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这雄伟的建筑,承载着农耕民族抵御外敌的千年记忆。
历朝历代,清、汉、唐、明,都曾在长城的修筑上倾注心血,甚至金元政权也未曾怠慢。
其间,有句老话: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道出了长城作为防御屏障的功用。
然而,宋朝在长城问题上的态度,却与以往大相径庭,它在发展中不甘于简单的利用与占有,而是以官方力量保护森林,提倡植树,甚至将官员的晋升降级与种树成效挂钩。
这不禁让人深思,为何宋代独独如此?

北宋疆域并非史册上最辽阔的篇章,辽、金、西夏三雄并立,各自占据一方,使得宋朝的版图在开国至灭亡期间,从未经历大规模的拓张。
其疆域基本与唐末五代割据势力所控制的范围相仿,以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为界,与辽人遥相对峙。
对西夏的征讨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与金人的战争时有发生,靖康之役前,城池损失也并不严重。
仅有陕西绥德、甘肃陇西等地界,西南则止于今日的湖南西部、四川南部。
南宋迁都后,疆土更是缩小至北宋的五分之三,主要局限在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一带。

若是北宋执意修筑长城,面对的军事压力将更为巨大。
南宋南渡后,战线便集中在秦岭淮河一线。
临安,今浙江省西北部,杭州湾西部,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南端、浙江、福建丘陵北端,是地形的交汇之地,有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之称,更被誉为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
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
杭州周边低山丘陵众多,天目山、白际山、昱岭、千里岗和龙门山等主干山脉海拔多在1500米以上,地势较高,极具防守优势。


宋代对植树的重视,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现实考量。
北宋边境主要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地势平坦开阔,缺乏像南宋那样的丘陵河流屏障。
骑兵南下,畅通无阻,而长城难以有效阻挡。
因此,北宋选择以种树的方式,限制敌人的马匹活动,从而削弱其军事进攻能力。

地方官员甚至奏请开发边境树木,因为盗贼逃兵常在此地藏匿,可见北宋将种树作为防御策略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
齐、棣间数百里,榆柳桑枣树,四望绵恒,人马实难驰骤,足以见证其对辽军骑兵的限制作用。
不仅在北方,宋朝还在西南方的四川地区,采取植树的方式,防范当地的部族势力。

宋朝不像明朝那样疆域辽阔,控制着整个北方地区,无需依赖大规模长城来巩固统治。
有限的疆域和地形,决定了它不能也不需要大规模修筑长城。

在之前的黄河流域,经济开发强度大,林地逐渐被垦殖为农田,森林采伐规模也日益扩大,唐宋时期,黄河流域已难寻原始森林的踪迹,这加速了该地区的衰落。
于是,开发南方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森林资源开始被大规模利用。

南方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对薪材器用以及海船制造等木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特别是北宋市民经济的繁荣,诸如《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瓷器烧制和纸张制作,都需要大量的木材。
因此,宋朝除了边境植树外,也格外重视内地的植树行动,以应对森林资源锐减的现实。

手工业的兴起,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了一些城市的空气污染,延州就曾出现炒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的景象。
土地、森林等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为了维护南方经济的稳定与长久,宋朝不得不正视并解决这一问题。

而南方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宋朝在开发南方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气候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发展。
因此,宋朝选择一边开发,一边保护,寻求平衡。

法律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了森林保护措施,政府严禁盗伐林木,无论官还是私,都不能随意开采树木或放火烧林。

更令人称奇的是,宋朝将鼓励官员植树与官员的晋升降级联系起来。
太宗继位后,立即诏令地方官员在黄河、汴河两岸种植榆柳及适宜的树木,以巩固河岸、堤坝,防止水土流失。
官員建议在馬路兩旁種植榆柳,很快就被采纳。
甚至宋朝还制定了明确的奖励与惩罚制度: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种树有功的官员,会被上报赏赐;反之,如果在任职期间导致绿化面积减少,则要降级处罚。
这种严格的制度,也保障了宋代植树工作的有序进行。
宋朝一代,出于对长治久安的考虑,重视植树,既是保护,更是对未来统治的投资。
总而言之,北宋与南宋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时,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历史上其他王朝。
而不依赖长城修筑,而选择以树林阻挡敌骑,同样可行。
加上南方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宋王朝重视植树,是基于多方考量,自有其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