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丨考古视野下的夏商肇始与文明曙光
在中国上古史的宏大叙事中，夏商王朝的起源，始终是叩问中华文明根脉的核心谜题。
它既是考古学界孜孜以求的重大学术课题，亦是连接传说时代与信史时代的关键节点。
从二里头到岳石文化，从碳十四测年到陶器类型学分析，用一手考古学分析，逼近终极追问：夏商起源到底在哪里？
团结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由历史学博士、编审侯仰军撰写的《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夏商起源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为中华文明发祥地提供有力佐证。
该书获得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方辉；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沈长云；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的联合推荐。
让我们循着考古发现的研究脉络，探访夏商先民的足迹与烟火，触摸那遥远而辉煌的文明曙光。
序 一
文丨方辉
在我国传说及夏商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区域像以今天的菏泽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区那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
究其原因，应该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从历史地理来说，该区域虽然分布着不少湖泽，但这非但没有带来交通上的阻隔，湖河密布，岗丘聚集，反而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
按照东西横向的交通，该地恰处在华夏与东夷交汇区；而南北纵向上，其间也无任何地理障碍，交通极为便利。
不同部族迁徙、流动，最终在此融合，因此，传说中的圣王多在此留下了出生、居住和葬地的记载。
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则表现出文化交汇区所特有的文化（因素）多元性，以至于很难将其定位于某一或某些族群的遗存。
就古史传说而言，撇开三皇不谈，仅从帝尧算起，圣王在菏泽的足迹便已是不绝于书。
例如，定陶是帝尧“游居于陶”（古本《竹书纪年》）所在，而成阳（今成阳城遗址）附近有尧陵（《汉书·地理志》）；帝舜则“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史记·五帝本纪》），历山地望争议颇多，但雷泽、河滨均在菏泽或其附近，则是共识；《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及兖、青、徐三州水路贡道，地名、水名多在菏泽；成汤都亳、景亳之会、鸣条之战、归泰卷陶（古本《竹书纪年》及《史记·殷本纪》等），灭夏前后商族的大事无不与菏泽有关，加之近人王国维先生所作《说自契至成汤八迁》之阐发，鲁西南菏泽一带为商先公先王之故居益为学界所信从。
考古学从20世纪之初传入我国以后，便以“古史重建”为其宗旨，而尤重于上古王朝历史的构建，结合文献传说寻找先贤圣王的史迹成为20世纪相当长时期的主流。
有着丰富古史文献积淀的豫东及鲁西南地区，自然很早就成为考古学界关注的对象。
关注的焦点，概而言之，集中在帝舜有虞氏和商代先公先王方面。
殷墟被发掘之后，学术界便发出了这样的呼声：“这种文化究竟是在哪里萌芽然后发育成长的？哪里是她的前身？这是研究中国上古时代人所急于要寻找出来的！”（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1936年秋李景聃等人到商丘的调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此次调查发现若干处龙山文化遗址，并对其中的永城县造律台遗址进行了发掘，填补了龙山期文化地域分布上的空白。
20世纪50—70年代，梁山青堌堆、曹县莘冢集等遗址的发掘，其初衷也是为了寻找先商文化。
同时，临近的豫、皖两省的考古材料也有所积累。
正是根据这些材料，李伯谦先生撰写了《论造律台类型》一文，认为造律台类型比考古学界所要寻找的先商文化时代要早，“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
这一时期，海岱地区大约与夏代和先商同时期的岳石文化被确认，冀南豫北地区也找到了所谓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
鉴于岳石文化与公认的二里岗期早商文化之间在陶器组合上差异明显，岳石文化属于非商系统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肯定，如果在菏泽发现岳石文化遗存，那么传统的商文化东来说便会失去其考古学根基。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所进行的菏泽安邱堌堆遗址的发掘，正如发掘者所预期的那样找到了岳石遗存，先商东来说一时被北来说所遮蔽。
但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考古学文化、族、王朝是不同概念，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整合这些概念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对于史前时代及原史时代，更是如此。
殷墟之于晚商，二里岗之于中商、早商，二里头之于夏，尽管争议不断，但它们是考古学“古史重建”的硕果，是无可置疑的。
但显而易见的是，历史与考古这两套话语系统的契合是有条件的，起码的条件是，于历史而言，有充分的文献史料，哪怕是传说史料；于考古而言，有与历史或传说史料相联系的、规格匹配的古代遗址。
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遗址、每一项发掘都具备这种契合的条件。
考古遗址大多数都是经历数百年若干代人居住才能形成，因而考古记录更善于表达长时段甚至是跨时段的区域历史；而历史事件往往是瞬间或短时间内完成的，具备条件记录下这段历史的遗址少之又少。
因此，“整合”的工作不是不能做，而是要慎重地去做。
眼下从区域史的角度做些历史及传说文献的梳理工作很有必要，只是在与考古资料的“整合”上，不要说得太过绝对。
如果将来区域考古的工作做得够多，相信这种整合性研究就会更具说服力。
侯仰军博士的祖籍在今鲁西南的郓城县，前些年曾跟随王连升教授学习中国古代史，在跟随李学勤先生和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传说时代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出于对故土的热爱，选择了《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这样一个题目。
虽然文章写成了，在本区域内历史与考古资料的整合研究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好在他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
希望他在这个领域里继续耕耘并有所收获！
拓展阅读
《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
▪ 内容简介
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夏商起源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为中华文明发祥地提供有力佐证。
作者简介
侯仰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毕业。
历史学博士，编审。
长期致力于历史学、考古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出版、宣传工作。
著有《历史真相与文化反思》等著作多部，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优秀图书奖28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