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曾是清朝领土，清朝刚灭亡时，外蒙古在干什么？

1911年的武昌首义，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清王朝，也点燃了中国北疆的分裂之火。

然而，那在血色中挣扎的革命党人，却对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深感无力。

那道象征希望的曙光，似乎还未照亮中国的长夜，更未能触及遥远的外蒙古。

武昌起义的爆发，如同涟漪般，迅速席卷全国。

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试图与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划清界限。

这场独立的浪潮，也无意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了一个沉睡已久的危机——外蒙古的独立。

可以说，随着清王朝的最终覆灭，外蒙古的独立，就像一条奔腾的洪流，不可阻挡地滚滚向前。

外蒙古，对于许多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人们常常误以为外蒙古是指远离内地的外面蒙古，而将内蒙古理解为内部蒙古。

这种简单的字面理解，暴露了对这段历史缺乏深入了解。

追溯外蒙古的历史，我们不得不回到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时刻。

蒙元残余势力北上逃窜，在广袤的草原上苟延残喘。

明与北元之间的对抗持续不断，曾经雄踞天下的黄金家族，也渐渐走向衰落。

然而，在乱世中，总有强者崛起。

察哈尔部落便是其中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丹汗的崛起，为当时正处在对峙阶段的明与后金带来了重要的战略价值。

谁能掌握草原，就能掌握胜利的天平。

可惜，历史女神并未眷顾大明。

1635年3月，皇太极下令，派遣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等将领率军三次远征察哈尔。

林丹汗兵败而逃，途中不幸病逝。

他的儿子额哲，则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选择出降，将漠南蒙古奉献给后金，换取了自身及部族的生存。

额哲是个精明能干的统治者，他不仅归降，还积极联络漠南蒙古的其他部落，尊奉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汗，由此奠定了清朝皇帝对蒙古统治的合法性。

察哈尔部也因此成为清朝皇帝的直属近卫军，被排除在外藩蒙古之外，被称为内属蒙古。

而其他的外藩蒙古，则分别由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执政，直到康熙时期才正式成为清政府的盟友。

外札萨克蒙古的统治时间相对较晚，因此其自主性也更强。

清朝在当地的统治，往往需要借助当地有影响力的势力。

一旦清朝国力衰弱，这些势力自然会蠢蠢欲动，尤其当他们看到贪婪的沙俄正在大肆蚕食中国北方领土之时。

蒙古草原的文化，向来崇尚强者，唯有力量才能赢得尊重。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衰弱的清政府对蒙古的控制，终究只是时间问题。

更可怕的是，清朝北方的邻居沙俄，其对外领土的野心，在世界范围内都臭名昭著。

控制蒙古，进而实现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对沙俄而言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

1911年8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响彻天宇。

仅仅三个月后，以察克都尔扎布为首的临时总理喀尔喀事务衙门便在库伦成立。

他们迅速行动，推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额真汗，意为多人公举之日光皇帝，摆出了要独立建国的架势。

这根本就是在无视仍旧坚守在北京的宣统帝，不再遮遮掩掩，大张旗鼓地宣告外蒙古独立。

然而，清朝政府在当地的官员依然存在，外蒙古也不敢贸然激化矛盾。

因此，在宣告独立的同时，库伦方面随即向清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发出逐客令，要求他带着一众官员离开。

外蒙古之所以如此高调，与沙俄的支持密不可分。

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恩等人，虽然心有反抗，但北京朝廷正忙于与南方的革命军交战，根本无暇顾及外蒙古的动静，更无力出兵平定。

最终，由俄罗斯帝国领事出面，强行将奎芳护送回内地。

除了这一场高调的宣告，还有一场流血的冲突。

当时的外蒙古，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疑是俄罗斯帝国。

1912年5月，库伦独立军长达五千多人，悍然进攻科布多。

而当地清政府势力，加上不能战斗的人员，加起来也仅有七百余人，这场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最终只能被俄军押解回内地。

至此，外蒙古的领土，几乎全部落入博克多政权的囊中。

然而，沙俄帮助外蒙古独立，并非出于无私的善意，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觊觎当地丰富的资源。

不久之后，外蒙古不得不屈服于沙俄的胁迫，签署了《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矿产、铁路、通商等方面的特权，拱手让予沙俄。

就在外蒙古高呼独立的时刻，南方的北京城里，袁世凯已经暗中夺取了革命果实。

虽然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了，但中国整体政治局势在袁世凯称帝前仍然相对稳定。

袁世凯深谙权力之道，他明白如果外蒙古落入沙俄手中，那么北京的北洋政府就将置于沙俄的刀尖之上。

但问题在于，北洋军虽然能够镇压国内的革命党人，但与沙俄交战，却显得捉襟见肘。

因此，他决定先礼后兵。

袁世凯先表面上对外交蒙进行礼仪性的安抚，表明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体面。

暗地里，他则加紧军事准备。

更令人欣喜的是，库伦政府内部还囚禁着一些反对外蒙独立的异议人士，这表明袁世凯的用兵，得到了当地内应的支持，用兵后的统治也会相对稳定。

然而，就在袁世凯政府刚有所动作时，精明的沙俄立即派遣三个连占领了科布多城，彻底打乱了袁世凯收复外蒙古的计划。

虽然沙俄实质上获得了利益，但又不敢公开支持外蒙古的独立，以免打破列强在中国势力的微妙平衡，引来其他列强的反击。

因此，沙俄采取了一种舍名求实的策略。

在军事上，他们禁止中国在蒙古驻扎军队；在经济上，禁止中国向蒙古移民；在政治上，禁止中国在外蒙古设置行政机构。

沙俄只允许中国保留外蒙古的宗主国名号。

然而，让沙俄始料未及的是，一战爆发后，俄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败，形势急转直下。

在这种危急关头，沙俄迫于无奈，于1915年6月7日，逼着北洋政府在恰克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协约》，进一步巩固了其对蒙古的控制。

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更是将外蒙古推向了新的漩涡。

俄国内乱，白军将外蒙古视为翻盘的重要根据地。

苏俄红军试图彻底剿灭白匪，但自身也面临着各种危机，无力有效控制外蒙古，只能邀请北京政府派兵进驻。

徐树铮早在1917年就做好了兵力部署，1918年11月一战结束时，俄国内部红军和白军正激烈交战。

徐树铮抓住历史机遇，1919年10月在多伦誓师，亲率大军挺进多伦，击溃了原沙俄在外蒙的驻军。

1919年11月17日，望着库伦城外徐树铮黑压压的军队，外蒙上层意识到，投降是唯一的选择。

他们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将蒙古全境归还中国。

徐世昌抓住良机，22日便批准了外蒙的请求。

然而，仅仅一年后，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被迫在外蒙古只留下少量兵力。

1921年2月，沙俄白军卷土重来，率数万骑兵侵入外蒙，迅速击溃了中国驻军。

3月13日，外蒙古再次宣布脱离中国。

然而，此时的中国依然深陷军阀混战之中，即使短暂的北伐胜利，也未能阻止蒋介石围剿中国红军，更遑论有力量干预外蒙古的独立。

外蒙古的独立，是一场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事件。

它不仅是中国领土的丧失，更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缩影。

我们只能为这段历史感到惋惜，并从中汲取教训，警醒后人，以史为鉴，砥砺前行。

从清朝的覆灭开始，外蒙古便走上了离开中国的道路。

外蒙古的独立，是历史的悲歌，是权力的角逐，是文化与信仰的冲突。

今人只能叹息其背后的推手过于强大，以及那段黑暗的历史所留下的深刻伤痕。

政治上，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在北方没有一个能够长久平定外蒙古独立势力、且拥有足够影响力的政权。

经济上，外蒙古同近代所有亚洲国家与地区一样，长期处于被帝国主义掠夺与欺压的境地，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客观上为外蒙古独立势力提供了政治上的土壤。

国际局势上，自辛亥革命以来，相对于战火纷飞的中国内地，即使是日渐衰落的沙俄政权，也能在蒙古草原上输出足够的影响力；而后来的苏联，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至于其他列强，他们在中国危难之际，要么趁火打劫，要么袖手旁观，绝无援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