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
元朝的兴衰，如同凛冽朔风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不仅仅是一个征服王朝，更是一个族群交织、政策纷繁的独特时代。
与以往汉族王朝截然不同，元朝的族群生态、族群政策以及族际关系，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往昔，汉族王朝以汉族为主导，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陲，与中原隔着一道若有似无的地理屏障。
而各朝的族群政策和边疆政策紧密相连，旨在羁縻少数民族，以维护边境的安宁。
然而，元朝打破了这一传统，谱写了一曲充满异域风情的族群交响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经的中原统治者——汉族，则被迫降格为被统治阶级。
这一转变，使得中原地区骤然演变成一个多元族群汇聚的社会熔炉。
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两个目的：一方面，确保征服民族——蒙古人——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则是要严密控制汉族，使其丧失反抗的力量。
在所有征服王朝中，元朝所呈现出的族群生态特征尤为突出。
首先，族群数量之多令人瞠目。
得益于辽阔的版图，元朝的疆域远超汉唐盛世，境内汇聚了极其复杂的民族构成。
从广袤的大漠南北，到东北的沃土，再到西北的戈壁沙漠，以及西南的深山老林，蒙古族游牧着，契丹、女真、高丽人聚居着，畏兀、唐兀在西北风起，吐蕃、白人、罗罗则在西南寂静地生长。
西征的蒙军更带回了来自中亚、西亚、南俄乃至东欧的大批异族人士。
如果细数种族，有突厥人、波斯人、大食人、斡罗思人，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旅人。
如果追寻信仰，有佛教的虔诚，有基督教的庄严，有回回的信仰，以及更多更多。
如果关注职业，有高贵的贵族，有繁忙的官吏，有骁勇的将士，有虔诚的僧侣，有精明的商贾。
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职业的人们，汇聚在中原大地之上，彼此交融，彼此碰撞，共同谱写着一段绚丽而复杂的历史。
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族的人口甚至不足百万，而迁居中原的不过三四十万。
与中原地区六千多万汉族（实际人口可能近亿）相比，这种悬殊的差距，昭示着元朝的少数统治是何等真实。
更令人扼腕的是，蒙汉两族在文化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性质上，更体现在水平上。
蒙古人原为近乎纯粹的游牧民族，生活在草原之上，缺乏农耕的经验。
更令人遗憾的是，建国后才开始创造文字，许多蒙古人都是文盲，挥舞长戈、驰骋草原是他们的特长，而治理国家、运筹帷幄则显得力不从心。
反观汉族社会，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农业和商业高度发达，而士大夫阶层更是主导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两者之间的差距，如同南辕北辙，远超金朝女真和清朝满人与汉族的差异。
正因为先天条件的限制，蒙古人在统治众多民族——尤其是汉族——时，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挑战。
族群等级制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旨在凸显蒙古人的优越地位，同时压制被征服的各族群。
根据降附的先后顺序以及政治上的可靠程度，元朝为各族群赋予了不同的身份和权利。
各主要族群的法定地位依次为：蒙古族，作为征服民族，被尊称为国族；移居中原的三四十万蒙古人中，少数为贵族和官僚，多数则服役于军队，如同清朝的旗人一般。
其次是色目，这个词并非指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在政治需要下人为设定的一个概念，其作用是协助蒙古人统治，并制衡汉族的力量。
色目泛指蒙古人、汉族以外的所有族群，包括汪古、唐兀、吐蕃、畏兀、回回、哈剌鲁、康里、阿速、钦察等等。
其中也大约有三四十万人移居中中原。
接下来是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居民，多为汉族，但也包括已经汉化的契丹、女真、高丽等民族。
汉人在籍人口约一千万。
最后是南人，指原南宋境内的居民，绝大多数为汉族。
由于南人臣服元朝的时间最晚，因此地位最为低下，在籍总人数高达五千万。
在重要官职的任命上，蒙古人享有绝对的优先权，其他族群则依次是色目、汉人和南人。
中央和行省的重要机构必须由蒙古人担任首长，色目人中仅有少数亲信可以充任，各级地方官署的长官——达鲁花赤——也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这种不公平的程度远大于清朝的满缺、汉缺之分。
在法律方面，刑罚的轻重则因罪犯所属的族群而异，杀人、斗殴、窃盗等罪行都受到不同的对待。
为了防止汉族的反抗，元廷对汉人、南人拥有武器的持有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只有军人例外，而蒙古人和色目人则不受此限制。
然而，关于这种制度是否构成种族阶级，学界也存在争议。
有些学者认为，族群划分的标准并非完全依赖于种族，例如色目既不是种族，也不是民族，而汉人和南人都属于汉族，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所处的地域。
此外，各族群所享有的待遇虽然存在差异，但并不能构成个别阶级，因为其成员既有贫有富，不可能同属于一个阶级。
因此，法定的族群身份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置疑的是，族群等级制是一种身份制度，与种族阶级的含义截然不同。
蒙古人缺乏文化底蕴，无法像欧洲殖民者或日本帝国的做法一样，强行推行同化政策。
同时，元廷既不希望蒙古人完全汉化，丧失自己的民族认同；也不希望各被征服民族都接受汉文化，从而削弱自身的控制力。
于是，多元文化政策应运而生，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多语并行，虽然蒙古语被尊称为国语、国字，但它并非唯一的官方语言，而是与汉文和回回文（波斯文）并列使用。
教育制度和政府运作也都采用了这三种语言。
诸教并存，蒙古人原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泛神教。
在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元廷竭力拉拢各种宗教，兼容并蓄。
元朝建立后，虽然皇室皈依了藏传佛教，但元廷对各宗教的尊崇并未改变，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倡导，各宗教寺观和教士都享有赋役优待。
尊重各族风俗习惯，元朝对各族群的独特风俗习惯不加干涉，而是尊重和保护。
当时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对各族婚丧礼俗的维护。
元朝法律采取属人主义的原则，族群不同的涉案人，由不同的裁判机构根据其本俗法进行审理。
从整体来看，元朝的族群政策与近代亚非拉拉丁美洲殖民政权的措施颇为相似。
许多殖民政权为了维护白人少数统治，在政治上极力压制土著，而在文化上则对被征服各族群进行分化，不求统合，而元朝的情况也与之如出一辙。
族群关系并非由政府政策孤立存在，而是受到各族群相对情况的影响。
各族人口的多寡、文化的高低、经济的荣枯以及族群意识的强弱，都足以影响族群关系的发展。
政策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并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族群和谐与融合的可能性就越大。
反之，则对立乃至冲突不免发生。
以下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检讨元朝的族群关系。
在政治方面，族际关系的核心是权力分配问题，在专制体制下，也就是各族菁英参与权力的程度问题。
族群等级制是造成各族菁英权力分配不均的重要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则是元廷在甄选官员时，主要以出身——即跟脚——为标准，而非以能力为标准。
在南人之中，没有任何强大的大根脚家族，因此入仕既困难，争取高职更无望。
因此，根脚制在实质上蕴含着巨大的族群歧视，与族群等级制相互映衬，共同排斥汉族——尤其是南人——于权力圈之外。
在四个族群中，南人在政治上遭受的最为严重的压迫。
南宋培养了庞大的士大夫阶层，鼎革之后，这一阶层不仅受到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压制，还备受北方汉人的歧视，出仕的机会微乎其微。
科举制度的恢复，为一部分江南士人提供了投身仕途的机会，以求得一官半职。
然而，由于录取名额稀少，许多儒士只能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这与蒙古人和色目人不用识文字，二十为高官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江南士人对政治歧视的不满，显而易见，这种不满遂成为元季族群对立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经济方面，元朝族群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即蒙古人和色目人贵族和官僚凭借政治力量获取巨额财富，而不从事生产，却享受着奢靡的生活。
蒙古人和色目人贵族和大臣的财富来源，既有合法的封赏，也有非法的掠夺。
元廷对贵族和官僚的封赏异常丰厚，对宗室、姻戚、勋臣前后两次分封民户为采邑。
采邑户多达二百八十万户，占全国在籍民户的五分之一。
对贵族和官僚的赏赐种类繁多，主要包括赐田、赐币帛以及其他杂项赏赐，每项的数目都十分庞大。
仅以朝会之赐为例，武宗海山即位时，就向来朝的诸王共赐了三百五十万锭银币，超过了政府常年岁入京师的总数。
赏赐的过度，是导致元朝财政枯竭的重要原因。
此外，贵族和大臣还凭借权势，强占官田，侵占民户，掠取更多的财富。
在元朝，政治与金钱紧密结合。
蒙古人并没有儒家提倡的反商观念，元朝统治阶层兼营商业以获取巨额利润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常以回回商人组成的商业联合体斡脱（意为合伙）为其代理。
斡脱商人凭借贵族和官僚的支持，垄断了全国的高利贷和奢侈品市场，其影响力遍及国内外。
许多色目商人更是凭借金钱的力量跻身于政府的高位，直接影响朝政，宫商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毋庸置疑的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贵族、官僚以及官商，构成了元朝新兴的剥削阶级。
然而，在元朝社会各族群中，也存在贫富分化。
正如蒙思明所言：元人中土时，金、宋之经济阶级皆未被破坏，这意味着江南原有地主阶级并没有因蒙古征服而衰落，其经济实力依然雄厚，并常常与蒙古贵族和官僚相互结盟，以巩固自身的力量。
此外，蒙古军户虽然获得了土地、人口以及免除赋税的优惠待遇，与汉族平民相比，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但由于军役繁重，许多军户破产，甚至每行必鬻田产，甚至卖妻子，贫困状况不亚于清中期以后八旗子弟的处境。
一些蒙古人甚至沦为奴隶，被卖到海外。
这表明，即使在族群等级制之下，并非所有蒙古人都从中获益。
元朝的族群政策，以及由此衍生的族群关系，共同构成了这段复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既有统治者的权谋算计，也有被统治者的苦难挣扎，更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它的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后人所思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