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代宰辅
引言
1433年
1582年
有明一代，其政治制度之最大变革，莫过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制度之废除。
自秦始皇设丞相以来，此职延续千六百年，至明太祖朱元璋而戛然终止。
《明史·职官志》载：“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
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
然而，皇权独揽之下，政务繁剧，皇帝势难独任，遂有内阁之设。
永乐以后，内阁大学士渐参机务；仁宣之际，阁权日重；天顺以降，首辅之制渐成。
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赵翼《廿二史札记》论曰：“然同在内阁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
”
纵观明朝276年，内阁首辅之位更迭颇为频繁。
其于政务之举措、朝局之兴衰、邦国之治乱，皆与明朝国运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今据《明史·宰辅年表》及相关人物传记，参以《明实录》《嘉靖以来首辅传》等文献，按皇帝在位先后，详列明代历任宰辅如下。
一、洪武年间：丞相制度的存废
明初沿袭元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总理政务。
《明史·职官志》载：“明初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管领枢要，率以勋臣领其事。
”然徐达、李文忠等数受命征讨，未尝专理省事；其从容丞弼之任者，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而已。
明代南京图
表一：明初丞相（洪武元年至十三年，1368—1380）
按：杨宪于洪武三年任中书右丞（一说左丞），专权断事，后被诛。
因其官职为”丞”而非”丞相”，中书省左丞、右丞是丞相的副职，地位显要但官阶低于丞相。
故不列入上表。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图谋不轨”罪诛左丞相胡惟庸，随即废除中书省，罢丞相不设，并下旨：“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六部直隶皇帝，皇权达于极盛。
然帝力有限，同年九月设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辅导太子，品秩皆正五品，“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
此即为内阁制度之雏形。
二、永乐至崇祯：内阁首辅制度之确立及其演变历程
明成祖即位后，特选翰林院讲读编修等官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始有”内阁”之称。
然永乐年间，阁臣品秩不过五品，其下不设官署，性质仍属顾问。
仁宗、宣宗时，阁臣以太子经师之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
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内阁权日重。
天顺初年，李贤二度入阁，英宗命其”掌文渊阁事”，加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在内阁地位独尊。
《明实录》首次称其为”首秉国钧”，自此之后，此例循为定例。
学者方志远据此认为，明代首辅之出现，宜定在天顺、成化之际。
嘉靖以后，阁臣班次列于六部之前，首辅权势更盛，“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
然而，内阁所拟定之票拟，终究不得不取决于内监的批红，宰相之权转而归属宦官群体，这可算是明代政治中的一大沉疴痼疾。
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自永乐建阁至崇祯末年，内阁中位居首位者凡87人次，56人。
若自李贤计，则为76人次。
重复出任首辅次数最多者为李时、夏言，各四任；任期最长者为杨士奇，达十九年七月；严嵩两任合计十五年八月，张居正十年，万安十年四月。
明代北京图
以下按皇帝分述历任首辅：
（一）明成祖朱棣（永乐，1402—1424）
成祖于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制度由此确立。
（二）明仁宗朱高炽（洪熙，1424—1425）
仁宗在位仅十月，阁政一仍其旧，杨士奇以华盖殿大学士居首。
（三）明宣宗朱瞻基（宣德，1425—1435）
宣宗朝无新任首辅，杨士奇继续居首，与杨荣、杨溥并称”三杨”，开仁宣之治。
（四）明英宗朱祁镇（正统，1435—1449）
正统初期内阁完全主导朝政，“三杨”凭借丰富的执政经验稳定朝局，推动明朝延续了仁宣之治的发展势头。
随着英宗成年亲政，王振依托皇权逐步扩张势力，开始干预内阁政务决策，内阁的独立施政空间被不断挤压。
正统十四年，首辅曹鼐在土木堡之变中随英宗出征遇难，内阁核心班底遭遇毁灭性打击，正统朝的内阁鼎盛局面彻底终结。
（五）明代宗朱祁钰（景泰，1449—1457）
代宗朝无新任首辅，陈循继续居首。
景泰年间，阁臣议政票旨皆在文渊阁，陈循地位特殊，然六部分权、直属皇帝之祖制仍得坚持，兵部尚书于谦之信任尤超过阁臣。
（六）明英宗朱祁镇（天顺，1457—1464）
天顺年间首次正式出现“首辅”的明确身份定位，标志着明代内阁制度走向成熟，不过此时首辅尚未拥有绝对的一言九鼎的权威，李贤曾就文渊阁主座设置问题与次辅彭时发生名分争议，最终未能如愿。
经历夺门之变的动荡后，内阁在李贤的主持下快速恢复政务运转，有效制衡了石亨、曹吉祥等夺门武人集团的势力，帮助天顺朝逐步稳定了土木之变后的混乱朝局。
明英宗经历两次在位的波折后，对内阁的信任度明显提升，将大量核心政务交由内阁处理，为后续成化朝内阁完全成为宰辅机构打下了基础。
（七）明宪宗朱见深（成化，1464—1487）
成化时期，内阁基本取代了昔日中书省的功能，正式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机构。
内阁阁臣普遍兼任六部尚书衔，掌握了实际行政决策权。
这一时期票拟制度完全成熟，全国奏章先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草拟处理意见，最终经批红下发执行，这套政务流程成为此后明朝的固定运作模式。
（八）明孝宗朱祐樘（弘治，1487—1505）
明孝宗对内阁采取“平衡并重”策略，同时信用马文升、王恕等部臣，形成良性的阁部互动格局。
弘治六年爆发“阁部之争”，孝宗支持内阁首辅丘濬，罢黜吏部尚书王恕，此后“内阁首辅等同于宰相”成为朝野共识，内阁地位进一步提升。
（九）明武宗朱厚照（正德，1505—1521）
正德年间，内阁已掌控票拟军国大事、保荐大臣、提督军务等核心权力。
彼时，各镇总兵官的调遣事宜，需附署首辅签名方可生效。
由此，内阁形成了对六部的垂直领导。
朱厚照通过扶持“八虎”宦官势力、设立豹房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分化内阁权力，一度让内阁处于被架空的状态，但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内阁的政务处理功能。
（十）明世宗朱厚熜（嘉靖，1521—1566）
嘉靖一朝，首辅更迭最为频繁，先后凡十六人。
嘉靖帝为强化皇权控制、提高决策效率，有意突出首席阁臣地位，在谕旨中正式使用“首辅”之称，并默许甚至授权其独掌票拟（如张璁、夏言时期），使“首辅主稿、余臣附署”成为固定运作模式。
嘉靖时期先后有杨廷和、张璁（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等多位代表性首辅登台，其中严嵩专擅朝政二十余年，是明代首个长期掌控内阁大权的权臣，这一阶段对首辅之位的激烈争夺，也成为嘉靖朝朝堂斗争的主线。
（十一）明穆宗朱载垕（隆庆，1566—1572）
明穆宗秉持“无为而治”的思路，将朝政大权几乎全部下放给内阁，不刻意干预阁臣的施政决策，给了阁臣极大的施展空间。
这一时期内阁首辅、次辅的界限严格，首辅独掌票拟权，次辅难以与之抗衡，阁权达到了明代中期的高峰。
但阁臣之间权力倾轧频繁，徐阶斗高拱、高拱逐徐阶、高张二人后期反目，门户之争的苗头逐渐显现。
（十二）明神宗朱翊钧（万历，1572—1620）
万历年间，首辅共计有十一人。
其中，张居正执掌政务达十年之久，堪称明代权势最为煊赫之首辅。
万历用两年时间清算其势力、收回全部大权，通过压制内阁避免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
万历中后期，皇帝长久疏于上朝理政，大量奏章留中不发，内阁呈递之谏言近乎得不到回应，进谏之权遭大幅削弱。
然而，即便皇帝长期怠于政务，凭借已然成熟的内阁制度，明朝朝政仍可维持基本运转，未即刻陷入崩溃之境。
至后期，内阁人员长期空缺，诸多重要职位大量缺员，致使基本政务维持亦困难重重。
这一阶段党争逐步兴起，沈一贯主政时期，阁臣之间的地域派系斗争公开化，为晚明激烈的党争埋下了隐患。
（十三）明光宗朱常洛（泰昌，1620）
光宗在位时间极短，内阁的核心职能是完成从万历朝到天启朝的权力交接，为后续明熹宗的统治搭建起基础的政务框架。
（十四）明熹宗朱由校（天启，1620—1627）
天启年间，内阁从原本制衡皇权、司礼监的核心政务机构，彻底沦为魏忠贤的附庸，票拟权被魏党完全操控，阁臣多靠谄媚魏忠贤上位，内阁完全失去独立施政的能力，被讥讽称作“魏家阁老”。
内阁的不作为，直接加速了明朝的衰败进程，为崇祯朝的乱局埋下了深重隐患。
（十五）明思宗朱由检（崇祯，1627—1644）
崇祯一朝十七年，首辅更迭凡十九人，为明代之最。
崇祯生性多疑，对阁臣极度不信任，频繁以诛杀、流放的方式处置阁臣，19位首辅中多数未得善终。
内阁选拔不再遵循此前的常规流程，崇祯通过“枚卜”等随机方式选任阁臣，选拔标准混乱，大量能力不足的官员进入内阁。
内阁全然沦为崇祯帝个人意志的执行工具，难以对皇权形成有效制衡与约束。
与此同时，党争持续激化，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局势之下，最终彻底丧失了挽救明朝于危亡的能力。
三、结语
综观明代宰辅制度之演变，实为一部皇权与相权博弈之历史。
洪武废相，皇权独尊，然政务繁剧，不得不设内阁以资辅弼。
永乐以降，阁臣渐参机务；仁宣之际，三杨辅政，阁权始重；天顺以后，李贤”首秉国钧”，首辅之制得到确立。
嘉靖以降，阁臣班次列于六部之前，首辅俨然真宰相。
然终明之世，内阁大学士品秩不过正五品，其权非来自制度，而来自皇帝之信任与授权。
钱穆先生论曰：“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
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
”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正坐此”权臣”之议。
又，明代首辅之权，终受制于司礼监之批红。
赵翼论曰：“案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虽首辅亦仰其鼻息也。
究而论之，总由于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
”自万历以降，皇帝疏怠政务，阁臣仅能凭借文字与皇帝沟通联络，君臣长久难以谋面。
至天启年间，阉党擅权专政，阁臣竟沦为“魏家阁老”，尊严尽失。
迄于崇祯末年，首辅之位更迭频繁，如走马灯一般，十七年间，更替者凡十九人，终致国家覆灭。
魏藻德身为末代首辅，于明朝覆亡之际屈膝降贼，后亦遭诛杀之祸。
至此，明代宰辅制度宣告终结。
纪昀等《钦定历代职官表》论明代大学士曰：“惟是大学士委寄虽隆，而终明世，秩止正五品，故其官仍以尚书为重。
”此一语道破明代内阁首辅之本质：虽有宰相之实，终无宰相之名；虽居百僚之上，终为皇权之附庸。
此乃明代政治制度之显著特色，亦为洞察其利弊得失之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