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
东汉末年，一场深刻的政治巨变悄然拉开帷幕。
公元220年，年仅二十岁的东汉献帝在无奈之下，将帝位禅让给了魏王曹丕，宣告了刘氏四百多年统治的终结，曹魏王朝的正式建立。
这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充满战争、阴谋和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
曹丕登基后，迅速改年号为黄初，举行的隆重郊祀大典，追尊曹腾和曹操为太皇帝和武皇帝，并在邺城建都，同时又在洛阳另建宫殿，试图模仿汉朝的天子仪态，力求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与曹魏一党专权长期对抗的刘备，在曹丕称帝后的第二年便自立为帝，占据了四川的沃土，并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长江中下流域的孙权也紧随其后，效仿刘备的举动，称霸一方。
就这样，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中国大地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之中。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在秦汉统一大业之后，短暂时光却展现出如此剧烈的变动，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吸引着后人无尽的关注和思考。
东汉王朝的末年，宦官权力日益膨胀，这成为了王朝衰败的导火索。
幼弱的天子继位，外戚窦宪家族把持朝政，甚至隔绝了众多忠臣与皇帝之间的联系。
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除掉了窦宪兄弟，一般认为，这是宦官势力逐步把持朝政的第一步。
和帝去世后，皇后邓氏临朝听政，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宦官权力无限制的扩张。
清朝史学家赵翼在著作中指出，宦官与权臣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若想清除对自己不利的宦官或权臣，必会联合另一派宦官进行结盟，从而使得宦官的力量日益壮大，令人无法忽视。
与唐、明两朝不同，东汉宦官之祸并非先危害国家，而是直接波及百姓。
官吏们的各类奏折，记录了他们横征暴敛、掠夺妇女、盗掘坟墓的种种恶行，这样的滥用权力，不仅仅是宦官所为，皇族外戚和其他权臣也纷纷从中作祟。
而宦官之所以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被视为低贱之人，尽管如今他们已跻身于权力阶层，却只是继承了权力阶层的缺点和污浊，百姓对他们的怨恨早已积累到顶点。
尽管顺帝在宦官孙程等人的拥立下登基，但他曾遭受外戚和宦官的排挤和迫害，深知失意的滋味。
因此，登基之后，顺帝立志匡正时弊，恢复汉室的威仪。
他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提拔在地方上享有盛名的人才，给予他们破格的待遇，让他们承担起政治改革的重任。
南阳地区的樊英，便是第一个被提拔到朝廷的人，尽管他在范晔的《后汉书》中被归类为方术之人，其品行难以完全确定，但他却在地方上拥有极高的声望。
事实上，这种在地方上提拔有名望者，是汉初以来就推行过的制度。
然而，顺帝希望借此机会，推广旧有的制度，以此实现改革的成果，但范晔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在重蹈前朝的覆辙，而且樊英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匡正时弊之策，而被提拔的所谓地方名士也大多是同类之人，朝廷权臣中也普遍对其表示质疑，认为他们不过是贪图虚名、毫无实效的处士。
顺帝还派遣周举等八人作为特使，巡视各地州郡，查察和审问地方的贪官污吏，揭发他们与宦官勾结的不法行为，并请求免去他们的官职。
李固竭力支持这些举动，顺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
然而，李固能够短暂地实现他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戚梁商的庇护。
而梁商本人，恰恰是与宦官互相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李固企图通过梁商来排挤宦官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成功，他最多只能清理一些地方上的宦官弊端。
最终，顺帝去世，冲帝即位，梁商的儿子梁冀反而与宦官勾结，陷害了李固，顺帝发起的改革也随之夭折。
在权倾朝野之时，有人试图对抗他的说法，似乎并不存在。
这大概是因为与天子关系紧密的人，背后无人敢于施以援手。
当时，天子桓帝因为一些私事与梁冀发生了争端，于是便借用了宦官单超等人的力量，诛杀了梁冀。
事后，这五人被封为列侯，可谓是将天下重爵送给了这些卑微的仆役。
原本梁冀伏诛之时，官宦们为了缓和民怨，便让黄琼、陈蕃等名士执政，黄陈二人暗自认为这正是一个改革的好机会，于是再次推举地方名士来承担改革重任。
然而，当时被推举的五名名士，对当时的局势都持悲观态度，最终都拒绝了这一任命。
一方面，有人冷静地对汉室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另一方面，那些热心于时政改革的人所采取的行动，却又显得有些过于激进。
宦官遂向皇帝诬告李膺等人是党人，企图引诱皇帝下达逮捕党人的命令。
这一事件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
官宦们希望通过指控反对派是党人，来表明自己是清流，但这一举动却反而引发了地方上的反宦官浪潮，朝中也出现了党人陈蕃和外戚窦武。
尤其是窦武，凭借着他的高位，成功地进谏桓帝，解除对党人的禁令。
桓帝去世，灵帝即位，窦武以定策之功，权威进一步提升，于是与陈蕃联手，计划在新的朝代建立时，彻底铲除宦官势力。
然而，窦武关于诛灭宦官的奏章却被一名内官截获，宦官们立刻如梦初醒，决定团结一致反抗窦武。
他们先是控制了禁军，随后利用西北猛将张奂刚刚返回京城，对局势一无所知，以天子之名命令张奂讨伐窦武，最终，窦武和陈蕃双双遇害。
张俭是山阳高平地区的名族，宦官侯览的家族恰好在其附近，其同伙肆意妄为，嚣张跋扈。
张俭遂集合志同道合之人组成党，与宦官势力进行抗衡，最终却落得党人的称号，并被下令通缉。
张俭不得不四处逃亡，天下知晓他姓名的人都暗中将其藏匿起来。
张俭辗转各地，最终逃到了河北北面的辽西地区，而藏匿张俭的人则惨遭伏诛者数以十计，他的亲属也全部被处决，当地郡县也因此变得一片狼藉。
只要宦官势力依然存在，这些现象也将持续不断，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党争日益加剧，黄巾贼人突然爆发，发起了内乱。
当时，宦官阵营中有人认为应该停止党争，灵帝听信了吕强的建议，发布了一道大赦党人的命令。
据说，被释放回乡里的党人受到了地方士大夫的争相欢迎，但此时全国因为黄巾之乱的影响，依范晔的说法：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东汉一代，有人以盗贼之名扰乱地方秩序，不久就成为了中央政府的一大问题，后被收入《后汉书》的帝纪中。
安帝之时，掳掠沿海诸郡的海贼张某，以及渤海、平原郡的剧贼刘某、周某等，皆被载入了史册。
之后，关于海贼、盗贼、妖贼等的记载屡屡出现在帝纪中。
例如，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渤海郡的妖贼盖登自称太上皇帝，制造了玉印、珪璧、铁券，并设置了部下。
不过，规模最大者非黄巾之乱莫属。
巨鹿郡的一个名叫张角的人，自称黄天，其部下的将领分为三十六方，都头戴黄巾，在同一天发动叛乱，既然同一天反叛，可以推断在其同党之间，统一的指挥和控制早已确立。
张角借助某种宗教集结了大量徒党。
作者结合各家之言，认为东汉顺帝之时，今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的汉中地区，有一个名叫张陵的人，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集结了一批追随者，他借宗教之名，称自己为太平道师，入道之人最初都被称为鬼卒，后来从中选拔祭酒和奸令。
祭酒是诵读《老子》五千言的人，奸令则负责执掌病人祈祷的方法，由于他们一般会要求教众上交五斗米，因此也被称为五斗米道。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名叫骆曜的人，以陕西西安为中心，向民众教授幻术和迷信方法，集结了一批追随者。
骆曜一派一直被归类为左道妖术之类，而张陵一派则具有更加系统的体系，张陵创建的太平道，在汉中和巴郡虽然势力不大，但经由张角之手，得以在巨鹿广泛宣传，因此，其徒党人数也急剧增加。
范晔记载，张角宣教之后十余年间，信众竟有数十万之多，从直隶、河南、山东的大平原到扬子江流域，皆为其势力范围。
然而，张角不满足于单纯的宣教，他还册封了三十六位将军，将徒党组成军队，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同时预言自己将取代汉室称帝，以此蛊惑天下人心。
黄巾贼人的爆发令朝廷大为震惊。
天子立即下诏，命各州郡加强防备，从河南陕西边界的函谷关到小平津，在洛阳周边的黄河、伊洛的要隘八关，皆设置了都尉官，加强对帝都的防御。
尔后，又命皇甫嵩和朱节率兵讨伐叛乱。
皇甫嵩是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为了赢得天下人的拥护，他请求解除对党人的禁令。
宦官吕强也暗中协助他，禁令最终得以解除。
皇甫嵩虽然率领精锐部队暂时在贼寇起事的这一年就平定了内乱，但与黄巾联手起义的黑山、白波贼寇却占据了太行山脉，在山西、直隶、河南交界之处横行霸道。
虽然皇甫嵩最终拒绝了阎忠的建议，保全了自己的名节，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央高官之中已有人认为汉室不可救，需要在地方上谋求自立。
汉室宗室刘焉看到四方混乱的景象，上奏朝廷，建议中央派遣重臣镇压地方。
他自身则考虑秘密前往交趾，谋求自立。
当时刘焉的建议虽然没有被立即采纳，但随着地方刺史在叛乱中遭杀害的事件频频发生，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黄琬被任命为豫州牧，刘虞被任命为幽州牧，他们除了担任本职工作之外，还兼任地方官。
范晔在注释中提到：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标志着汉家统一的政治体制在此完全瓦解，地方分权的力量开始建立。
新任州牧之中，刘虞等人虽然心归传统名节，仍然尊奉汉室，但他们却受到地方事务的制约，只能凭借自己在管辖范围内的威信，贯彻奉汉之心。
总之，汉室的威严已经不再，无法控制地方势力，个人声望也只能维持现有的秩序，一旦声望受到武力威胁，天下必然走向群雄割据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