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设广州，江苏设冀州，东晋南北朝地名为何这么乱
江南的会稽郡，竟出现在敦煌，河北的冀州，却又在江苏漂泊，远离南海的广州，在河南桐柏山扎根，山东的兖州，在豫、皖、苏、鲁四省间循环迁移…… 当我翻阅那些尘封的史书，面对这些跳跃不定的地名，仿佛置身于一场奇幻的人文地理游戏。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历史的画卷被无数光怪陆离的笔触晕染，稍不留意，就容易陷入辨识不清的迷雾。
这地名乱象并非偶然，它背后隐藏着一段复杂的历史叙事。
最初的窥探，让我意识到，在研读东晋南朝历史时，一丝不苟的辨析至关重要，否则，谬误便如藤蔓般迅速蔓延。
比如，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宗室王公，常出镇于重要州府，其中雍州刺史的头衔，更是频繁出现。
我曾读到《宋书》中记载，宋文帝刘义隆的儿子刘骏，被封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这长长的官职，显示着他统一掌控着四州六郡的强大军权。
按照传统理解，雍州应在关中地区，范围大致涵盖今日甘肃天水以东、陕西延安以南、河南三门峡以西、陕西汉中以北，州治位于长安。
然而，长安当时恰恰是北魏的领土，难道宋文帝要将儿子送到虎口中去吗？真相并非如此。
东晋南朝时期的雍州，并非在关中，而是在以襄阳为州治的区域，下辖南阳、顺阳、新野、随郡，坐落在刘宋版图中偏远的西北角。
这种错位，是侨置州郡现象的典型代表。
它始于晋元帝大兴三年，当他在首都建康设立怀德县时，这种趋势便已萌芽。
那时，瑯琊（今山东临沂）王氏，率领着大量族人和百姓南下，其中与瑯琊王关系密切的便有千余家。
晋元帝考虑到王导、王敦拥立他的功绩以及乡土情谊，于是设置了县中县，让这千余瑯琊人得以在此安居。
这种侨置，便是将族人安置于南方。
随后，东晋诸帝纷纷效仿，将沦丧于北方十六国的州郡大规模地迁徙到南方，幽、并、冀、雍、梁、司、豫、兖、青、徐等州，都被挪移了位置。
雍州的迁徙，便属于这种情况。
南朝无法凭借武力收复失地，只能继续推行这一充满耻辱性的侨置政策。
冀州的流浪便是其中的绝佳案例。
冀州，实际位于今日河北衡水冀州区，西晋灭亡后便全数沦丧。
东晋末期，刘裕发动北伐，一度攻下山东大片领土，便将冀州侨立于历城（今山东济南），这是南朝时期冀州距离原籍最近的一次。
然而，刘裕的后继无人，再次导致了山东的失守，宋文帝在元嘉二十年（443年）不得不将冀州南迁至彭城（今江苏徐州）。
又因为刘宋末年的动荡，徐州守将薛安投降北魏，冀州不得不再次南撤，最终退守朐山（今江苏连云港）。
当时的政治生态是怎样的呢？已经没有冀州流民需要安置，设立冀州，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
南齐时依然延续这一做法，在《南齐书》中，甚至不无戏谑地写道：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
史书不再记录侨置冀州有多少郡县，南齐皇族子弟萧子显，连自家江山都难以厚着脸皮去描述这种荒诞的景象。
然而，南齐为何要如此做呢？两重需求在驱使着他们：一方面，东晋和南朝都标榜自己是汉魏正统的继承者，不承认北方胡人政权的合法性。
但北方胡人政权却凭借强大的武力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在现实的窘迫中，东晋南朝只能竭力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将沦丧的北方州郡搬到南方，以宣示对天下疆土的拥有权。
这种现象，从东晋南渡（316年）持续到隋灭南陈（589年），给州县的管理和登记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另一方面，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是推动侨置的重要因素。
大量中原流民涌入南方，他们无地安身，无田可耕，政府只能根据流民的聚集地，采取侨置之策来暂时稳定局势，并赋予他们特殊的身份——黄白籍。
北方流民持有白籍，免除大部分赋役，而南方本地人则持有黄籍，承担正规的赋役。
这种优待政策，首当其冲地惠及了像王导、谢安这样的权贵之家，即便普通民众也多少减轻了负担，客观上起到了安置流民、减少动乱的作用。
北方五胡政权，虽然武力强大，但在文化、制度、伦理等方面，不得不向汉魏制度学习。
因此，东晋南朝的侨置州郡之法，也被北朝诸国所效仿。
最初，北朝也曾有安置流民的意图。
然而，与南朝的自发迁徙不同，北朝流民多为军事征服后的强迫迁移，比如北魏设立的平齐、平凉二郡。
在消灭西域北凉政权、攻占齐地后，北魏将这两个地区的豪强和部分百姓强行迁徙到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为了安抚他们，便设立了平齐、平凉二郡。
这个平凉，与甘肃平凉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北魏宣示威武。
更让人惊奇的是，北魏甚至侨置过一个空前绝后的县——朝鲜县。
北魏太武帝延和元年（432年），将原属古乐浪郡的朝鲜县侨置到肥如县（今河北卢本），目的在于招揽高句丽人来降。
在南部边境，出于争夺法统的考量，北朝也逐渐侨置南方的州郡，例如荆州、郢州、益州、湘州、扬州、广州、交州等，这些地方北朝从未控制过，却陆续出现在其州郡序列中，其中荆州最为典型。
早在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就在上洛城（今陕西商洛）设立了荆州，这表面上是为了宣示对南方征讨的野心。
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不断发动南征，夺取了真正的荆州部分郡县，于是在太和十一年（487年）裁撤了侨立的上洛荆州，将荆州建制区推向真荆州。
真荆州原辖二十三个郡和侯国，地域极其广大。
然而，北魏仅仅夺占了最北部的南阳、顺阳两郡，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大州的架子，为了勉强与南朝对等，北魏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将河南、陕西境内与南阳临近的几十个县划过来，凑起一个统八郡四十一县的小荆州，与古荆州一百六十九县相去甚远。
双方如同在政治上互相嘲讽，你我在南方弄一个假雍州来恶心我，我就设一个假荆州来恶心你，南北两个荆州大眼瞪小眼，真可谓奇观。
然而，荆州的混乱远不止于此。
472年，北魏接纳了刘宋边民，设立了东荆州（在今河南泌阳），东西魏分裂后，535年左右，东魏又在今河南汝州设置了北荆州。
这诸多荆州的设立，都指向一个目的：宣示自己才是天下正统，即古代政治伦理中的备职方，国家版图缺失，职方不全，法统正义性就不充分。
这八个兖州的乱象，是侨置州郡导致的行政区划混乱的缩影，直到北周、隋相继消灭了在荆州立国的萧梁政权和北齐，这些荆州才最终回归真正的荆州所在。
与南朝不同，北方流民问题并不突出，侨置郡县更多出于政治考虑。
北方五胡国家设立的侨州侨郡虽然纷乱，但与南朝相比，总体来说侨置的南方州郡，即便混乱，也遵循着一定的原则：要么与南朝隔界相对，比如河南方向的豫州和荆州，山东的青州，江淮之间的北扬州；要么基本按照天下四方的方位，如北朝在河南鲁山设置的广州。
但有些侨州的确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位于敦煌的会稽郡，便是李氏西凉政权所设立的，虽然也有安置从南方迁徙过来的老百姓的考虑，但将会稽置于敦煌，风马牛不相及，也多少带有一些李凉政权对比西域诸胡所立小国的自我标榜意味。
回溯历史，那些在不同时空中漂泊的地名，无不承载着那个动荡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人性的复杂与无奈。
这份历史的印记，不仅挑战着我们的辨识能力，更引发我们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
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历史的洪流裹挟着王朝兴衰，也模糊了地理的界限。
而我们，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唯有保持警醒与思考，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寻找到那条清晰而真实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