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何以“兵威不振”？
《宋朝军制》
王曾瑜著
商务印书馆
2026年6月出版
宋朝何以“兵威不振”？
王曾瑜
自古迄今，军事能力一是指实力，二是指实力的运用。
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
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
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
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但因“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等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
由于宋太祖以武将“黄袍加身”的来历，宋朝“守内”的第一要旨就是猜忌和防范武将。
宋朝维持着超越前代的大规模常备军，冗兵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严重的社会痼疾，而其军制却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的地位和素质，削弱其指挥权限和主动性、灵活性，牺牲军事效能为特征。
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方针指导下，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
宋朝军事能力软弱的原因十分复杂。
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而在各次具体的战争和战役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又是变化多端的。
前面介绍宋军的种种弱点和弊病，如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营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如此等等，都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猜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当然也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而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特别是像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宋朝还没有战略、战术、积极防御、消极防御等现代军事词汇，事实上也从未制定过明确的一贯的战略方针。
然而依据军事史的史实，则宋朝的传统战略，仍然大致可用“消极防御”四字加以概括。
消极防御也和将从中御一样，事实上是对武夫疑忌和提防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特别是让有才能的良将统一指挥，主动歼击敌军。
《大驾卤簿图》 [北宋]佚名 绘
消极防御大体也只能追溯到宋太宗时。
因为宋太祖亲自部署或指挥的重大战役，都是进攻战，而且除了亲征北汉失败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战役，当时并不存在消极防御的问题。
自宋太宗亲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大败后，面对辽军的不断进攻，消极防御的战略便逐渐形成了。
宋廷不是设法如何集中军力、聚歼进攻的辽军，而只是开挖塘泊、兴置稻田，以阻遏辽朝骑兵的奔冲，“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
待到辽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
在不少战役中，“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侔，亦败亡相继”。
对于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连一些文臣也相继提出批评。
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
王禹偁也指出“兵势患在不合”。
可是无论是宋太宗还是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分兵。
甚至像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辽，也兵分三路，并完全由身居开封的宋太宗决定三军进止，结果自然大败亏输。
西夏国土小，人口少，财力不足，本来完全不足以与北宋抗衡。
正如王安石所说：“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
”这也是实行消极防御的后果。
宋仁宗时，“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本可与西夏一决雌雄，可是宋廷却分兵四路，分命四个文臣主持军务，不相统一，“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
西夏方面却是“忽尔点集，并攻一路”，“动号十馀万人”。
一方面是集中的骑兵，另一方面却是分散的步兵，“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
由于宋廷笨拙的军事部署，使宋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变成了在战役上的劣势。
“官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连战而连负。
故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
”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保持了一百二十年休兵的状态，而宋夏之间却时战时和，停停打打。
对西夏的战争，宋仁宗时是屡战屡败，宋神宗时是败多胜少，失败的基本原因都在于分兵。
宋哲宗和宋徽宗时，由于摸熟了西夏军的脾性，在战略和战术上稍有改进，即使宋军的素质并无什么变化，也存在种种弱点，却能居于胜势，使西夏败而求饶。
在北、南宋之交，金军击破腐败的宋军，势如摧枯拉朽，自不待言。
但后来由于抗金将士的努力，宋军军士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超过金军。
如吴玠指挥的和尚原与仙人关之战、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和颍昌之战，都能以少破众，便是明证。
但宋军终于不能战胜金军，除了宋高宗和秦桧决意降金求和之外，宋军不能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而各支宋军又不能协同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弱点。
宋高宗并非不懂“兵家之事，势合则雄”的道理，他曾一度心血来潮，破例地委任岳飞节制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然而经张浚和秦桧劝说之后，又旋即收回成命。
他害怕岳飞兵多势雄，立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而宁愿兵分势弱，牺牲军事胜利。
从当时具体的战役看，绍兴六年（1136）春季韩世忠攻淮阳军，秋季岳飞突击伊洛，都是孤军独进，而吴玠、张俊、刘光世等军却按兵不动。
绍兴十年（1140），岳家军孤军深入，进逼开封外围之时，张俊却从亳州撤兵，刘锜也在顺昌驻守不进。
绍兴十一年（1141），金军主力突入淮西，宋廷临时调动张俊、杨沂中、刘锜、韩世忠和岳飞五支大军应战。
忌功害能的张俊在柘臯战胜后，急忙通报岳飞，说金军已退，前途乏粮，制止他进兵。
不料金军转攻濠州，并在攻破州城后，以逸待劳，分别击败前来救援的张俊、韩世忠等军，待到岳飞率兵赶来，又退遁淮北。
这些都是各军互不协同、影响战局的实例。
相形之下，金军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无疑是一个战略上的优势。
《中兴四将图》[南宋]刘松年 绘
宋孝宗即位之初，集结大军北伐，却分命李显忠和邵宏渊两将指挥。
结果在两将不和、战事不利的情势下，“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奔溃”，使南宋丧失了继续与金军周旋的能力。
这同样也是指挥不统一的恶果。
南宋前期和中期，先后分成包括三衙在内的十三支屯驻大兵，分屯长江沿岸和四川，守内虚外，也同样体现了消极防御的方针。
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也大体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
吴潜曾批评当时的防御说，“不知兵而好分”，“不能择要地而聚大兵，不过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蚁列，皆不成军，欲使沿淮沿汉千里之地，寸寸而守，得乎？”上官涣也说：“嘉定以来，州县往往增筑城壁，自谓备御密于先朝，而不知备多力分，反贻后患。
”
由于传统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步兵为主的兵种构成，宋军往往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将领大多不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少有远程奔袭、机动作战、出奇制胜的战例。
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却仍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
这也是自宋太宗以来“兵威不振”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王曾瑜《宋朝军制》，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版，第607—608、613-614、614—618页。
题目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