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年前，公开发行过一本书，名字叫“朱元璋：权力的野兽”，封面将朱元璋画成青面獠牙，十分狰狞恐怖，突出朱元璋的“野兽”之性，仅从书名与封面可见作者对朱元璋的否定态度。

然而2026年，朱元璋的风评逆转，甚至高过历代明君典型代表的李世民，那么朱元璋风评为何能高过李世民，背后原因到底何在？接下来，就此话题谈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互联网的去中心化

其实，这个话题首先应该是中国教育普及的成功，其次才应该是互联网去中心化。

互联网时代，想要逆转某些话题，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前提是人民普及教育，本篇将之省略。

过去，舆论生态是中心化媒体主导，全国有全国性的中心化媒体（电影、出版社等也属于媒体），地方有地方性的中心化媒体，这些媒体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上面发表的文章可以引导相关舆论。

因此，过去舆论生态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掌握相应中心化媒体即可。

比如，某个历史专家写一篇否定朱元璋的文章，刊登在全国性的媒体上，普通人只能被动接受，除了写“读者来信”（刊不刊登要看编辑），几乎没有发声反驳的机会。

十多年前，百家讲坛某个专家被掌掴事件，其中原因之一就与普通人没有发声机会相关。

但如今不同了，互联网去中心化，尤其如今处于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都有发声的机会，甚至还可能成为中心。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尤其如今自媒体发达的时代，和普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两者叠加，是朱元璋风评好于李世民的前提条件。

其实，除了朱元璋与李世民的风评，近年如火如荼的西史辩伪，也与之相关。

过去，西史如何的主导权掌握在少数专家手里，他们不管说的有没有道理，大家都只能听，但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时代，一切都不同了。

其次，评价视角出现逆转

谈这个话题前，先看一个诡异的历史现象：夏商周秦汉唐宋的开国后，有没有权贵贪污腐败、欺压鱼肉百姓？答案肯定是有，但为何史书鲜有记载，皇帝鲜有治其罪的？

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皇帝主要不是站在百姓一边的，只要皇帝会纳谏、搞好君臣关系，那么皇帝名声往往就很好。

对于贪腐，《唐律》里有“六赃”定罪，贪到一定数额会被判杖刑、流放甚至绞刑，但李世民真正执行的很少，或者说处罚很轻。

比如，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污被免官，想要恢复官职，在魏征劝谏下，李世民没有恢复他的官职。

仅仅如此而已，并未实际判刑。

对于欺压百姓、贪污腐败分子，李世民往往网开一面，那么这样的权贵官员最终会说李世民坏话吗？于是，史书上的李世民很完美，是文人士大夫权贵眼里的明君。

但朱元璋却不同，他对权贵官员欺压百姓、贪腐等的行为深恶痛绝，甚至百姓能依据“大诰”，将贪腐官员绑起来送到京城。

在朱元璋时代，夸张一点可谓官不聊生，文人士大夫也没办法作威作福。

如此，官绅能喜欢朱元璋才怪，能为朱元璋说好话才怪。

因此，朱元璋可谓是中国封建时代帝王中的最大异类，最偏向百姓的一个皇帝（真正站在百姓一边的是新中国教员），他对官绅的很多行为，其中或有一些政治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官绅自身问题，被朱元璋处罚的很多所谓功臣，其实都存在欺压百姓、贪腐、跋扈等问题。

对于百姓来说，朱元璋和李世民谁更好，答案一目了然，但因为过去长期受史书影响，还有清朝在其中的扭曲，让中国人没有反应过来，站在帝王将相官绅的角度评价李世民和朱元璋，如今时代不同了，百姓觉醒，发现站在百姓视角来看，相比李世民，朱元璋才是更为百姓的皇帝，更值得百姓共情。

笔者认为，这也应该与教员相关，因为如今大家发现教员真正为民，以此为标准衡量，回头再看历代帝王，自然也会醒悟过来，重新审视李世民与朱元璋。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身份共情、民族叙事、辫子戏被衰弱等原因。

夏商周秦汉唐宋，本质上属于“禅让”，只不过是权贵阶层内部的禅让，李世民与李建成之争，属于关陇集团内部权争，刘邦项羽属于不同权贵集团间的权争，但明朝朱元璋却不同，他来自真正社会底层，痛恨贪官豪强、设立养济院等，今天普通百姓自然更能与之共情。

辫子戏问题与民族叙事，这两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懂得都懂吧。

因为过去三百年来，华夏和明朝一直被贬低打压，因为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又是恢复华夏的典型代表，于是被后来者各种妖魔化，如今曾经被低估被妖魔的朱元璋在慢慢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即他本来就是千古一帝。

总之，朱元璋风评超过李世民，不是孤立的原因，不是人为的吹捧，而是历史真相的回归，但更是人民的觉醒。

末日就在下个月13号？66年前《科学》论文的惊人预言与真正启示

要是告诉你，有一份顶尖学术期刊白纸黑字预言过人类的＂末日时刻＂，而这个时刻就在今年11月13日——离现在也就两个来月，你信吗？这不是街头小报的噱头，而是1960年11月发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正经论文。

论文的主笔叫海因茨·冯·福斯特，奥地利维也纳人，二战后到美国落脚，在伊利诺伊大学做物理和控制论研究。

跟他署名的还有两位同事，一位叫莫拉，一位叫阿米奥特，都是电气工程系的。

三个搞工程的人跑去算全人类的＂寿命＂，光这个画面就够奇怪。

他们的办法说起来也不复杂。

手头攥着过去两千年里断断续续的二十几个人口数据，画成一条线，用方程去套。

套出来的曲线不是普通的那种慢慢上翘，而是在某一天突然冲上天——分母变成零，人口数值直奔无穷大。

那一天，就是2026年11月13日。

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日子？这里面藏着点小玩笑。

11月13日，是冯·福斯特自己的生日。

那天如果他还活着，正好115岁。

再加上这天恰逢西方人忌讳的＂黑色星期五＂，整件事看起来就像一位老派科学家对自己开的黑色玩笑。

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还登台变过魔术，骨子里确实有戏剧细胞。

要理解他的推算，关键是分清两种＂猛＂。

一种叫指数增长，比方说每年涨2%，看起来一年翻一截，可增长速度本身是固定的，再怎么滚也到不了无穷。

另一种叫双曲线增长，连增长速度自己都在加速。

打个比方，一辆车不仅在跑，油门还被人越踩越深，总有一刻突破极限。

冯·福斯特那套公式玩的就是后一种。

背后的逻辑听起来还挺有道理：人多了，脑子多，发明多，粮食和医药跟着往上走，又养得起更多人。

只要这个循环不被打断，终点必然撞墙。

他把这面墙的日期算到了小数点以后，精确到了那个星期五。

论文一出，学界的反应用现在的话讲叫＂炸锅＂。

有人口学家写信到编辑部，说这是＂数学游戏＂，不值得当真。

冯·福斯特不服气，一一回信辩驳。

几个来回下来，这场笔战反倒给这篇论文做了最好的广告，让它在往后几十年里被人反复翻出来说。

七八十年代，实际人口和他方程算出来的数字差不多能对上，有时候甚至稍微偏低一点。

真正开始脱轨，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

实际人口数一年比一年落在公式后面，差距越拉越大，到今天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把今天的现实套回那条曲线会怎样？按1960年那套方程推到2024年，全球人口得有七百多亿。

而联合国在《世界人口展望》里给出的真实数字，是82亿多一点。

到2026年中，这个数字大致爬到83亿。

一个预测，一个实况，中间差了快十倍。

曲线没有一直冲上天，是因为生在曲线里的人，自己变了。

生活好了，城市大了，女性读书的多了，避孕也普及开，愿意多生的家庭越来越少。

更关键的是，婴儿不再轻易夭折，老一辈人靠＂多生几个保险＂的那套盘算，自然而然就淡了。

日本、韩国、意大利这几个国家的生育率长年在一点出头徘徊，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

中国的总人口也从几年前开始出现下降。

联合国的新版预测认为，全球人口大概会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触顶，大约103亿左右，之后慢慢往下走。

说回那位冯·福斯特本人，他真以为世界会在2026年玩完吗？翻一翻当年的采访就知道了，1960年11月那期《时代》周刊里他讲得挺清楚：没人指望66年后真会出现无穷大的人口，这个公式本质上是一记重锤——按老路子走下去，撞墙是迟早的事。

他本来就是控制论的开山人物之一，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社会这台＂大机器＂能不能自己调节。

数学算出＂无穷大＂，等于在明晃晃地告诉所有人：这条路走到头是死胡同。

至于最后是人类主动踩刹车，还是让饥荒、瘟疫、生态灾难替人踩，那是另一回事。

这篇论文真正留下来的东西，不是那个具体日期，而是那句＂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

十几年后，罗马俱乐部那份轰动全球的《增长的极限》报告，走的其实是同一条思路。

两边想说的都是：数学里的曲线可以画到天上，现实世界的资源却是有底的。

对2026年的我们来说，这件旧事更像一面镜子。

把今天的数据画成一根线，然后顺着这根线使劲往后延伸，是最省事也最唬人的预测方式。

眼下关于人工智能几年后＂全面超越人类＂的论断、关于气候灾难时间表的推演、关于房价和经济的各种长周期判断，骨子里用的都是同一招。

现实偏偏不走直线。

人会变主意，技术会开新门，政策会拐大弯。

1960年那条凶巴巴往上冲的曲线之所以没冲到底，不是因为方程算错了，是因为活在方程之外的人，自己改了剧本。

这才是最该琢磨的地方。

明朝“天子守国门”的背后：更多是对靖难之役后遗症的修订

很多人赞叹明朝“天子守国门”——定都北京，距离蒙古各部的游牧区很近，京城和边境线距离不远。

但是，多数人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是明朝皇帝对靖难之役后遗症的一种修复。

高级程序员朱元璋 我在很多文章里说过，我说每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其实都是“高级程序员”，因为他们都会对前朝的制度漏洞进行修复。

朱元璋开创明朝的时候，华夏文明在制度上已经高级成熟，并且，交通技术方面比照之前的朝代，也有了很强的积累。

朱元璋从一个乞儿、和尚出身的人，在元末乱世能够打开局面，横扫群雄，也必然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

所以朱元璋在制度设计这块，结合之前朝代得失，做了一系列修复和设计： ——中央层面，为了杜绝南宋、元朝那样出现权相压迫天子，朱元璋废掉丞相制度，皇帝集皇权和相权一身。

这导致整个明朝基本上没出现真正意义的权臣。

所以我记得高中历史教科书提过，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巅峰，差不多就是这时候开始的； ——外患方面，朱元璋吸收前朝教训，推行塞王制度，同时定都南京。

因为胡人的地盘是长城以北。

而明朝定都南京，距离塞外很远，胡人想复制永嘉之乱、江陵士祸或者靖康之耻很难。

当然朱元璋也知道，距离不是问题。

所以才分封朱家人为塞王，在明朝直辖区和胡人地盘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带，功能这块类似唐朝的节度使，胡人想攻击明朝直辖区，先得越过这些缓冲带。

当然，唐被节度使灭掉的例子朱元璋也想到了，所以，塞王都是自家人。

此外，地方治理和预防民变，朱元璋也有应对章程。

其实我如果是朱元璋，我也不会觉得明朝的统治危机在哪？这制度执行下去，明朝想灭亡都难。

2、朱元璋预料之外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人算不如天算。

宛如地主家大概率会有个败家子后代一样，朱允炆就是这样的例子。

朱允炆登基没几天就疯狂打击藩王，结果引发内战。

最终在内战中，朱允炆下台，我怀疑是死了，只不过是朱棣秘不发丧。

而朱棣做了皇帝以后，深感南京这地儿，建文朝廷的残余势力太大，所以又迁回北平行在——也就是在自己的大本营才放心。

当然那时候明朝的首都名义上依旧是南京，北平只是行在。

当然朱棣也是个优秀的程序员。

朱老四接盘了明朝管理权以后，觉得塞王也不放心，于是开始改革宗室制度，从此以后，朱家宗室开始了废物化发展。

朱棣死后，之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也一度犹豫要不要迁回南京。

但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北京。

3、天子守国门 朱允炆垮台和塞王制度的取缔，是朱元璋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同时，对于明朝皇帝来说，靖难之役的后遗症需要解决：塞王没了，北边的防务咋办？如果皇帝在南京，北方的边事很可能松弛（如果边将啥事儿都得派人去南京请示，很耽误事儿），万一胡人逐渐在北边攻占州府站稳脚跟不走了，那明朝岂不是会重演两宋的悲剧？可如果学唐朝，搞节度使制度，那也是不行的，毕竟朱棣不就是事实上的节度使么？朱家人当节度使和外人当节度使，对朱家皇帝来说，都是一样的隐患？ 所以，唐朝的经验得防备，宋朝的经验也不能重演。

于是明朝皇帝能做的，就是亲自坐镇北方边境，这样可以最高效调度各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抵御胡人南下。

于是有了天子守国门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