气候变化、河道改道，再加上长期开发，水源开始迅速减少。

绿洲一旦失去水，城市就等于被判死刑。

商队不来了，土地种不了了，人开始逃离。

原本繁华的丝路重镇，慢慢变成了一座被黄沙包围的空城。

更可怕的是，罗布泊地区风沙极强。

很多建筑刚被废弃不久，就会迅速被沙漠吞没。

所以后人才会产生一种错觉： 楼兰像是一夜之间消失了。

实际上，它更像是被环境一点点“杀死”。

## 最令人后背发凉的，是那些遗迹 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进入楼兰遗址时，发现了大量诡异遗迹。

干尸、木简、残破佛塔，还有被风沙埋了一半的房屋。

有些遗体保存得极其完整，连头发都清晰可见。

因为这里太干燥，人死后不会迅速腐烂。

这也让楼兰带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后来甚至出现了各种传言：诅咒、鬼城、神秘失踪…… 但真实历史往往没有神话那么离奇。

楼兰并不是突然被“神秘力量”毁灭，而是一个夹在大国之间、又严重依赖自然环境的小国，最终没能逃过历史规律。

只是它消失的方式，太安静了。

安静到几百年后，人们甚至以为它从未存在过。

## 评论区聊聊 你觉得楼兰真正灭亡的原因，究竟是气候变化，还是被大国长期控制后的衰败？如果你生活在当年的楼兰，会选择继续守着绿洲，还是提前逃离？

黄河三角洲：“取卤煎盐”两千年

白色的是盐碱。

站在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一个特殊村庄——坡家庄，最先留意的就是大片大片的盐碱。

如今，在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沿海滩涂，星罗棋布的盐池成为独特的景观。

在黄河三角洲，盐碱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物质。

它是盐类在地表集积的结果，是黄河冲积、近海返盐、高地下水位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晶。

时值仲秋，在坡家庄东南的这片盐碱地上，一簇簇新生植物正在迎风摇曳。

这片土地非常年轻。

去年，坡家庄遗址发掘工作完成之后，这里刚刚被保护回填，看起来只是一处普通的田野。

然而，这片土地又相当古老。

穿过地表的层层盐碱向下，直到地下五米的深度，新发现了一段跨越千年、填补空白的古代制盐历史。

2024年至2025年，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成功发掘坡家庄遗址。

该遗址成为国内首次通过碳十四测年确定的南北朝时期盐业遗址，并首次完整揭示金元时期的制盐生产单元，实证我国环渤海“取卤煎盐”的生产模式延续了2000多年。

今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东营坡家庄遗址作为重要成果之一发布。

黄河三角洲，是古老还是年轻？如今，透过坡家庄遗址，以及它周边及整个东营的盐业遗址群，关于这片土地的认识还在不断加深。

1公里：从南河崖到坡家庄 一次填补空白的重要考古发现 坡家庄村东南，东距渤海约20公里，南邻小清河。

此前，它的周边已发现多处盐业遗址群。

国内考古界最为有名的南河崖盐业遗址群，距离这里的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

现在，东营原盐采收已告别“人拉肩扛”，实现机械化作业。

2023年底，一项基本建设工程即将在这里开工。

东营联系到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委托其开展工程建设前的考古前置工作，在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的过程中，新发现遗址一处。

“结合团队多年来的考古经验和认知，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盐业遗址。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坡家庄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高明奎说。

此前，高明奎所在团队长期深耕东营地区，开展过东营市盐业遗址考古勘探、广饶县牛家村北遗址考古发掘、利津铁门关等多个项目。

2024年8月，坡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大海捞针，遗址寻盐，绝非易事。

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最先辨识出的遗迹是灶，但仅凭借灶根本无法判定其功能，因为灶既可服务于制盐生产，也可用于日常生活。

2024年秋天，首个关键证据的出现让大家激动不已。

发掘现场负责人杨小博等人发现了一个东西长约6米、南北宽约6.1米的灰坑，里面堆满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红陶支具，堆积厚达0.6米。

“陶支具是盐灶上支撑煎盐盘的构件，这为我们确定制盐单元的空间布局提供了关键线索。

”杨小博解释道，“同时大量发现底部与壁面涂泥的灰坑，为我们判断制盐单元提供了依据。

根据共存的生活用瓷判断，可能延续到了金元时期。

” 循着这一线索，考古队员先后揭露出金元时期的盐井、淋卤坑、储卤坑、盐灶、车辙等制盐遗迹40余个，出土与制盐相关的石碾、陶支具、铁块等遗物。

在距离盐灶不远的位置，还发现了较小口卤水井，由此补齐了金元时期制盐作坊的全部构成要素。

东营坡家庄遗址位置示意图。

2024年12月20日，一场高规格研讨会直接开在了坡家庄遗址发掘现场。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高校、考古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遗址发掘展开热烈讨论。

这次研讨会主要有两个重要意义。

一是专家学者集体确认，坡家庄遗址是迄今为止渤海湾南岸反映金元时期盐业生产、运输等各要素最齐全、最清晰的考古发现；二是建议进一步扩大发掘面积，为研究提供更多确凿证据。

依照专家建议，考古队扩大发掘范围，居然在已发现金元制盐单元的下方，发现了60余口超大型卤水井群。

“这个发现完全在意料之外，起初我们不敢相信。

”杨小博直言，“这些卤水井的内径达到8至10米，我们又探了一遍，在井壁探到了芦苇和木桩。

原来，这些卤水井是以成束的芦苇贴壁圈筑环绕一周，再以等距分布的垂直木桩为经线，上下串联固定芦苇束。

” 从北京大学反馈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井壁芦苇、木桩的年代区间为公元428年至公元560年，确认为南北朝时期卤水井。

由此，坡家庄遗址成为我国首个通过碳十四测年确定的南北朝时期盐业遗址。

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黄河三角洲盐业年代序列的空白，而且串联起商周—南北朝—金元时期鲁北地区海盐技术的演进链条，完善了渤海南岸海盐业发展的时空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中，有杨小博的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王青。

2008年，就在距离坡家庄遗址1公里的绿洲社区南河崖村，王青教授曾主持了南河崖遗址群的发掘工作。

那是我国古代海盐生产遗址的首次大规模发掘，共发现商周时期盐业遗址63处，出土了大批距今3000年前商周时期的煮盐遗存，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

时隔16年，在相距1公里处，师生先后取得填补空白的重要考古发现，这让人很难相信仅仅是偶然。

在坡家庄埋头考古的一年多时间中，杨小博常有种“师徒传承”的感觉。

2000年：南北方不同制盐法并存 关于“取卤煎盐”传统的考古实证 坡家庄遗址发掘工作即将收尾时，项目负责人高明奎作出一个决定：仿照当前遗址发现的遗迹特点和文献记载的工艺，做一场制盐工艺复原实验。

坡家庄遗址超大型卤水井发掘苇编取样现场。

坡家庄所在的黄河三角洲，处于莱州湾南岸第四纪以来形成的地下卤水带。

地下卤水是一种大自然馈赠的不可再生资源，含盐量要比海水高得多。

从近年山东盐业考古成果看，借助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山东环渤海地区古代先民制盐的原料始终是丰富的地下卤水，这与南方“煮海煎盐”的传统截然不同。

坡家庄遗址的发现，揭示了南北朝至金元时期制盐生产工艺的流程，然而，这些推论均参考自文献记载，超大型卤水井是如何建造的？卤水是怎么取的？煎盐的废弃物怎么处理？……还有许多疑问需要搞清。

2025年夏天，一场由“老中青”三代考古队员共同参与的复原实验正式启动。

考古队员历时一个多月，复原了直径10米的卤水井，制作了简易的涂泥坑和盐灶，把地下卤水泼洒在事先铺设的草木灰上，再把草木灰和盐土收集起来放入淋卤坑中，过滤出高浓度卤水。

最后，又历时一周，把卤水放入平底铁锅煎煮成盐，成功提取了盐粒。

实验结果证实，这一流程，与元代制盐典籍《熬波图》的记载比较吻合。

与此同时，古人营造大型卤水井是有意识的集体行为，草木灰对卤水含量具有提高作用，考古发现的长方形坑为淋卤坑，圆形坑为储卤坑。

检测数据则显示，卤水井内与涂抹红黏土的涂泥坑内堆积的氯离子含量相近，部分淋卤坑或储卤坑的氯离子数值高于卤水井；淋卤坑或储卤坑等遗迹的氯离子含量普遍高于自然地层，这直接证实了它们为制盐环节中的重要遗迹。

清理的南北朝时期卤水井。

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复原鲁北地区古代制盐工艺，尚属首次。

经过以上工作，坡家庄遗址发掘团队成功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延续2000多年的生产模式传统。

自商周时期起，渤海湾地区就已出现地下卤水井和盐灶，历经南北朝至金元时期，“取卤煎盐”的技术传统一直未变，与江苏沿海、浙江海岛近年盐业考古呈现的技术传统明显不同，揭示了我国东部沿海海盐生产南北两个传统2000年并行发展的史实。

“坡家庄遗址发掘团队坚持聚落考古课题意识、多学科联合工作模式，在沿海地区首次搞清了元代制盐作坊的聚落布局和煮盐工艺流程，是我国近年来海盐考古的重要突破。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王青对坡家庄遗址的发掘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肯定，他说：“这次考古发掘形成了适配沿海地区历史后期盐业考古的研究路径，对科学阐释海盐生产史及盐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时空交叠：一粒盐与一座城 黄河三角洲千年盐脉今犹在 凌晨四点半，第一拨工人走进东八路制盐工区，开始当天的第一道工序——“活茬”。

他们用耙子把蒸发池内已经结晶的盐翻个儿，等太阳升起时，盐粒就能一颗颗接受阳光的曝晒。

这里是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高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七个制盐工区之一。

这家始建于1959年的公司，是农高区内以盐业生产、盐化工及新能源开发为主业的国有企业。

坡家庄遗址发掘的金元时期制盐产生的钙化物。

“相比古代制盐工人，现在的制盐工人基本告别了‘取卤煎盐’的辛劳，机械化操作贯穿全程。

”公司办公室主任刘砚青一边介绍现代制盐工艺的流程，一边盘点今年的收成：“再过几天，‘秋茬盐’就会迎来丰收，今年预计产量3万吨。

其中，工业盐主要供给东营的大型盐化工企业，食用盐则会销往东北、福建、广东、广西等全国各地。

” 可以说，从商周直至当代，黄河口的盐业历史从未中断，形成了我国沿海地区罕见的“历史长、无断代”的盐业发展史。

坡家庄遗址发掘期间，杨小博和团队曾两次到农高盐业集团考察现代制盐工艺，刘砚青是他们的接待人员。

巧合的是，从事盐业已35年的刘砚青正是坡家庄人，是东营盐业一路发展迭代的亲历者。

金元时期陶支具。

在刘砚青的童年记忆中，坡家庄附近的广饶盐运站一度是向外运盐的“中转坨基码头”，长辈们常常肩挑马拉将盐集港送上拖驳船，经小清河运往济南黄台等地。

街坊邻居中，多有青年才俊在广饶盐场上班。

受父辈和街坊影响，长大后的刘砚青，报考的是广饶技校的制盐工艺专业，毕业后从事的也是盐业生产。

地下，遗址不断“说话”。

依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成果，东营已登记盐业遗址200余处。

坡家庄遗址被评为“2025年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刘砚青把新闻链接转发给“90后”的女儿，留言说：“咱老家也是有历史文化底蕴的！” 地上，盐田持续运转。

目前，东营市已建成原盐产能43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能的4%，占全省的16.3%。

东营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烧碱、苯胺、甲烷氯化物、食品级双氧水和氯乙酸生产基地，被国家和省确定为重要盐化工基地，盐化工产业已成为东营市支柱产业之一。

盐灶内出土的金元时期陶瓷器碎片。

去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坡家庄举办了一场公众考古活动。

居住在附近的20余名群众受邀走进遗址现场。

当巨大的卤水井、涂泥坑一一呈现在眼前，大家感叹：“古代人民是非常有智慧的，东营是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的。

要好好保护脚下的土地，保护东营的文化和历史。

” 眼下，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正在建设一处盐文化展示区，将通过实物展示、场景复原等方式，打造当地盐业遗址保护与盐文化传承的一扇窗口。

不舍昼夜的海陆博弈，沧海桑田的时空变迁，将黄河三角洲塑造为一片盐文化的“绿洲”。

“从考古学的角度，黄河三角洲，地下全是宝贝。

这片土地承载的历史，远比想象中更加深厚。

”杨小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