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秦国与东方各国怎样对待客卿？
## 崛起于变革：秦国客卿制与东方六国的异路行
旧有的秩序瓦解，新的力量正在崛起。
土地私有制的蔓延，军功爵制对世卿世禄制的冲击，以及官学衰微、私学兴起的浪潮，共同孕育了士阶层的壮大。
在这股变革的洪流中，客卿，作为士阶层中一种特殊的群体，应运而生，其命运也随着时代变迁，经历着一段跌宕起伏的演变之路。
春秋时期的客卿与战国时期的客卿，在出身、行为，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而秦国与东方六国在客卿制上的差异，更是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是秦国最终拔萃六国，成就统一霸业的重要法宝。
丕郑、丕豹、公孙枝等人，这些身负家国情怀，却又无依无靠的旧贵族，带着各自的才华与抱负，漂泊于各诸侯国之间。
他们渴望施展抱负，为一方寻求福祉。
然而，彼时的客卿，更多是被视为一种时势的偶然，一种可有可无的外援。
秦国的客卿制，也逐渐与东方六国拉开了距离。
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异，更体现在制度与重用机制的根本转变。
早在秦穆公时期，秦国就已意识到客卿的价值。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穆公四处招揽贤士，任用五位外来者，以吞并五个国家，最终在西戎之地称霸。
这无疑为后来的客卿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战国时期，秦孝公更是将这种重用客卿的理念推向极致，明确提出只要能够献计献策，帮助秦国强大的人，都可以担任官职。
于是，前赴后继的士人，如同奔涌的江水，奔涌向秦国。
不仅宰相重任于客卿，兵主帅的位子也常常落入客卿之手。
从秦穆公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130余次对外作战中，有56次的率兵主帅竟然都是客卿。
这在东方六国，无疑是难以想象的景象。
用人唯亲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晋国偏重姬姓，楚国则排斥异姓。
纵然战国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国都意识到了客卿的重要性，魏文侯率先开创了养士的风气，得到李悝、乐羊、西门豹、吴起等名士的辅佐，一时之间，魏国成为了人才的汇聚地。
魏文侯变法后，赵、韩等国也相继进行改革，表面上推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但实际上却很少真正重用客卿，导致大量人才南征北战，最终落水狗。
齐国在齐桓公时期曾有重用客卿的传统，管仲的改革也为齐国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
但到了齐宣王时期，他却未能继承前人的做法，即便善于养士，却吝于用人，这也为齐国日渐衰落埋下了伏笔。
楚国在楚悼王时期曾重用吴起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其继任者不但未能延续这一政策，反而摇摆不定，最终也难逃衰落的命运。
秦国不仅数量众多，也形成了从秦穆公到秦始皇未曾中断的重用客卿的传统。
反观东方六国，虽然也有过重用客卿的经历，却未能将其发展成一种制度，最终在激烈的争夺中黯然失色。
战国时期，社会思潮活跃，大量的士人脱离宗族，或著书立说，或四处游说。
各种学派，如儒家、法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等，都涌现出了各自的代表人物。
秦国对客卿的任用，则主要集中在法家，如商鞅、李斯等，法家思想的实用主义与秦国的征战扩张政策高度契合。
纵横家也备受重视，张仪、范雎等纵横家的外交才能，在秦国统一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然，兵家也是秦国重用客卿的重要领域。
而东方六国则更注重求仕者的名声，就算对国家发展没有实际帮助，也会对其进行供养，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荣耀。
这种以名气为纳贤标准的方式，不仅对国家发展毫无益处，还会造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与秦国重视实际才能不同，东方六国更像是用客卿来彰显君主的声望，而非真正地提升国家的实力。
秦国的客卿制度，也颇具特色。
客——客卿——卿相是其升迁的常态，然而客卿通常还要经历实战的考验。
秦惠王时期开始，秦国将客卿作为官职的纽带，并将客入仕与军功入仕相结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秦国的客卿制度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仕途的开放性保证了人才的不断涌入，客卿的流动性则增强了吏治的生命力，使得客卿在秦国的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东方六国对待客卿的方式则大相径庭，缺乏明确的制度，任人随意，客卿很难长期任用。
他们更像是一个个救火员，随时随地出现在需要他们的地方，例如公孙衍和苏秦，都曾佩戴过数国的相印。
总之，相比于东方六国的随意与临时性，秦国以其完备的制度和长远的眼光，成功地将客卿制度打造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引擎。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差异，最终成就了秦国的统一霸业，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