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冷知识-君主专治官制的确立

战国中叶，那是封建制度悄然兴起，奴隶社会逐渐没落的过渡期。

旧有的为奴隶制服务的规矩，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抛弃，新的政治秩序应运而生，预示着统一的封建国家即将诞生。

顾炎武曾用寥寥几笔，勾勒出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宛如一幅历史长卷：春秋时，礼仪和诚信尚存，而到了七国时期，人们早已不提礼与信；春秋时，人们敬奉周王室，而七国却彻底否认了王室的存在；春秋时，盛行祭祀和宴请，而七国则全然无此举；春秋时，尚论宗族和氏族，而七国却再无相关言论；春秋时，文人吟诗作赋，而七国却早已销声匿迹；春秋时，民众尚能上书谏言，而七国则早已失去这种渠道。

国家之间互不信任，士人也随主而迁，这甚至不必等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文武之道就已经走向尽头了。

（《日知录·周末风俗》）

春秋时期，贵族家族内部盛行家臣制度，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然而，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一些诸侯国中出现了新的官吏，他们不再享有封地，而是以粮食作为俸禄。

孔子曾担任鲁国的司寇，每年能得到六万石的俸禄；后来到卫国做官时，同样获得了六万石的食邑；他甚至任命原思为宰，并赐予九百石的粮食（《论语·雍也》）。

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官吏性质的家臣制度，便逐渐演变成了具有更系统性的封建官吏制度。

相将制度的横空出世，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标志。

各国纷纷在国君之下建立起以相将为首的一套完善的官僚体系，作为统治的利器。

《尉缭子·原官》中提到：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这标志着各国卿大夫同时掌握权力与兵权的局面，已经彻底改变。

相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最高长官，又被称为相国、丞相、宰相或相邦，是百官之首。

《荀子·王霸》中亦有相是百官之长的说法。

最初，相只是诸侯朝会时辅佐行礼的官员，宰是卿大夫的家臣，家宰管理一家的政务，邑宰掌管一邑的政务。

但在春秋时代，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冢宰、太宰或相，他们总领百官，但这些仍是卿大夫的世袭官职，与后来的相职已不可同日而语。

将则是统帅军队的军事长官，也称将军、上将军或大将军。

将军的地位仅次于相，最初的将军称号源于晋国的官职，当时的卿大夫不仅拥有政治权力，还掌握着自己的宗族和私属军队。

然而，随着战国时代的到来，统治范围的扩大，官僚机构的日益复杂，以及常备军的建立、征兵制度的推行，战争规模的增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文武分家的趋势不可逆转，于是相作为文官的首长，将作为武官的首长，应运而生。

齐威王时期，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田忌、申缚则担任将领；魏惠王任用惠施为相，庞涓则为将；赵惠文王则任命蔺相如为相，廉颇为将，这一现象成为了战国时期政治格局的显著特征。

在秦国，设立相职的时间相对较晚。

商鞅变法时，他担任的大良造便是当时最高的官职。

直到公元前328年，张仪才被任命为相，秦国才正式设立了相位。

公元前309年，秦国又初置承相，甘茂被任命为左丞相，樗里疾被任命为右丞相。

值得一提的是，秦国设立相职初期，张仪、甘茂、樗里疾等相国不仅统领军队，还亲自参与作战。

在设立相职之后，大良造的职能变成了军事指挥，白起凭借屡建战功，被封为列侯，官职仍为大良造。

至于将军的设立，则要追溯到秦昭王时期，魏冉被任命为将军，负责警卫都城咸阳。

与秦国不同，楚国一直没有设立相职，而是沿用了春秋时代的官制，以令尹为最高官职，相当于相。

楚悼王变法时，吴起曾担任令尹，楚考烈王时期，黄歇（春申君）也曾执政。

据《韩非子·存韩》记载，李斯上书韩王时曾提到：壮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

荆令尹患之，这表明在战国末年，楚国的执政官仍然是令尹。

与此同时，楚国也没有设立将军的官职，而是设置了柱国、上柱国的官职，相当于干将。

公元前308年，秦攻韩之宜阳时，楚国派遣柱国景翠前去援救，可见柱国是楚国最高的武官。

除了相和将之外，战国时期还设立了负责专门事务的尉和御史。

尉是次一级的武官，其职责是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主要负责选拔和任用官吏。

后来，赵国在将军的领导下，又设有国尉、都尉，秦国也在大良造的领导下增设了国尉一级。

秦国统一中国后，太尉经常掌管全部军事事务，其职能便源于国尉这一官职。

御史则是一位协助国王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官，他们负责处理一些特殊的事务，例如接受别国使臣进献的国书。

在群臣宴会上，御史往往会在国王的侧旁，履行执法在傍，御史在后的职责；两国君主会面时，御史也会在旁记录。

秦国统一后，三公中的御史大夫兼具秘书和监察的职能，这正是战国时期御史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战国时期，郡县制度逐渐兴起，成为地方行政组织的重要形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边境地区也逐渐繁荣，郡由于面积过大，其下逐渐分置了若干县，这种县隶属于郡的制度，最初在三晋国家盛行。

例如，魏国的上郡有十五个县，公元前328年，魏国将上郡的十五个县归属秦国；赵国的上党郡有二十四个县，代郡则有三十六个县。

秦、楚、燕三国也效仿三晋的郡县制度。

燕国在昭王时期设立的上谷郡有三十六个县；公元前248年，秦攻取赵国的榆次、新城、狼盂等三十七个城，设置了太原郡；公元前242年，秦攻取魏国的酸枣、燕、虚、山阳等城，并兼并了卫国的濮阳，设置了东郡。

只有齐国没有设立郡，而是采用了一种类似郡的都的制度。

齐国共设了五都，每都驻扎着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常备兵，即所谓的技击，也称作持戟之士，因此有五都之兵。

在对外作战时，五都之兵往往会充当主力。

都的长官称都大夫，既是都的行政长官，又是五都之兵的主将。

临淄、平陆、高唐就是齐国这种与各国郡类似的都。

即墨、莒也当是五都之一。

齐国攻打燕国时，会派遣五都之兵，这正是其行政建制的体现。

由于郡承担着防卫边境的责任，郡的最高长官被称为守，也被尊称为太守。

太守通常由武官担任，因此《韩非子·亡征》曾将出军命将和边地任守相提并论。

郡守拥有征发一郡的壮丁出兵的权力。

例如，公元前250年，秦国曾派遣司马错征发陇西郡的兵卒，并联合蜀郡的兵卒攻打楚国的黔中郡。

又如公元前229年，秦国大举攻赵，王翦统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则率领河内兵围困邯郸城。

这里提到的将上地指的是统领上党郡的兵卒，将河内指的是统领河间郡的兵卒。

在战国时期，县已经非常普遍，凡是有城市的都邑，几乎都建立成了县。

因此，史书上的县和城常常可以互换使用。

只有秦国在战国初期尚未普遍设县，所以普遍设县成为了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

县的官吏组织主要包括县令、丞、尉。

县令是县的最高长官，丞负责民政，尉负责军事。

魏国等在县令之下设有御史，同样兼具秘书和监察的职能。

韩国则设有司寇，负责主管刑法。

秦国更加细致地设置了县啬夫、县司空、县司马以及治狱、令史等。

秦国还同时设置了与县并立的道，道下设有啬夫等官职。

在县之下，又分设有乡、里、聚（村落）等基层组织。

乡的官吏有三老、廷椽等，里则有里正。

在县城和乡里中，还设置了伍、什等编制，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伍长也称伍老。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的各国诸侯国，从国到郡，从郡到县，再到乡，构建了一个完备的统治体系，将权力牢牢地控制在每一个角落，共同谱写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