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放390名死囚回家过年，约定年后归来行刑，最终回来几人？
南宋史学家王称在《东都事略》中，记载了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有一次，宋太宗赵光义兴致大发，竟向身边的大臣抛出一个略带试探性的问题：诸位，若要我与唐太宗相较，你们认为谁更胜一筹？大臣们仿佛按了谄媚键，立刻争先恐后地奉承道：陛下乃是当世的尧舜之君，与唐太宗相比，简直是凤舞鸡鸣，天壤之别！唯有李昉，却出人意料地保持着沉默。
场上渐渐安静下来，他才缓缓开口，引用了一句白居易的诗句：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这句诗一出，场内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懵了。
这在场中被迎合的氛围中，一句诗作何用意？白居易这句诗出自《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分别指唐武德九年唐太宗赦免三千宫女，以及贞观六年将四百死刑犯放回家过年，约定秋后问斩的两个历史事件。
宋太宗心知李昉的用意，他是暗指自己不如唐太宗贤明啊！然而，他却又不能当众发作，否则就等于坐实自己不够贤明的事实。
于是，他只能无奈地拱手而立，大度地说道：看来，朕确实比不上唐太宗了。
这件事，实在令人唏嘘。
为何唐太宗会突然决意赦免400名死囚，让他们回家过年，还约定秋后归案？他是否担心这些囚犯逃离，祸害人间？最终，这400名死囚又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命运会如何？他们最终是否如期归来？
事情发生在贞观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此时正值唐朝例行处决死囚的秋冬时节。
唐朝律法严苛，实行五覆奏、三覆奏的制度，力求公正无误。
每年冬至后，皇帝与大臣们会重新审查囚犯的案卷，做出最终的判决。
这日，李世民亲自审阅了许多囚犯的卷宗，以防出现冤案。
那些罪行较轻的囚犯，得到了宽宥，轮到死刑犯时，气氛骤然凝重：囚犯们明白，凛冬时节，正是行刑之日，只要李世民问完话，很可能就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他们面如土色，眼中充满了绝望，既知道罪孽深重无法逃脱，又期盼能在死前与家人告别。
李世民看着他们，心中五味杂陈。
他明白，这些囚犯也是人，也有家庭，有亲人，尤其在即将到来的新年，他们也许比任何人都渴望与家人团聚。
这个春节，你们是不是都特别想念家？囚犯们听到这话，有的眼中泛起泪光，有的默默地点了头。
李世民继续说道：朕想给你们一个机会，一个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机会。
朕会暂时释放你们，让你们回家过年，与家人吃一顿团圆饭，看看那些你们思念的面孔。
囚犯们闻言，都愣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李世民。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重获自由。
李世民严肃地说道：但是，你们必须承诺一件事：过完年后，你们必须如期返回这里，接受你们应有的惩罚。
这是朕对你们的信任，也是对你们家人的恩赐。
有人忍不住质疑：皇上，这样做会不会有风险？万一他们逃跑怎么办？李世民微微一笑，神情自若：朕相信人性的力量。
如果他们能够信守承诺，如期归来，那就说明他们还有救；如果他们选择逃跑，那也只能说明他们罪无可恕。
史书记载：（贞观）六年（十二月），（帝）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二年约定的时间到了，那三百九十名死囚竟然全部按照约定，主动回到了官府报到！这一举动不仅出乎意料，也深深触动了李世民。
他下令将这些死囚带入京城，按照约定集结。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死刑犯在解除监禁后，没有士兵押解的情况下，竟然自发地来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选择逃散。
这一幕让唐太宗深感震撼，他由衷地感慨这些囚犯对法律的尊重和对信用的坚守，认为这是他们内心深处对正义和秩序的渴望。
最终，他决定赦免这些死囚的罪行，给予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然而，我始终觉得，这件事实在有些离谱。
李世民释放普通囚犯，尚可视为他仁厚爱民的表现，但一口气释放三百九十名死刑犯，就显得过于不同寻常了。
这场看似死囚们自觉遵守法律的戏码，更像是一出精心策划的舞台剧，从开端到落幕，每一个环节都透着刻意为之的气息。
虽然或许有个别囚犯在经历生死边缘后，真的有所悔悟，但三百九十名死刑犯全部如此，这真的符合常理吗？这背后必然存在着更大的驱动力，而这个驱动力，也并不难以推测：李世民很可能早已向他们许诺了某种承诺，只要他们配合完成这场纵囚归狱的表演，就能换取他们渴望已久的自由。
然而，问题又来了，李世民何必费尽周折这么做？将一群死刑犯放回社会，难道他就不担心对社会治安造成不可估量的冲击吗？这其中必然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和动机，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德，还是为了掩盖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每个人的行为，无论大小，都是这条河流中的一滴水，看似孤立的事件和人物，实则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全貌。
在看待历史时，我们不能只关注某个孤立的事件，而应该将其置于整个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其本质和意义。
就拿李世民放三百九十名死囚回家过年这件事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场充满人性化的法外施恩，更折射出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贞观四年时，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仅有二十九人，到了贞观六年，在唐朝并未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却在短短两年内激增了十几倍，达到了三百九十人。
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这与贞观五年发生的一件事密切相关：当时，御史权万纪弹劾大理丞张蕴古因徇私而轻判了一名因精神疾病而胡言乱语的犯人，李世民大怒，将其斩首于东市。
这件事对唐朝的司法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此后，地方官员在审核案件时变得异常谨慎，甚至在量刑时也倾向于更重的判决。
这或许也是造成当年死刑犯数量暴增的重要原因。
你看张蕴古因为判刑太轻被斩了，这不就是陛下在敲打我们，嫌弃我们平时判刑太轻了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
如此下去，民怨沸腾。
李世民精心营造的德政形象岂不是要毁于一旦？政府的公信力也会直线下降。
面对民众的质疑，李世民突发奇想，策划了纵囚归狱的计划。
另一方面，那时的社会正值大赦天下的好时机，李世民便利用此机会，筛选出一批其实罪不至死但被重判的死刑犯，给予他们条件自由——只要配合演出，就能重获自由。
对于那些不配合的，李世民则严厉警告：朕下敕，不首者，死。
这一步玩得漂亮，既巩固了李世民的德政形象，又巧妙地转移了民众对司法不公的注意力。
更值得玩味的是，当新旧《唐书》大肆宣传李世民的纵囚归狱作为德政典范时，李世民本人却在悄悄淡化这件事在民众中的印象。
除了白居易的《七德舞》之外，唐代的史学家们在记录这段历史时，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不提，这恰恰暴露了李世民对这件事并非心怀感激，甚至纵囚归狱的做法也可能与他的施政理念有所冲突。
在《贞观政要·论赦令》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绝不放赦的立场。
实际上，李世民这么做，除了为了缓解冤狱事件的影响，也和他心中那个封禅泰山的梦想紧密相关。
早在贞观五年，赵郡王李孝恭、武则天的老爹武士彟等人就曾多次上书请求封禅泰山，他们对李世民的忠诚简直狂热到令人咋舌。
到贞观六年正月，官员们再次举请封禅。
然而，魏征的反对以及黄河的洪水，让李世民不得不暂时搁置了封禅的计划。
李世民通过纵囚归狱，巧妙地解决了眼前的困境，既没有让民怨沸腾，也没有损害自己的形象。
这不得不说，李世民真是个高超的政治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参考资料：【1】《新唐书·太宗本纪》【2】《新唐书·刑法志》【3】《旧唐书》【4】《册府元龟·帝王部》【5】《太平御览·刑法部·卷八》【6】《文献通考·刑法》【7】《东都事略》【8】陈爽. 纵囚归狱与初唐的德政制造. 历史研究 2(201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