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马，宋朝究竟有多努力？

题图：宋·李公麒《摹韦偃牧放图卷》

近日， 《耗尽天府：茶马之路与宋朝的兴亡》一书由光启书局出版。

该书是 美国汉学家、《剑桥中国宋代史》主编史乐民的唯一一部专著，讲述了宋朝茶马之路的兴衰，及其与宋朝国运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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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刘云军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从事宋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本书是“海路与陆路”丛书的最新一种。

下文系本书中文版序言，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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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与马重读宋史

来源 | 光启书局

光启书局惠予青睐，为拙作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推出中文版，深感荣幸。

译者刘云军与编辑肖峰先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借这篇简短的序文，我希望向读者说明当年我为何会关注这一题目，以此作为中文版的引介。

本书最初出版于1991年，是我博士论文的修订本。

论文在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指导下完成，并于1983年提交给宾夕法尼亚大学。

彼时，我深受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斯· 韦伯所开创的研究方向。

对我而言，这种理论取向主要体现为两层关怀：其一，利用中国关于官僚制度的异常丰富的史料，检验并质疑当时西方学界关于“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之独特性”的既有观念；其二，以对现代制度（尤其是西方制度）的研究来反观与阐明中国历史的关键特征。

我最初在探讨宋代东南茶叶专卖制度及其诱导商人北运军粮的茶引制度时，偶然发现了大量关于决策者、官僚、茶农、商人之间互动的史料。

正是这些材料，引导我将博士论文的主题确立为川陕茶马互市，它后来发展成本书的研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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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初期曾向一位著名的宋代理学史家介绍自己的计划。

他认为我的题目——本质上是一个官僚机构的“传记”——似乎过于狭窄。

然而，对像我这样倾向于社会学分析的学生而言，四川茶马司（简称“茶马司”，又称“都大提举茶马司”）却正是观察强势官僚国家如何影响活跃商业经济的绝佳案例。

首先，它在1074年的设立，标志着四川茶业——与东南茶业不同——首次被纳入国家专卖，因此构成了表现“行动”（国家控制）与“反应”（四川茶业变迁）的生动案例。

其次，茶马司的史料延续至13世纪初，使研究者能够追踪较长时段内四川茶业、陕西马市与茶马司权力的演变。

同样重要的是，茶马司充分体现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如其1059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所述并在“新法”中付诸实施——的核心特征。

尤为关键的是，王安石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都提举市易司等新机构，以绕开积弊深重、循规蹈矩的旧官僚体系，加速推行改革。

为了确保目标贯彻，他特意任用出身低微却才具出众的能员，赋予其较长任期，让其得以自选属吏、自由试验，以达成新法目标。

借鉴王安石本人（在1059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以及现代政治学家尤金· 刘易斯（Eugene Lewis, 1940—2024）与詹姆斯· D.汤普森（James D. Thompson, 1920—1973）的分析，我将这一整套组织特征称为“官僚企业家精神”（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茶马司的提举官可谓官僚企业家的典范。

从1074年建司至1085年神宗去世，其最具变革性的提举官任期多在63至135个月之间，远超为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而给官员设定的通常三年任期。

提举官的任务是以四川茶换取西北新拓殖区熙河路的吐蕃良马，更要紧的是销售茶叶以筹措对西夏战争所需军费。

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在四川境内实行茶叶专买，在陕西境内实行茶叶专卖，完全排除东南茶叶进入川陕市场。

在其广阔辖区内，提举官不仅能任命自己的属吏，还能委派参与茶叶生产、运输、销售的县令，并以丰厚的金钱与仕途激励，使其辖下所有相关官员积极买卖茶叶及四川其他物产，以产生新法时期政府迫切需求的现金盈余。

茶马司的企业家式风格，在其向茶市官吏颁布的告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务令买卖通快，无致防滞钱本。

”

官僚企业家的权力，完全取决于其所服务国家的意志。

近期，我有幸拜读邓小南教授关于宋代用人制度的著作的英文译本，其研究凸显了茶马司在神宗时期所享有的异常广泛的权力与高度自主。

邓教授指出，宋代的选任、考核、升迁等程序被分散在多个相互牵制的机构，以“分散—制衡”的方式巩固中央集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法时期的朝廷允许茶马司在几乎无制衡的情况下扩张其“官僚帝国”，只要它持续产出充足的财政收入，并提供数量足够的吐蕃良马。

然而，茶马司兑现这些期待的能力逐渐为外部力量所削弱：其一是1103年东南茶专卖的复兴，其二是1127年金人夺取华北，导致茶马司丧失茶叶销售与马匹购入的关键区域。

南宋时期，茶叶严重贬值，茶马司为完成财政额度，不得不向贫苦茶农不断加压，而处于供方优势地位的马匹供应者也越来越倾向以银与绢代替茶叶作为交换对象。

随着茶马司在财政与马政上的成效下降，南宋朝廷逐步拆解其昔日庞大的体系，剥夺其企业家式权限。

13世纪初，茶马司已沦为一个普通的地方机构，如同其他官府一样被纳入层层制衡之中。

读者可能注意到，我的书并不太引用大陆学者的研究。

这是因为在我的写作与研究时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中美学术交流仍不十分频繁。

然而，这本书出版后，我随之转向若干相关课题，恰能从80年代末繁荣的学术交流中获益。

1987—1988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与陈世松教授合作研究蒙古南下导致四川士人南徙的历史，这加深了我对四川历史的兴趣。

90年代中期，我关于神宗、王安石与新法的研究直接受益于王曾瑜教授的指教，以及邓广铭、梁庚尧、李华瑞等多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的成果。

另一个由这本书衍生的研究方向，是我对宋代战争政治的进一步关注。

迄今我仍以此为业，并蒙王曾瑜教授以及黄宽重、陈峰、方震华、何冠环诸位资深学者的指点。

此外，中国新一代研究宋及其邻国的青年学者不断涌现，我也有幸在期刊中阅读乃至在《宋元研究》（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中编辑他们的成果。

今日这种学术交流的繁盛，与我写作本书时的相互隔阂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今，承蒙光启书局及译者刘云军之力，这本书得以进入这一持续流动的学术交流大河之中。

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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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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