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名进士竟全由南方人包揽？揭秘明朝南北榜案，真相让朱元璋震恐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
一场科举放榜，为何会让年近古稀的开国皇帝脊背发凉？五十一名进士清一色出自南方，究竟是文坛盛事还是政治阴谋？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明朝初年的洪武四大案，而在明太祖洪武年间，除了这四大案之外，还有一件非常著名的大案。
这一场大案虽然处理结果的血腥程度远不如洪武四大案那样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更加深远和长久，远在四大案之上，这就是所要谈论的南北榜案，也可以算是分省录取政策的一个历史源头。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是大明王朝三年一度的科举之年，而这一年的科举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大明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三甲五十一名进士，无一例外全都是南方人，一个北方人都没有。
而主持这次考试的正主考、翰林学士刘三吾是湖南茶陵人，也是南方人，所以落榜的北方考生集体上告，指责刘三吾故意偏袒南方人。
明太祖听说此事之后，就命令翰林院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另外带上几名官员去重审试卷，看看有无差错和遗漏，酌情补录一些优秀的北方考生。
除了这几位新的副审考官之外，明太祖还让原本的考官以及几个新科进士都跟着一并参加第二轮的重新阅卷。
结果第二轮阅卷完毕，张信上奏明太祖，说他们已经反复查阅了这次落榜的所有北方考生的试卷，很多都是文理不佳，此次录取并没有问题。
为了佐证这个说法，张信还专门挑出了几份试卷，一并呈给了明太祖。
参与补录的新科状元还说，这些北方考生在答卷中还有犯禁之语，对皇上不敬，没治他们的罪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这样的水平还想中进士。
所有参与补录的官员和新科进士之中，除了戴彝、新科榜眼尹昌隆以及另外两名新科进士表示自己发现了几份还不错的北方考生答卷、应该补录之外，其他人全都一口咬定这一科的北方人真的都不行。
明太祖读完了张信等人的奏报，立刻做出了裁决：张信等二十余名参与阅卷或者复审的官员，都是之前因为谋反罪被处死的宰相胡惟庸、大将军蓝玉的余党，所有这些人一律凌迟处死。
至于剩下的参与阅卷和复审的官员以及参与复审的新科进士们，除了那几位建议朝廷补录北方考生的不予追究之外，其他所有人流放戍边；正主考刘三吾原本也应处死，但考虑到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而且刘三吾原本是元朝的湖广行省靖江路儒学副提举。
后来明军打到广西的时候他归顺明朝，很得明太祖的信任和尊敬，所以明太祖对他法外开恩，减罪一等，发配戍边。
之后明太祖召集了这一科所有落榜的北方考生，由皇帝本人亲自又主持了一场考试，录取了其中的六十一人。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南北榜案。
从表面上来看，南北榜案似乎真的是一场冤案，因为最初北方落榜考生检举主考官刘三吾偏袒同乡的说法，其实并不可靠。
事实上在这场南北榜案里，当时大明两京一十三省之中最吃亏的恰恰是刘三吾老家所在的湖广省。
因为第一次南榜的时候并没有湖广考生被录取，而等到第二次北榜的时候，湖广又因为地处南方而不在补录之列，最后洪武三十年会试南北两榜都没有湖广人。
而且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如果刘三吾真的在主考的时候徇私舞弊，那么以明太祖的精明和狠辣，绝不可能放过他。
之前刘三吾的女婿和外孙就是因为卷入了蓝玉案而被处死的，所以要说这是蓝逆余念，刘三吾绝对是所有人里面证据最确凿的蓝玉余党。
而且自唐朝安史之乱爆发以来，直到元朝建立，在此期间除了辽宋之间曾经有过一次百年和平之外，华北地区一直处在战乱之中，而江南地区除了金元两次南下灭宋之外，一直处于和平之中。
再加上安史之乱和之前的怛罗斯之战，导致起自于关中的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发端于泉州一带沿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取而代之，这就使得江南地区成为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直到今天。
只有和平才能带来发展，只有发展才能缔造繁荣，文章锦绣之地必然诞生于温柔富贵之乡，而穷山恶水难免不导致刁民泼妇，这也就是常言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那么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这一场考试确实是南方考生的水平遥遥领先，恰好垄断了所有的录取名额呢？在此需要分析一下这件事。
中国的南方教育水平虽然确实多年来一直优于北方，但南北方之间的教育差异并没有达到那么天壤之别的程度。
而依据洪武二十六年的黄册人口登记，当时明朝全国总人口大约六千万，其中北方人口一千六百万，占到26%，所以北方进士的比例其实和人口比例大体相当。
后来明仁宗洪熙皇帝虽然说过"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十一"，但这其实是他为了表达支持南北分榜录取而做出的一个政治性表态，数据并不准确。
有学者专门统计过明朝南北分榜之前，南方人和北方人中进士的比例，其中北方人所占的比例一直是在一成到两成之间。
所以说按照人口比例来看，南方人在洪武朝之前的历次科举考试之中虽然一直占有优势，但是从来没有获得过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因此一科会试五十一位进士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确实太不正常了。
与其相信这是一次巧合，倒不如相信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舞弊，至少这个录取结果应该是大有猫腻在其中。
给出这个结论之后，可能有人会反驳：科举考试的考官是没办法和考生勾结作弊的，因为从宋代以来，科举考试都是要糊名和誊录的。
所谓糊名，就是考官阅卷的时候是看不到考生姓名的；而誊录的意思是说，所有考卷都要由专门的誊录官重新抄写一遍，这样最后考官能看到的只有誊录官重新抄过的答卷，就没有办法通过考生的笔迹去认出熟人。
虽然说历代朝廷为了杜绝科举舞弊也是殚精竭虑，但是科场弊案仍然层出不穷。
毕竟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归根结底，中国的科举考试这种文科考试评判其实非常主观：哪篇文章是好文章、哪篇是差文章、哪篇又是更好的文章，这不像考数学，这个考生写了"1加1等于3"，别说他是考官的学生或者老乡了，就是考官的亲儿子，也没法算他对。
可是对于科举答卷的评判完全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一百个人完全可以给出二百个答案。
所以为了对付糊名和誊卷，人们就发明了一种新的作弊技巧，关节条子。
所谓关节条子，就是考生在开考前提前贿赂考官，然后给考官递过去一张条子，上面约定在试卷的某个地方使用一些特殊的字眼作为标记，等考官阅卷的时候，在说好的地方见到了约定的字眼，自然就知道这是行贿考生的试卷。
比如清德宗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试，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出任总裁官，也就是会试的正主考。
考试之前，翁同龢的两个同乡晚辈张謇和刘可毅去拜访他。
翁同龢一直非常欣赏张謇的才华，有心提拔，所以在聊到科举考试的时候，翁同龢就一再强调"今日时事宜统筹全局"。
张謇为人耿直，觉得翁同龢只是在议论时局，是一个一般性的提点，所以就没放在心上。
可是刘可毅留心了，所以刘可毅在答卷的时候就把"统筹全局"这四个字写在了他的文章里。
阅卷的时候翁同龢就以为这是张謇的试卷，当场定为第一名，结果拆封之后才发现弄错了。
再比如民国时代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他父亲当年参加浙江乡试的时候，鲁迅的祖父就曾经贿赂考官，也是想约定在试卷里写上"宸衷"和"茂育"这两个词作为标记。
当然，这次行贿的结果是鲁迅的祖父被人举报，不但丢了官职，还被判了个斩监候，这也成为了周家家道中落的原因。
今天比较熟悉的这种全民参与的科举考试是开始于宋朝的，而宋朝的时候，华北北部的幽云十六州早就已经是辽朝的了。
宋朝享国三百年，统治今天的北京却总共只有不到三个月。
之后随着女真人的第一次兴起，几乎整个中国北方都成了金朝，而只有南方还是宋朝。
而在这段中国南方和北方分处两个国家的时期，正是中国科举制度全民化、模式化的关键发展时期，用《金史》中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一个"儒风丕变，庠序日盛"的时代。
那么在两个相互敌对的王朝的统治下，南北方的科举自然就难免被披靠到两种不同的风格上。
至于之后的元朝，虽然一统南北，但是在元代科举考试只是蒙古统治者安抚汉族读书人的一个策略，并不是做官的正途，整个元朝八十九年总共录取了一千一百三十九个进士，六千万人口录取一千多个，那根本就等于一个人都没录取，这差不多也接近没开科举。
所以说，大明朝的科举才是中国南北分治数百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全国统一考试。
而在过去的这几百年里，南方读书人和北方读书人的文章写作早就已经因为不同的选拔体制和社会需求发展出了不同的风格。
所以即便有糊名和誊录的制度，但是如果主考官对考生的文风有明显偏好，甚至他在出题的时候就有意偏向于某种写作风格，那么最终的录取结果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所以后来明朝的科举考试从成化朝开始，要求必须写八股文，这也是为了严格规定文章的格式字数，通过限制考生的自由发挥来获得一个相对客观公平一点的评分标准。
那么这些官员在科举考试的时候通过文章风格大力提拔南方人，为的又是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结党。
从宋代科举考试成为读书人当官最核心的途径之后，师生、同年还有同乡就成为了这些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们之间最重要的三条纽带。
想想明朝末年楚党、浙党、东林党之间那一番最终毁灭了大明王朝、甚至还延续到了清朝初年的党争，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说，与其真的相信这次科举考试的结果只是一次真正的意外，倒不如把这个结果理解成是江南士绅集团对大明皇权发起的第一次挑战。
这样的挑战他们之后还会不断进行，直到一度取得了胜利。
而在洪武三十年，此时明太祖已经六十八岁了，距离他驾崩其实只剩下一年了。
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精力不济，所以这一回，从来就没有把法不责众当过一回事的明太祖并没有像之前空印案和郭桓案那样一上来就大开杀戒，他只是任命张信等人去重新审阅一下北方考生的试卷，酌情增补一些北方考生。
而且为了让已经被录取的南方考生还有他们背后可能正在跟皇上玩心眼的大臣们安心，赶紧把事办好，不要节外生枝，明太祖还特意让原来的正副主考、已经被录取的新科进士们一起去参与补录的阅卷工作。
明太祖这个意思已经非常清楚：这次已经录取的五十一名新科进士，他都承认没有问题，他们的进士前程以及刘三吾等人阅卷时候的公正性都已经得到皇帝的认可，现在只需要他们再酌情补录一些北方考生。
而且为了避免这场纠纷真的让人们觉得在朝廷、在皇上这儿已经被认可是地域纠纷，明太祖派去主持复审的张信和戴彝也都是南方人。
可是结果呢？最后所有参与复审的官员和新科进士，除了个别几员之外，全都一口咬定这次考试北方考生全都完全达不到录取标准。
那么明太祖也就只好重新举起了他那把尘封已久的屠刀，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完成了又一次大杀。
之后明太祖亲自主持的北榜，公开以地域为限制，录取了六十一位清一色的北方考生，这个结果本身就说明了南榜的录取结果在明太祖那儿从来就不是一个评分公正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后来明太祖的孙子洪熙皇帝就曾经说过"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大概意思就是说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特点各不相同，南方人善于写作，文章词藻华丽十分精彩，但是北方人为人处事更加沉稳。
所以说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对于大明王朝来说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各自有各自的用处。
假如明太祖接受了南榜的录取结果，那些落第的北方考生会怎么想呢？
他们是会接受这个结果，认为南方人就是比自己强呢，还是会在两年之后听说燕王起兵的时候争先恐前去投奔，"南方人欺人太甚，咱们拥戴燕王做新天子，干死这帮南方人"？
大明天子是两京一十三省所有大明臣民的皇上，并不只是江浙闽赣几省文人的皇上，而科举考试选拔的是未来管理所有两京一十三省的大明官员。
明太祖对于南北榜案的处理其实并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在之后建文二年庚辰科的会试之中，状元、榜眼、探花居然是清一色的江西吉安人。
有了前面对于南北榜案的分析，恐怕也能察觉出来，这估计并不是什么真的文坛佳话。
而到了再往后的永乐二年甲申科的时候，不光一甲三名都是江西吉安人，甚至就连二甲的前四名也都是江西吉安人，也就是说吉安这一个府就包揽了这科会试的前七名。
所以到了明仁宗洪熙皇帝的时候，会试开始分成了南北两卷，南卷和北卷按着六比四的比例进行录取。
等到了明宣宗宣德皇帝的时候，又在南北卷之外增加了中卷，三卷的录取标准也相应地调整为南卷五成五、北卷三成五、中卷一成。
而属于中卷的地区包括了凤阳、庐州、滁州、徐州和和州，这一片地区是明太祖以及大明王朝大多数开国勋贵的老家所在。
宣德皇帝增设中卷的做法也使得科举考试需要按照朝廷的政治需求来进行录取这个原则表现得更加清晰和明确。
后来到了明代宗景泰皇帝的时候，又把虽然在地理上属于南方但是教育水平和江南地区有着明显差异的四川、广西以及云贵划入到了中卷的范围。
之后清朝入关，沿用了明朝的分卷制度，不过因为中卷所代表的地区政治地位的下降，清朝又继续对明朝的分卷制进行了一些改革，最终在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确立了分省录取的原则，可以说是沿用至今。
回望南北榜案的整个过程，明太祖的血腥屠刀虽然震慑了江南士绅集团，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单靠杀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教育资源不均的痼疾。
真正让科举回归"公天下之道"的，是随后逐步定型的分卷制度：从洪熙年间的南北两卷六四开，到宣德年间增设中卷、给凤阳、庐州等开国功勋故里划出专属名额，再到景泰年间将四川、广西、云贵这些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一并纳入中卷。
大明朝用了几代皇帝的时间，把一场血案的教训沉淀成了一整套精巧的制度设计。
任何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其人才选拔都不可能只是一场单纯的才华竞赛，而必然是一门在公平与稳定、才学与地缘、精英与民心之间反复权衡的政治艺术。
清朝入关后全盘接收了这套智慧，并将其演变为分省录取，一路沿用至今。
今天高考考场外那些关于分数线的争议，其实早在六百多年前的金陵城头，就已经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